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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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天前，中美、中英分别签约，废除其领事裁判权等在华特权，这意味着治外法权在中国的结束。但英国拒绝了中国政府归还九龙、新界租借地的要求。
在延安，春节期间，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人山人海，各界军民两万多人聚会，庆祝中美、中英订立新约，废除近代以来对华不平等条约。鲁艺教师王大化、一年级学生李波演出的秧歌《兄妹开荒》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也在黄土飞扬的大风中，坐在长板凳上观看。李波回忆说：“毛主席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也不避一下风。这时毛主席身边的一个人往他嘴上捂了个大白口罩，毛主席马上用手扒拉开，只是兴奋地张着嘴哈哈大笑。”
这一年，画家王式廓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边区的劳动英雄，此时，他开始酝酿创作木刻《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不务正业，不事生产的各种人的统称。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动员会上，朱德提出，在生产中，不允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
在延安，有110人被划定为二流子，门上和身上被挂上徽章标志，只有在真正参加生产之后才允许摘取。对女二流子，规定她们受家人束缚，如不改，则丈夫打骂，政府不管，离婚也不准。
在奖励劳动英雄的大会上，同时斗争二流子，二流子被一个个拉到台前，群众报以哄堂大笑。对于愿意改过的二流子，由政府安排，分配或者租借一定的土地、种子和农具，扶助监督他们参加生产劳动。
一年后的统计表明，陕甘宁边区共成功改造二流子6 400多人。
这时，山东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日军持续不断的扫荡让根据地遭受巨大的损失。时任山东分局领导的罗荣桓把这一时期称作“拂晓前的黑暗”。
在根据地，人们的主食多是煎饼。它是用高粱面或糁子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人吃多了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山区烙煎饼时，常在面糊糊中掺一些山梨或柿子。蔬菜很罕见，人们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当时师部有一些南方人不会卷煎饼，就双手拿着煎饼吃，样子颇像读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一些干事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罗荣桓患有严重的痔疮，但也每天“读报”不已。
针对日伪军于1942年底发动的冬季大“扫荡”，罗荣桓部署二旅运用翻边战术发动了焱城战役。翻边战术是罗荣桓提出来的，意思就是：“敌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那里去。”1月19日，采用连续爆破把日伪军在焱城修筑的炮楼炸毁，攻克日伪军的重镇，随后又打下焱城周围18处据点。日军设置在附近仓库中的物资都成为八路军的战利品。日军不禁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
5月份，罗荣桓因长期过度劳累而病倒，不得不中断工作，辗转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盱眙黄花塘治病。
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来一篇6 000字的通讯，向大后方首次披露河南灾民的惨状。一天后，主编王芸生发表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在社论中提道：当重庆的阔人们竞相斗侈、花天酒地的时候，河南“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经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就在社论发表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业3天，以示对其发表河南灾荒的惩戒。《大公报》资深记者曹世瑛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当时，《大公报》的发行数是每天6万份，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3天，节省18万张纸，全体职工还捞到3天休息。平日难得进城，这时正可去买点年货。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因发表社评被罚，都想看看这篇文章，到处去买报纸。恐怕下次买不到，赶快到营业部去订阅，结果销路大涨。重庆的同业见到《大公报》的人都说恭喜发财。”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2）
不久，美国记者白修德和福尔曼进入河南。在《风暴遍中国》一书中，白修德向人们描述了河南的灾荒。
河南是一个富饶的省份。在抗战以前，全省维持着大约3 000万人的生活，人们辛勤耕种着肥沃的黄色土地。这里十分拥挤，人口众多，主要粮食作物是冬小麦。农民们在深秋季节播种，第二年的5月中旬收获。其他作物还有谷子和玉米，在小麦收获之后立即播种，等到秋天就可以收获了。1940年和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不好，青黄不接时已经出现了饥饿现象。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
白修德在文章中描述说：“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在河南，白修德还在居住的地方见到一群农民：“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支军队的司令部里，一群中年男人来拜访我们，他们说他们代表本地区的农民拟定了一上呈书和一份报告，请求我们带到重庆去，每个文件都给了我们两份。报告书中说：全县15万人中，已经有11万人完全断炊了。每天约有700人在路上长眠不起。另有约700人处于垂死状态。自从灾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粮为1万磅米糠麦麸。我们同这群人中领头的进行了交谈。他有土地吗？有20亩。他收获了多少粮食？每亩15磅。税收是多少呢？每亩13磅。”
在离去的最后一个晚上，郑州的政府官员宴请了白修德一行，白修德保存的菜单是这样的：“莲子羹，胡椒辣味鸡，栗子炖牛肉，炸春卷，热馒头，米饭，豆腐，鱼，等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张撒满了白糖的馅饼。”
很快，白修德撰写的文章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两个月后，发自西安的赈粮专列开始运向河南。
2月4日，延安电影团制作的记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延安总政大礼堂首映，影片纪录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奋斗历程，描绘了经过生产与战斗后的南泥湾新貌和三五九旅在秋收之后紧张练兵习武的情景。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100里，原是一片不毛之地。1940年，留守延安的三五九旅开始在这里大规模开荒生产。
在南泥湾，竞赛是促进开荒生产的有效方法。挑战，成为光荣的字眼，在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展开。竞赛中，一些人牺牲休息时间去开荒，甚至在晚上偷着干。最初的时候，一个人一天只能开四五分地，开展劳动竞赛后，开荒记录日日上升。最早的劳动英雄李黑旦一天开荒2亩半，但是英雄里面有英雄，记录被不断翻番，最后有人一天就开荒6亩3分5。
南泥湾很快改变了模样，大片大片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养起了牛羊。两年多后，三五九旅已经开垦荒地27万多亩。1940年三五九旅的自给率是56％，1943年达到93％，一年后不仅自给，而且可以积余一年。
