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侧影-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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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192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在30年代初来到新疆。上一年，他通过政变让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下台，自己则牢牢把持新疆省军事大权，因而被推选为新疆督办。
当时盛世才只控制省城一带，整个南疆在张培元的统治下，北疆则由马仲英掌握着大部地区。为了当上“新疆王”，盛世才选择了近在咫尺的苏联。
盛世才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 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双方的互利互惠让两边迅速达成一致。苏联开始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很快消灭了威胁他的两个对手，成为整个新疆的统治者。作为交换，苏联几乎占有了整个新疆市场，甚至有军队在新疆驻守。
中国的边疆动荡不安，但蒋介石已经无暇顾及。他正打起十二分精神“剿共”。10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中共苏区中心，眼看成功在望，
秋末，江西开始了绵绵的阴雨，在地里劳作的老百姓能够清晰地听到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前方的红军一股一股地撤退下来。
终于，在无奈之下，红军决定离开中央苏区，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10月16日晚上，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时候，于都县城的居民，包括周围的老百姓，都赶来送行。河两岸，挤满了送行的老百姓，这是真正的骨肉分离，30万人的红军，有将近21万来自赣南。这是一次严格保密的军事行动，老百姓们不知道部队要到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亲人要去打仗了。因为是夜晚渡河，行军部队都打着火把，送行的人也打着火把，依依不舍地唱着《十送红军》这首民歌。
24岁的池育华也在这支送亲队伍里，为了送别丈夫，她天不亮就爬起来，与丈夫话别。她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分别，每天在村口等待丈夫的归来，向路人打听丈夫的消息，但这一等，却是长达70年的光阴。直到2005年4月老人逝世时，她依然在等待着丈夫，坚信丈夫没有死，而她的丈夫李才莲，在离开她不到半年，就已经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中央红军选择西征，渡过湘江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初冬的湘江正值枯水期，刚刚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的红军得以让先头部队顺利涉水过江。后续部队则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抢渡，遭到湘军和桂军的围攻。
红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一江血水。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回忆：“军团指挥部完全混在了阵地之中，指挥官们带着电台，直接把命令下达到靠近的部队。译电员们往往一封来电还没有翻译出来，他们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等词，无一不要求战士‘全力阻击’、‘保证时间’……”
12月1日，中央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经过红军史上这最惨痛的一仗后，部队由8。6万多人降为3万人。
中国的动荡并没有让城市的生活停止下来。红军突破湘江的同一天，第99期《良友》画报举办了一次标准女性的评选。入选者的形象集中在一幅招贴画上，外圈放射形地嵌着十位女性的头像；里圈则标示着具体的象征物，显露这些标准女性的成功所在。从注释语来看，当时的标准女性各有过人之处：有尽心尽力孝敬长辈、帮助丈夫事业成功的古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有受过现代教育、多才多艺、热爱运动的时髦女性。
也许是按照姓氏笔画，30岁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这时，丁玲已经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走红文坛，她的作品大多是关于女性题材，诉说五四后新女性的精神苦闷和对解放的渴望。
丁玲其实是后起之秀，才华横溢的新女性作家冰心、谢冰莹、林徽因都早已成名，包括这年刚刚去世的黄庐隐。
庐隐，是五四时期和冰心齐名的女作家，那时，她以一篇《海滨故人》向世人展示了少女的希望。在经过五四浪潮的洗礼后，反抗大家庭、反抗礼教、追求个性化生活就成为了庐隐一生追求的目标，她平时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
1923年，庐隐的第一次婚姻就不顾亲属的唾骂和社会的压力，毅然嫁给了有妇之夫郭梦良，她认为郭梦良和乡下的妻子丝毫没有感情，仅因为媒妁之言勉强结合。不幸的是郭梦良不久就重病去世。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一部分1934年：危机声中的“新生活”（6）
之后，庐隐遇见了小她9岁的清华大学学生、乐天派诗人李唯建。李唯健在《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中回忆道：“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材不高、满面愁容、穿黑色缎袍的中年女士。难忘那忧郁的脸和流利清脆的国语。”
