文化自白书-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关健的是我们的群众的规划意识,对住宅的环境意识都增强了。“为了阳光、百姓告状”的事时有发生。人们越来越注意保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兰州的规划局长就成了被告。他先批准建一栋住宅,然后离住宅不到十米的地方又批了一栋综合楼,综合楼起了两层居民不干了。说是遮当了阳光。联名告状。这是一种进步。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城市建设问题很多亟待解决
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由于体制的原因出现了很多混乱的情况。首先是违法建设,违法用地数量很多,屡尽不止。简直可以称得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据不完全统计九十年代以来,全国有2亿5千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北京市有730万平方米。在50年大庆时加强了治理力度,拆除了430万平方米,广州拆了230万平方米、上海拆了100多万平方米。贵阳有一个违法建筑盖到城市主干道上面了。后来坚决拆除了解。损失2000多万元人民币,真让人心疼呀!西部贵州有多少贫困人口呀!把2000万元的房子拆了,你说老百姓骂不骂呀?可是不拆不行呀!不拆整个城市建设布局就乱了。
现在最难治理的是城乡结合部,我们称之为市区边缘部。这些地区有大批农民盖的违法建筑,这些房子租给外地来打工的,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藏污纳垢,成了犯罪分子藏身的地方。打架的斗欧的,吸毒的,卖淫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们称之为“市区边缘溃症”。有些基层组织和企业之间有利益关系,去治里的时候交点罚款就算过去了,违法建筑就算合法了。利益趋动使一些基层政权组织不舍得下大力度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听说北京已把一些街道区办工业和政府脱钩了。
还有就是开发区的问题比较严重。开发区布局松散,用地浪废。全国有四千多个开发区,有一半以上都是随意搞的,有的镇上也在搞什么开发区。
大城市的中心区建筑密度过高也是一个问题。东方广场做为国庆的成就向世人展示,猛一看是挺气派的。但是从规划的角度讲这是一个不理想的成就。盖得太高太大,它的容积率是8,它超过我们的规划标准2。7倍。现在比原来的还好一点,原来设计的更高、更大,一直从麦当劳到菜市场。我们规划界不断反映,后来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成了一个集装箱,从西往东高一点,高一点,又高一点。这那里是东方广场,这是东方大楼。
还有就是交通不畅。特别是北京,汽车塞车的时候,排放氮氧化物最多,所以叫“交通不畅,环境够呛。”
在北京人们批评最多的就是北京火车站那一片。妇女活动中心,交通部、海关大厦。什么原因呢?交通部、妇联、海关各有各的要求;建筑师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地产商尽可能多赚钱,这些要求交织在一起。这些建筑单独建立一个地方都不错,但盖在一起就要考虑相互关系。形象图出来后别的楼都是虚拟的,以自我为中心,其它楼都是配角。好啦,几个主角都站出来后就显得极不协调。这里面有有长官意志,高科技领导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建筑这种东西哪个领导都敢说话,就是用红的,就是用白的,你敢不听。搞东方广场时,当时的市长陈某人就一迫桌子说,就这样干,不赞成你回家。把我们北京市一个老总心脏病都气出来了,后来死了。因为城市规划没有绝对错和对的问题,只有好与不好的问题,而好与不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好不好只有让大家评价,而大家看到效果后都建成了,可是建成后不好也没办法了,你不能去扒了它。现在我们的市长管得细,连拉圾箱的颜色也管。
另外,我们的小城镇建设比较混乱。发达地区农民有了钱就盖房子,房子盖成什么样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室内大洋全,室外脏乱差,室内绣花鞋,室外穿雨鞋,新人进不去,死人出不来”。怎么样回事呢!就是结婚时新娘车开不进去,死了人连尸体也拉不出来。没规划,没路。在湖北有一个小城镇走了另一个极端,修了一条宽70米的大道,号称“楚天第一大道”。
区域建设也很够呛,长江下游三百多公里的地带有一百多个码头,江阴以下每公里都有一个码头。这都是浪废。有些地方没有水就靠路吃路,沿高速公路两边搞建设,还美其名曰“工业走廊”,“路边经济”。这也许只对那个具体企业有好处,但实际上是降低了交通效率,也不安全。把城市建设拉成条型,各种基础设施都无法跟上,同时也是一种浪废。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我们的家园是花园
如何建设好我们未来的家园,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来讲有几个方面。首先要讲整体美,一个城市的设计是群体形象设计。一个街区,一条路,一个地段都要讲究一种整体美。然后是协调美,北京火车站那一片就属于不协调,所以难看。还有一种真实美,商业可以搞包装,城市不能搞单纯的外部包装,没有功能只是为了好看,这种设计非失败不可,所以要体现一个真实。
最重要的是自然美,要尊重自然,有山有水自然是美的,这是人的天性。北京花这么多钱制理水系就是为了使城市有水的滋润。
还有就是道路,道路是城市规划的骨架。道路合理布局,交通才方便,人们的生存才方便。
