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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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黄苗子时他让我欣赏了他和郁风合作的一幅作品。画是郁风的山水，由黄苗子题书，整幅作品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我说：“书和画在中国美术中合一的，你们一个为书，一个为画，正巧又是一对夫妻，从艺术到生活，你们是如何配合的？”
黄苗子说：“在中国四、五世纪就提到书、画同源。也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一个源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用的都是毛笔，这一点外国人不太一样。工具都是相同的，用笔的方法也通，都是讲线条讲气韵的，用墨、用纸都是一样的，它的来源也通，都是从美的感受出发。中国画是半抽象画，不象西洋画是很工细的。这种半抽象和字的来源一样，汉字象形文字。郁风的早年是画西洋画的，后来受父亲郁华和叔叔郁达夫影响，从西洋画转向中国画。郁风后来觉得中国画表达人的情感更细致。不过郁风的中国画已不是传流意义上的中国画了，从构图到色彩都有了西洋画的特点。我的书法也不同于传统的书法，有自己的风格，也受到了西方及现代的影响。因为一个现代人不可能没有现代的感受。我对现代书法没有反感。”
“也就是说你们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的。”
“是的，但是我们各有各的风格，我画中国画和郁风的完全不同。我多一些传统，她多一些现代。”
“你们俩在事业上是一对很好的合作者，在生活上又是一对夫妻，这就有别于一般传统的中国家庭了。在中国如果先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么妻子肯定要为此牺牲的，而你们一起成功了，你能谈谈其中的诀窍吗？”
“这也没什么诀窍，主要是我们的艺术观点和观念比较一致，这一点是我们结合的基础。我们结婚后她画的多，我画得很少，我是在六十岁之后才完全把心思放在绘画和书法上的。最早我是搞漫画的，三、四十年代我和叶浅予、丁聪在上海一起画漫画。”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郁风？”
“我认识郁风是在漫画俱乐部。当时她也画一些漫画。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多岁，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
“就是说在漫画俱乐部产生了你们的浪漫故事（笑）。”
“（笑）是的。”
“两个搞艺术的生活在一起，日常家庭生活是如何处理的？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你们的家务肯定要自己做，谁做的多？”
“文革之后，我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后，郁风要上班，家务活我干的多，经常买菜做饭的。这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些家务事，她解决不了，只有我解决了。家务活大家分着干干就完了”。
“那么你做饭是不是她就要洗碗（笑）？”
“那不一定，哈哈――有时候她忙，我不能让脏碗老摆在那里不管呀！”
黄苗子的笑十分有感染力。他的笑使昔日的苦难荡然无存。黄苗子和郁风在艺术上互相影响，在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简直是珠联璧合。可是在文革中他们又是互受牵连的一对。在1957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1958年他被发配北大荒去伐木。黄苗子曾笑着打趣说，扛木头我不怕，我个矮，重量压下来先由高个子扛着。黄苗子被划为右派之后，郁风受到了牵连，每一次批判都少不了的，无论怎么革命都逃不脱当过国民党官太太的烙印。文革时，黄苗子和郁风曾坐牢七年，原来只是江清一句话，说郁风是特务。郁风是特务黄苗子当然也受牵连了。
我问：“当时让你们坐牢告诉你们罪状了吗？”
黄苗子又哈哈笑笑，说：“当时有人突然向我宣布，奉命逮捕。我问犯了什么罪，对方回答说你犯了什么罪自己最清楚，你等着吧，绝没有好下场”。
“就这样你被关了7年，一般的受迫害最多是下放到“五七干校”，你却真正坐了牢。”
“直接关进监狱听起来当然严重，但可以少挨一点打，这反而因祸得福。当时我和郁风是一起关进去的，同在一个监狱互相却不知道。”
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黄苗子那颗热爱生活的心都没有变，他总是笑着面对强加给他的苦难，在发配北大荒时，他居然在居住的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把挖来的野花全都培植起来，并用树根木段做了桌椅，大家能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呼吸春天的气息。可是这一切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花园被捣毁，黄苗子受到批斗。
