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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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做为一个记者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象《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赦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你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杨绛对当年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子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鹤起之时，钱钟书却默默无闻。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那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女人难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报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人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觉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九十岁的她还反应这么快。“那么做为一个学者你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据悉，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去世时将近六十岁了，可是她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河德》……在九十岁高龄的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先生谦虚地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携带只有一岁的女儿回国。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联大。做为妻子我应该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做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问：“你的专业好象和教育无关吧，怎么做了校长了？”
“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
“从资料上看，你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你学习法律的。”
“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广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
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气和地和你交谈着，语言简洁，娓娓动听，脸上的微笑象一缕和煦的阳光，让你觉得很温馨。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的文革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钟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的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共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象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干净，把厕所打扫的一尘不染，连水箱的拉链都致细擦干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来了，她就躲入女厕。这一段经历，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恋清华
“在这一生中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我问。
“我说不出来，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让我得意的事情。”
“那么，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钱钟书，失去了钱瑗，现在剩下我一个人，这当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撑过来了。
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在我的一生中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进清华大学。我的表姐，我的堂姐都是清华大学自送出国的。我在念中学时跳了一级，赶上那一年清华开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来招，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第二年清华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取了两个。我当时真后悔，如果我不跳级肯定也能考取，因为我成绩比她们好”。
过了一年，杨绛决定考插班生，名也报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偏偏在临考试的前几天她的大弟弟病危。做为姐姐的杨绛为了照顾弟弟哪里还能抽出空去考试。不久，杨绛的弟弟去世，在考试的那些天，杨绛却正为弟弟办后事。
我问：“您第一次进清华是什么时候？”
“那是大四的时候，”杨绛说。“我去清华借读。我的朋友为我办的手续，我去借读了半年。这里第一次进清化。然后我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找了个自认为轻松的活，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也算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圆了清华梦。”
考入清华不但圆了杨绛的学业梦，也找到了她的爱情。在清华杨绛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当时钱钟书正读大三。杨绛母亲为此跟自己的女儿开玩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在清华我读了两年，本来照规距清华研究生毕业后要送出国留学。可是当时系里说清华外文系的学生不送。我听到这话后就决定提前毕业和钱先生一同出国。”
“你的处女作也是在清华念书时发的吧？”
“我当时选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课，大考的时候，我就交了一篇文章，叫《收脚印》。朱自清先生推荐给了《文学季刊》发表了。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你当年和钱先生回国后好象是在清华任教吧？”
“我们回国后，钱先生去了西南联大，我当时带着孩子去了上海。解放以后我和钱先生一起成了清华的教授。当时清华有一个老规距，夫妻两个不能同时做正教授，我只有兼任教授。职称是教授，可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不能拿教授的工资。按钟点算，一个钟头只拿几块钱。”
不久，中国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开始，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耳朵嫩，觉得“脱裤子”粗俗，便称之为“洗澡”，相当于“洗脑筋”。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就取材于这个时代。
“当兼职教授很舒服，钱先生他们搞三反整天开会 ，我就躲着不参加。如果是教授开会我说我是家属；要是家属开会我说我是教授。我躲起来可以看很多书，预备功课。所以我写《洗澡》是具体而为的。”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次年钱钟书和杨绛被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北大文学所改隶属中国社科院。杨绛和钱钟书就这样离开了清华。
“我最留恋的地方是清华，可是我再到清华时，清华完全变了。不久前清华送我一个匾，叫‘寿与校同’。清华是1911年成立的，我是1911年出生的。”
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我爱我的祖国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大陆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出国为荣，有些家长在孩子上小学、中学时就送出国了，对这种现象有何评价？”
“出国深造留学我不反对，但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文化根基就出国，出国后就变成外国人了。一被异化了。我不赞成很小就把孩子送出国。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比任何西方文化差。出国留学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但不能丢了文化根基。我十分爱我们的文字，几千年中国的统一靠的就是汉字。你流浪到广东去了，听不懂他们的话，只要用汉字‘告一个地状’，人家就会向你抻出援助之手，你就可以回家。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好处。假如是拼音文字，一个村两头的读音都不一样，发音随着时间也变化。中国地域广大，可能都说同样的语音吗？”
“现在台湾又搞了一套拼音来给汉字注音，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越南和中国以前用同一种文字。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人首先灭了他们的文字，改为拼音。我们出国时在船上碰到一个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说本来我们同用一种文字，现在不同了。那个人姓吴，可是拼音一变就成了“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声音了。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统一全国的保证，因为文字的统一保存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无论成吉思汗还是满清王朝，他们统治中国之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这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现在台湾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汉字现在已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样，那就完了。我们要想统一祖国，统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话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你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你是怎么看得生与死的？你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完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张岱年：直道而行直道而行
做为“当代中国十哲”之一的张岱年先生今年已91岁高龄了。他在27岁便完成了洋洋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继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的第三部极为重要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张岱年的一生可用四个字概括之，曰：“直道而行”。据冯友兰为《张岱年文集》所作序中说，张岱年有个学生爱好篆刻，想送导师一枚闲章，问先生刻什么字好。张岱年说就刻“直道而行”四个字吗！冯友兰闻之感叹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
“直道而行”见孔子《论语》，就是耿直、刚毅、充满正气，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部随风转舵，坚持原则。
张岱年家住北京大学中关园一套十分普通的单元楼里。当我们按响门铃时，心也不由随着门铃声叮叮咚咚地跳得急了。听到有人答应，可是窸窸嗦嗦半天没人开门，正纳闷，门被打开了，一位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由吃了一惊，先生居然亲自为我们开门！在采访张岱年之前曾翻阅过先生学生的一些回忆文章，说家中来客先生必亲自开门相迎。果然如此。先生将我们让进他的书房兼客厅内，我们一下便被满屋的书包围了。书架对书已没有了约束力。四处都是。顺着书架码起一层层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在屋的正中央有一个不大的小圆桌。年代久了，手一按便咯咯作响。这时先生从门厅那边过来了，慢慢地挪着步子，鞋子和水泥地板磨察着发出窸窸嗦嗦的声音。不长的一段路挪了好一会。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等开门等了这么久，那窸窸嗦嗦的声音正是他挪步的声音。我连忙起身去扶他，却见他坚定地向我摆了摆手，嘴里叨口念着，我行，我还行。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