另外,要有广场。现在我们的广场建设有点热。有些求大。山车有个小城填,搞了一个广场和天安门差不多,连灯都是用的天安门广场上的那种华灯,显得不伦不类。广场要有绿化,否则人留不住。绿化不等于草坪,绿化是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结合的体系,在城市规划中叫点、线、面的体系。
点就是公园,线就是街道绿化,面是指整个城市。花园在城市中,城市在花园中。要搞草坪,但不能只有草坪。草坪很重要,但是草坪只是绿化的一种。
雕塑是城市一道风景,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比方深圳的“拓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失败的作品,成了雕塑垃圾。北方某城市搞了一个什么“明珠”。有四根不锈钢的柱子把一个不锈钢的球托起来。四周是政府、党委、人大、政协的办公所在地。由于这个城市经济搞得一团糟,老百姓就编着顺口溜骂,叫“四大班子顶个球”。在整个城市经济、文化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搞雕塑适得其反,雕塑是纯艺术化的东西,没有实际的用处,要搞就要是精品,拿出来就能站得住。否则只能遭老百姓骂。要画龙点晴,不能搞雕塑一条街,雕塑公园。我们要建设好我们的家园,搞城市的现代化就要和国际接轨。不能简单地把现代化看成是“高楼大厦,玻璃墨墙,立体交叉,汽车排成队。”要建立指标体系,从各个方面来考核。最终,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家园一定会象我们小时候唱得儿歌那样。
我们的家园象花园。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城市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冯骥才愿意人家称他为“大冯”,据说这是当年他在天津男子篮球队时队友的称呼。那时候冯骥才高大威猛,身手矫健,出任中锋,能象迈克尔·乔丹那样拔地而起,进行空中大扣蓝。当时的天津篮球队可不得了,相当于今天的甲级队,拿冠军。那时候冯骥才刚19岁,大冯这名子便透着激情,显得很体育。如今,冯骥才已60岁了,除了在篮球上的成就外,他已成了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并兼任两本刊物《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的主编。在采访中我问:“你这么多的头衔,你最愿意别人称你什么?”冯骥才一时没回答上来,吭哧了半天说:“还是叫我大冯吧!”望着他那已有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大冯这称呼别人可以,反正我不敢。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称他为“老冯”还可以,又显得不敬,称他为“冯老”,他又不干,那就称他为“冯老师”吧!
我问:“冯老师最近正忙什么呢?”我这纯碎是见面寒暄的问侯没想到却引起了他极大憾慨。冯骥才说:“忙,忙得要命,如果能‘克隆’自己,我恨不能再克隆出两个冯骥才来,一个去画画,一个去写小说,现在的我去进行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最近我有很多的小说灵感,我一直在克制自己,我不但没写小说也没有画画,现在的画都是96年以前画的。在国外搞了几次大的画展之后,从96年开始我把精力都投入到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上了,五年了,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的很艰难,也很苦。对天津的老街和古建筑,五年拍了三万多张照片,请了100多个摄影家,全部都是我自已提供的经费。印成大画册,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挨个送,一人一套,一千三百多块钱一套,写上‘这是你最珍爱的城市’。对城市的保护用了我相当大的精力,我也不知道今后还会用我多少精力,但我会坚持下去。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外的一些建筑师和文化组织的注意,他们主动和我联系,认为我做的事十分重要。我曾看到徐坤写的一篇文章,对我有很大鼓舞,徐坤讲在一个后现代的时期,媒体极为发达,知识分子不一定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
在去年的12月份,天津有一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要拆了,冯骥才为这条老街奔波了三个多月。他先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结果报社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冯骥才的这类文章不能发了,连电视台也接到了这类通知。这时老街却在加紧拆,冯骥才急了通过广播电台在别的节目中,穿插一段继续呼吁。仅有呼吁是不够的,冯骥才觉得应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时,冯骥才想到了邮局,通过邮局发明信片。天津市有三万多邮迷。这条即将被拆的街叫故义街,比北京的大栅阑还早,当年北京的大栅阑都是学的天津的故义街。冯骥才以故义街为画面通过邮局出了一套明信片,共印了两千套,然后在一个广播节目报上登了一个小新闻,说冯骥才将在某日签名售明信片。到签名售明信片之日,冯骥才心里也没有谱,不知有无人来,带了一千套去试试。到现场一看,冯骥才大吃一惊,购明信片的人群顺着马路排成了长龙。
“那天刚好牛群来找我。我对牛群说,牛弟,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咱俩一起签名,你签的快。”