黄苗子说：“在那时候连刑事犯都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政治犯。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才是敌我矛盾”。
“现在说起这些挺滑稽。”
“是呀！现在终于熬过来了，有好多人没熬过来，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呀。我这一生做过苦力，当过囚犯，什么苦都吃了。”
“现在对这段历史你有何感想？”
“没有什么感想，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逃过去，要是没有挨过整才奇怪了。”
“解放的时候为什么不离开大陆呢？”
“刚解放时爱国所以不想离开大陆，当时国民党也太让人失望了，虽然我当时是国民党的官，但我却不愿和国民党走。”
“当时你加入国民党了吗？”
“我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我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做了大官，有花园洋房，上、下班有车接送。”
“你是一个书法家，当时学的也不是财经，怎么在财政部当了官呢？”
“这是因为父亲的关系”。
“当时不愿和国民党走，你不怕吗？”
“当时国共合作，我和一些左翼作家、画家都有来往。象夏衍之类的交往密切。解放时我已到了香港，在这之前地下党早就给我们讲了，不要走可以替党做一些工作。”
“现在看来你留下来吃了不少苦头，后悔吗？”
“这个无所谓啦，连陈毅都被整死了，我们算什么，没什么后悔的。在大陆知识分子倒霉，去台湾的知识分子还不是倒霉。象台敬龙先生他们也一样吃苦，江南还被暗杀了呢，这更加恐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苦难太多，无怨无悔了。”
黄苗子：笑面人生希望活着听悼词
看过黄苗子散文者都知到他曾在70岁时写一篇文章叫《遗嘱》，后来在75岁时又续了一篇，在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个老人对生与死达观的心态。如今黄苗子已近90岁了活得还很健康，对于生死不知他又有何新的参觉。
黄苗子说：“我和几个老朋友象丁聪呀在一起时曾有过议论，我们现在还活着互相做个挽联，写几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互相欣赏一番。也可以互相写个悼词，互相对着念，这比死了之后听不到了会好的多。”
据黄苗子述，他曾和几个朋友也讨论过骨灰的处理方法，有人主张由一位长者主持，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小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同餐，这样可以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倍感亲切。黄苗子认为最好把骨灰拿去喂猪，猪吃肥壮了再喂人，通过往复循环，省得包在饺子里吃的人觉得恶心。
在采访黄苗子时，他说：“死是自然规律，一定要来的，你忧心忡忡，害怕都没有用，还不如顺其自然，能够活多久是多久。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当时正在澳洲，丁聪给我打了一个越洋电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们能够进入21世纪，那真是够本了。”
“你现在快九十岁了，又有高血压，怕死吗？”
“那当然不怕，死是自然现象，你怕也没用。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老年没有什么大病，要是老年生病还不如早点死。”
“你一生本来就十分坎坷了，先是抗战，然后是内战，好不容易解放了又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然后是文革坐了7年牢，该吃的苦已经吃完了，所以晚年时不会让你吃苦了。”
“是呀！要是老年再让我得病那上帝就太不公平了。”
“你和郁风谁大？”
“我比她大三岁”。
“你们身体谁好些？”
“差不多，前几个月她住在医院中，是胃穿孔，现在又好了，出院了。”
“在你们俩个中你是愿意死在前头还是后头？”
“我愿意死在前头，因为死在前头不用给老伴送葬就少一点痛苦，也少一点思念。钱钟书是幸福的，因为他先走了，留下杨绛一个人。一个人最惨的是晚年没有寄托，象杨绛有一肚子学问，她可以完成钱先生未尽的事业，痛苦会少些。文洁若也是一样，萧乾去了之后，她也可以继续写文章，有了寄托，痛苦就少些。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多一些时间工作，还有一堆工作要做。”
黄苗子：笑面人生叶落归根，还是北京好
“你先后在香港，澳大利亚长住过，如今，终于又回到了北京，今后你还准备飞来飞去吗？”
“以后我不准备再飞了，将一直住在北京。”
“你在全世界走了很多地方，在澳大利亚住了七年，是什么原因使你在近九十高龄的今天又回到北京的？”
“我对北京最有感情，当然北京的缺点很多，交通拥挤，空气污染，还有沙尘暴。但是北京朋友多，有文化内涵，做为国际大都市已和世界接轨。爱看什么书有什么书，该有的都有了，加上网络，信息和世界已经一体化了。”
“你上网吗？”
“上网，我每天在网上看新闻。我写稿子也用电脑，已经五、六年了”。
“这一点你和同龄人不太一样，他们绝大部分人都不上网，也不用电脑写作，认为老了没时间学了，相比来说你是很时髦的”。
“用电脑方便，一篇稿子整整齐齐的多好，你涂得乱七八糟人家没法看”。
“做为书法家，你的手稿是墨宝呀！你不留手稿说不定是一种损失（笑）”。