由于肉食、油类的增加，战士们的粮食用量减少了。初到陕北，吃饭少盐，更说不上肉了，所以那时候每人每天吃到两斤小麦面，有的单位还提意见说两斤不够吃。后来肉类和油量增多，每人每月按规定可吃3斤大秤的肉，当时的计量单位是每斤24两。
昔日的荒山野岭，变得像江南一样富饶美丽。著名的作曲家马可是当年鲁艺的教员，贺敬之是鲁艺的学员，他们曾在南泥湾烧过木炭，亲身体验过开荒的辛苦，尤其是晚上，“睡觉睡不好，蚊子到处咬，伸手抓一把，不知有多少”。后来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写下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南泥湾》。
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是用土法上马的办法制作的。受制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延安艰苦的生活条件，电影制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整部影片几乎是完全靠手工制作出来的。
时任延安电影团摄像师的徐肖冰，后来在《带翅膀的摄像机》中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在制作片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完全是在没有近代水电设备的条件下搞起来的。水要一挑一挑从山下延河里挑上山来。我们用16毫米的放映机作拷贝机。洗片是一段一段地洗，每次20张。然后接起来。黑房里有人洗，外面有人看表，设备虽然差，但质量还是达到一定水平的，并且使用了滑入滑出的手法。”
作为中国解放区第一部自己制作完成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放映后受到极高的评价。1943年2月5日，《解放日报》撰文称这部影片是“纪录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还特别登载了这部影片的预放日程，便于让大家都能看到：
2月3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上映。
2月5日：在总政军民联欢会上放映。
2月6日：在八路军大礼堂招待劳动英雄。
2月7日：招待留守部队直属单位。
2月8日至2月12日：在中央管理局招待直属单位。
2月13日：在杨家岭大礼堂放映。
3月，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新的《兵役法》，继续明确实行征兵制，称：“中华民国男子依本法皆有服兵役的光荣义务。”之后，尤以“川军”最为踊跃。自战事开始以来，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重庆《新华日报》在1943年11月21日第三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一年前，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已经开始为重开缅甸战役做准备。在位于加尔各答以西300多公里的比哈尔邦兰契市郊，他设立了总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的兰姆伽训练中心。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三部分1943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3）
训练中，中国官兵们惊奇地发现，作为一名年近60岁的中将军官，史迪威也经常出现在训练场上。他身材瘦削，精神矍铄，常穿开领短上衣和短裤，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宽檐战斗帽，在操练的士兵中间走来走去。时而，他还伏在卧倒的中国士兵身边，帮他们校正瞄准点，或给他们做示范。史迪威对中国官兵取得的训练成绩感到非常高兴。他在1942年10月写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谈道：“我们给中国军队开办的训练学校十分气派。学生们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很好，医疗上得到关心，教学也有实效，他们还拿到了军饷，可以看电影，进行田径锻炼，等等。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待遇，他们会是好样的。”
当时，国内战士们的待遇日渐低落，与物价高涨形成反比例，他们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隆冬腊月都是裹着一袭单衣。上将的月收入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工人，若以生活指数计算，只抵得战前文书上士的收入。军人的待遇不仅偏低，而且还时常拖欠，而军饷到部队往往又被一些贪婪的军官克扣。伙食的恶化带来士兵体质的恶化和衰弱。当年，国内空运了1 800名新兵去兰姆伽接受训练，其中有68％的士兵因体格不合格而被淘汰。士兵体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随国民党第十四师作为先遣部队也征调到了兰姆伽。不过，对于训练营中的生活，他在《黄河青山》中有着自己的看法：“多年后，我读到西方作家写的文章，指出在训练营中，我们多么感激享有物质上的福利。这话既对也错。最满意的当属战地军官。排长和连长不用再担心士兵会脱逃，他们都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军官不可能像我在云南时一样烦恼：当时一名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整排士兵的眼睛也跟着红肿，泪眼婆娑；脚上的坏疽永远也好不了……对我们来说，食物就不甚精彩了。经历过云南的军旅生涯后，我实在不该这么说。不过营养不等于美味，饮食无聊乏味，晚餐绝对不值得期待。任何人只要连续三个月吃白饭配腌牛肉丝，就可能了解我的意思。制服也让我们显得可笑，衬衫上没有扣环，腰带无从安放。靴子和袜子永远大上很多号。”
但对于部队中的中国士兵来说，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比他们来这里之前还是好了很多，他们中很多人在当兵之前是地道的农民，兰姆伽系统的训练课程与物资供给让他们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过了不久，兰姆伽的中国部队就已经是另一个面貌，从军装、皮靴、钢盔、背囊，到步枪、冲锋枪、机枪、火炮和车辆，全都换上了美式装备。长期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平均体重增加了近20斤，整个部队士气高昂。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的进攻在缅甸于邦打响，拉开了反攻缅甸的序幕。
这一年，作家周立波在延安鲁艺教书已经快4年了。他是一个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作家。
毛泽东曾说，延安的文化人主要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的山顶上的人，另一部分是从上海等大都市来到边区的亭子间的人。在30年代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男主角所住的地方就是亭子间。
1930年的上海，周立波常常怀揣一把防身用的小刀子，悄悄走出校门，来到上海繁华的街区，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此后，周立波参加左联，并且翻译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
七七事变后，周立波担任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翻译，深入到八路军根据地。经过炮火硝烟的磨炼，上海亭子间的文人周立波简直变了一个人。在给朋友周扬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打算正式参加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了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无所顾虑，也无所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我爱这种生活，战斗的，而又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