牛群笑眯眯地答应了,两人干了一上午,签了一千三百套。在签之前邮局局长讲话说,愿意和冯先生合作,愿意和文化合作,提高文化品位。冯骥才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把邮局局长装在套里去了,在队伍前大讲保护故义街。冯骥才的讲话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共鸣,明信片售完后,老百姓便在故义街开始贴标语,写着“龙脉不能丢,古街不能拆。”
“我当时成立了几个组,第一组录象,把整条街录下来;第二组拍照,当时拍了几千张照片;第三组专门录音,采访原居民。进行口述实录。”
最后冯骥才连续两次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节目发表谈话,呼吁保护天津故义街。《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冯骥才文章大谈保护城市文化的重要性。这样,天津市政府压力很大,最后开会搞了一个保护性改造方案。
“天津市副市长对我说,大冯这下你该满意了,这回房地产商赔了六千万”。
这个房地产公司叫“万隆”,后来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冯骥才加谦祥义,万隆少了一个亿”。谦祥义是民国初年的建筑,是当时冯骥才呼吁保护的重点对象。北京大栅阑也有谦祥义,只不过是个分店。
“当时我和市领导开玩笑说,你们要保护我,哪天被他们砍了怎么办,好家伙人家少了一个亿呀!后来我和房地产商见了面,气氛还是比较友好。我首先向万隆公司表示敬意,宁愿赔六千万,也要执行保护性改造方案,这是为市城文化保护做了贡献。我还说,这也不是赔了六千万,只不过是少赚了六千万。我开玩笑说,如果计划拆故宫,后来又决定不拆了,你还少赚几百亿呢!”
后来,冯骥才把这件事的全过程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即将出版。冯骥才说:“我认为这件事比我写一部小说还重要,因为它表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关切,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我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什么从城市建筑开始呢?”
冯骥才说:“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建筑是这个民族文化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这比书本形象生动的多,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国多元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中已趋于死亡。这一点从城市建筑中最能体现。我曾做了个试验,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各拍一张照片,然后登在《文汇报》上。我在配文中声明,这三张照片谁要能准确判断出是哪个城市,我发奖。结果没人能分得清。可见我们城市建设已失去了文化特色。”
“现在的拆迁很生猛,一片民居一瞬间就没有了。”我说。
“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在这一点上大陆不如台湾和日本,台湾的一些小区的名字都用的是中国名字;日本人也绝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包括台湾出产的文化品起的都是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字,日本也是。只有我们连农村的理发店也叫‘威尼斯发廓’、叫‘蒙娜丽莎’。最可怕的是农村的小镇上到处是外观西化的小洋楼,尖顶。连农村生产队长贪污点钱也要盖‘别野’(墅)。可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到了克不容缓的地步,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画画,去写小说。”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
冯骥才出名是从文学开始的,虽然他从事绘画的历史要比写小说的历史长得多。在20岁那年冯骥才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冯骥才以小说《啊》走上文坛。这“啊”的一声大喊使他一鸣惊人,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1985年后文坛开始寻根,冯骥才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以一双《三寸金莲》,迷倒了无数读者。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各种作品集五十余种,各种译本三十余种。九十年代初,冯骥才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其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96年以后,冯骥才几乎从文坛和画坛消失了,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走进冯骥才在天津的工作室,就象走进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各种出土文物摆满一屋,坐在那里一下便被五千年的历史包裹了,各种文明的碎片象不落的陨石,在空气中飞翔。关于文化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张者(以下简称张):从96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