不久，友谊便发展到恋爱。1930年秋，庐隐又不顾一切，宣布与李唯建结婚。她的生活再次充满快乐，创作也进入高潮时期。在《今后妇女的出路》这篇文章的结语中，庐隐写道：“不仅仅是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
四年后，在上海大华医院14号病室，庐隐因为难产去世，年仅36岁。有记者评论：“一位浑身洋溢个性张扬的新女性，终于在对旧礼教的叛逆中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年底，第一部以有声电影创作手法拍摄的电影《桃李劫》在全国上映。此后，完整的有声片逐渐取代了配音片，默片逐渐消失。
《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故事讲述的是在黑暗的社会，怀抱着为母校争光、为社会谋福利理想的陶建平和黎丽琳屡遭挫折，陶建平为救病重的妻子黎丽琳，偷了工头的钱，最终被逮捕押赴刑场。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陶建平被执行枪决。在沉重的脚步声、铁镣声和临刑前的枪声中，画外传来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
同学们！
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1）
1937年：
1937年元旦，国民政府的官员照例在清晨冒着寒风前往中山陵祭奠孙中山。从当时的影像中可以看到，人群中少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损，他正在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疗伤。国民政府原来的二号人物汪精卫也没有出现在祭陵的行列里，此刻，他正坐在从欧洲回国的海轮上，一年多前，他被要求抗日的刺客击伤，如今已经痊愈。
这一天的南京，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党政要人显得分外轻松。各机关团体举行了扩大庆祝会，还准备在晚间举行提灯会。各大报纸上纷纷登载南京专电：“本届元旦，适值蒋委员长脱险归京之后，故庆祝情绪非常热烈……市民一般于五六日来咸非常之喜慰，除夕茶食水果玩具各业，俱现拥挤之象，新式家庭更有预备夜十二时后狂欢至天明者……”
南京城里，有一人心情黯淡。他就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自己却被扣留的张学良。他怀着化解仇恨的勇气来到南京，但刚刚在一天前，他受到军法审判，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在元旦日记中，他写道：“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其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
在西安，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进行元旦阅兵，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告官兵书》告诫官兵：“国家不强，军人之耻……虎城深知各位官兵都是能效忠各自的部队的，那么我更相信大家一定更能效忠国家，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去做最英勇的牺牲者……”
此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仍在督促国民党中央军继续向西安进发。上一年所发生的事变虽然得以和平解决，但古城西安依然处于动荡之中。
转眼已是春节。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在西安开始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上一年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个最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携手合作，这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石。
这一年的春天，中国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安宁与平静：没有内战，也没有外战。
在上海， 各大影片公司都在报纸上刊登了春节期间新片上映的广告。这一时期，上海市民看到的既有迎合节日喜庆气氛的《皆大欢喜》、《春到人间》、《化身姑娘》等影片，也有关心社会现实的《压岁钱》。
所有的影片中，上映时间最长的是一部带有恐怖色彩的影片《夜半歌声》。《夜半歌声》的男主角由金山主演，表现了“戏子”宋丹萍和富家女晓霞的爱情悲剧。影片最叫人难忘的是导演营造出来的恐怖气氛，开中国恐怖片之先河。
自2月20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开映以后，这部影片创下了连映34天、场场爆满的记录，报界称之为“大量观众倾巷而至，影迷府上十室九空”。
尽管是一部恐怖片，但影片还是绕不开笼罩华北的战争阴影。插曲之一的《黄河之恋》这样唱道：“我是一个大丈夫，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不愿做亡国奴。鱼还可以作浪兴波，掀翻鬼子们的船，不让他们渡黄河！不让他们渡黄河！”
《夜半歌声》的魅力促使其后继者不断地尝试翻拍。1962年香港邵氏公司的袁秋枫导演，198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杨延晋导演，1995年香港著名导演于仁泰都曾翻拍过同名影片，但是在影响力上都没有超过当年的《夜半歌声》。
这一年，另一部引人注目的电影是《马路天使》。男主角是影星赵丹，女主角是刚出道的周璇。