“（笑）我没考虑这些，即使留下点手稿早晚要消毁的，没什么意思”。
“刚才你说喜欢北京，所以回来定居，你走了这么多城市，你认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哪里？”
“要从环境来说，更适合人类生存的是澳大利亚。那地方靠海，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气候适宜，没有酷热也没酷寒，更没有沙尘暴，我在那里前手住了十年。那里十分安静可做不少事，我晚年写的字，画的画，写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澳大利亚。但是那到底不是自己的地方，你想进入他们的社会层比较困难。在澳洲生活虽然很方便，但无论是鸡、鸭、牛、羊肉都是一个味道；疏菜也是一样，无论是菠菜、白菜、芹菜也是一个味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太现代化了，反而不好吃了。”
“还是北京好，在北京还可以吃到农民喂的土鸡。”
“北京虽然交通拥挤，我出门的时间并不多，在家呆着还是不错的。”
“你有几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老大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现在美国的远洋公司；老二本来在澳洲教书，现在去了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他的专业是概率统计，是北大数学系的博士；老三在三联，毕业于北师大。”
“你能谈谈对三个孩子的教育吗？”
“孩子们比较自觉，在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挨整，根本谈不上对他们教育，只能说家庭氛围对他们有影响。”
“现在你们没什么负担了，只需快乐地度晚年了。”
“要说快乐也不快乐，欠债太多，今天这个写字，明天那个约稿，后天又是采访……不好拒绝，不想得罪人，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得罪人干啥，尽力而为吧！”
黄苗子：笑面人生外国人也喜欢书法
“你在澳大利亚前后住了十年，在告别澳大利亚时，你和郁风在布里斯又搞了一个书画展，反映强烈。外国人不识汉字，他们是怎么欣赏书法的？”
“除了这次展览，我和郁风在韩国、香港、台湾都有展览。大英博物馆藏有我们的作品。在德国科龙东方艺术馆我也搞过展览。在德国有艺术家也有普通德国人来和我谈对中国书法的感受。他们说虽然不懂汉字，但书法中有构图，有节奏感，有内涵。抽象派的画大家也看不出象什么，但抽象派的画却能给人带来艺术感受，中国书法就象抽象派的画。所以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书法。在2005年大英博物馆有一个大型的中国现代书画展，从于佑任一直到现代比较年轻的现代派的画家。”
“你们参加吗？”
“也包括了我们，大英博物馆珍藏了我四、五张作品，以后我还要继续给他们。经常和我联系的是前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叫白若思。他经常找我，我曾陪他去看望启功先生，他说，我虽然不懂汉字，但我有感受，完全可以把书法当音乐，当舞蹈。外国人欣赏书法，靠一种感受，他们从笔峰和构图中去感受。力量、柔情都在那一笔一画中了。日本抽象派的画家，从中国书法中吸收了精神。书法看的就是线条、构图、气韵。
“外国人欣赏书法作品和欣赏美术作品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毕加索后期的画谁也看不明白象什么，可是你却能感受到其中要表达的内涵。现代人可能也不认识隶书，但同样可以欣赏。”
“外国人欣赏中国书法的历史有多久了？”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英国公使，叫戴岳尔，商务印书馆翻译过他的《中国美术史》。其中就谈到了中国书法。有些日本人现在也可以看内容了，你写一幅唐诗，他们有时候也能看懂。不过外国人欣赏书法主要还是从构图、线条、气韵看的。”
“现在很多东西都有假冒，你的书法作品有假冒吗？你是如何处理这种事的？”
“有！但是毫无办法。虽然有版权法，可我们哪有时间和精力管这事。在这方面我非常佩服启功先生，他就是一概不管。人家问他潘家园卖的字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启功说，别管了，反正写得坏的都是我的，写得好的都是人家的。”
“那你也是这种观点？”
“是的，因为你管不过来嘛，你生气也没用。我们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请秘书、律师替我做这些事。连启功都没有秘书，更不用说我们了。这种事最后只有不了了之。现在中国是一个转型期，法律还不建全，一切都不正规，这需要时间和过程。”
“终其一生你如果做一次总结，你认为最不能原谅的事或人是什么？”
“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文革时整过我的人现在又来看我，我也欢迎。因为那不是个人的过错，我把这些事都看穿了。只是希望我们国家将来不要再有这类事情发生。”
“你不认为文革中整人的人应该出来道歉吗？”
“是应该道歉，可他不道歉又能怎么办？别说他们了，日本人在中国干了多少坏事，至今还不道歉你能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