周璇在1935年才进入国华影片公司，一开始月薪50圆，只能演演配角。但她已经满足，觉得：“这个数目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了。”早年她在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时，与普通团员一起住在霞飞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余的时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钱。
《马路天使》的导演没有把镜头扫向大上海的灯红酒绿，而是瞄准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市民的市井生活，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使它成了左翼电影的压轴之作。
《马路天使》的上映使周璇声名鹊起，月薪也翻了4倍，由最初的50圆增至200圆。她演唱的影片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曾风靡一时，使得“金嗓子”成为她专有的美誉。《四季歌》绕开了租界当局规定的不能出现东北地图及抗日内容的限制，唱出了东北人民乡土沦落的痛苦和抗击日寇的愿望，周璇的歌声成为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忆。
当年，新闻影片曾报道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行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称此次出访是“祝贺英王加冕，考察各国经济建设”。其实，考察团的副使却是海军部部长陈绍宽。考察团的真正目的也是为了能从欧洲各国获得贷款，以及进一步签订购买军火的协议。代表团还要与德国续签中德以货易货的协定，以中国的矿砂交换中国急需的德国武器。
此时，欧洲正因西班牙内战而处于分裂之中。西班牙这场左右翼之间的内战已经持续了十个多月。英法两国恪守着由他们率先提出的不干涉协定，不向西班牙任何一方出售武器；同样在这一协定签字的德国和意大利，却不断向由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输送武器，西班牙成了德国新武器的试验场。意大利甚至还向西班牙派遣正规部队，到这一年的4月，已经派遣了10万人。
苏联则向内战的另一方共和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他们的技术顾问和飞行员们出现在西班牙，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军用物资。一支由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反法西斯者所组成的国际纵队，也站在政府军的一边，前来西班牙参加战斗。他们的口号是“保卫马德里”。
这场战争最后还是以共和政府的失败告终。
袖手旁观的英国，此时正筹备着新君主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5月13日这一天，英国人第一次通过黑白电视看到了新皇加冕典礼的实况。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BBC，用第一辆电视转播车，进行了英国首次户外电视实况播出。
5月29日，一个由17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抵达延安。对这次考察团的到来，延安方面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各部队以及鼓乐队到城南迎接。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后来回忆说：“城外马路上满布旗帜，人群伫立，声势颇为壮观……号兵队吹奏三番军号……并高唱‘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十分隆重。”
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进驻只有3 000人左右的塞北小城延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着延安：“两面山坡，中间流着一条溪涧似的延水，东岸展开一条狭长的平地。这就是延安市精华所在的地方。”1937年初的延安城里，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街上的房子，除了居民的住房外，大都是中共中央党政机关所在地。
《一个时代的侧影》 第二部分1937年：卷入漩涡（2）
涂思宗将此次延安之行锁定在三个主要地点：抗日军政大学、贺龙部队、彭德怀的前线总指挥部。
抗日军政大学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才更名，主要培养红军干部，培训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也有汽车、通讯、工程等方面的专业技能训练班。校长林彪带领考察团到各处巡视一周，并集合起了师生千余人，请考察团的军事组长校阅。涂思宗对此描绘说：“该校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不成学制，学生年龄不限，老幼性别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说乱七八糟，但不可忽视的学生的情绪似乎还不错，可以从全体歌唱时看出来，声音高昂而整齐，校舍由十余窑洞组成，分布面积极广。”
在抗大，涂思宗见到了在这里学习的女生康克清，“打绑腿，面貌黑，身体健壮活泼，态度大方，年龄不过二十”。当被介绍说她是朱德的爱人时，有团员对此发生了兴趣，当时朱德已50余岁，便问“可否讲其恋爱经过，彼笑答谓朱德同志是革命的，我们是因革命而发生感情，不过我还年轻，学识不足，所以到抗大来学习”。
当涂思宗带领团员到达贺龙司令部时，贺龙正在吃早饭。“桌上摆的一盘辣椒萝卜干和一盘黄豆，另外一桶稀饭，士兵伙食相同，官兵表现共甘苦。”在这里他们作出的结论是：“名号有几团，而人数每连三四十人不等，且年轻幼童为多，老兵极其有限。”
考察团的延安之行，是自1927年国共分裂十年来国民党人员第一次有机会合法观察中共与红军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集中评估红军真正的实力，为蒋介石决策提供参考。涂思宗的结论是：“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