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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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兴宝的及时汇报，终于使宋庆龄发现家中后院起火的幕后指使者原来是新来不久的Ｓ警秘。
也许是Ｓ警秘受惟恐落后、积极革命、争取“进步”的心态驱使，与宋庆龄毫无感情的Ｓ警秘始终是后院起火的幕后策划与指使者。
在Ｓ警秘明暗交替的胁迫下，宋庆龄只好睁一眼、闭一眼，忍受Ｓ警秘带着几个受他蛊惑的工作人员在家中捕风捉影。
家中的“濠梁乐趣”、“观花室”、“听鹂轩”等匾额、楹联被视作“封建色彩的东西”取了下来，砸碎后送到了厨房间；宋庆龄挂在居室里的几幅西洋人体油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扔进了火堆中，换上了毛主席语录；就连铺在楼梯上与楼上居室里的全毛地毯，要不是宋庆龄及时加以阻止的话，也差点被Ｓ警秘等人掀起来卷走。这时，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鸽子，也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宋庆龄自己不处理”，Ｓ警秘就准备动手宰杀了。
这段时间里，家里再也听不到宋庆龄弹奏钢琴的音乐声，看不到她在花园里闲庭信步的身影，放在她卧室唱片盒里的那摞她最喜欢的《可怜的蝴蝶》、《晚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与《风流寡妇圆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底下。她的卧室里与床头上，出现了大红塑料封面包装的《毛泽东选集》与《毛主席语录》。
更使宋庆龄伤心失望的，是那几位曾对她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的工作人员的翻脸“叛变”。
当时，在宋庆龄身边有两个女秘书，一是英文秘书黎沛华，一是中文秘书刘一庸。黎沛华是宋庆龄从上海带出来的，已跟了宋庆龄好几年；刘一庸是中国福利基金会派来的，也已跟随宋庆龄好几年。宋庆龄视她们为亲姐妹，平时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就是一天三餐，宋庆龄都请她们一起在楼上用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Ｓ警秘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她们俩。他借口她俩“家庭出身有问题”、有“阶级异己分子嫌疑”，先是阻止了她俩与宋庆龄的密切接近，后是以组织学习批判为名，在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了她们俩，要她俩“老实交代历史问题”。最后，他才开口见喉咙，吐出了他蓄谋已久的目的，命令她俩必须与宋庆龄划清界线，展开坚决的阶级斗争。
面对这种软硬兼施的政治高压态势，刘一庸害怕了，退却了，动摇了，当有一天宋庆龄要她为她执笔写一篇文章时，这位主要处理中文信件的秘书拒绝了宋庆龄的要求。
这事，可从原中国福利会秘书李云在2002年第3期《炎黄春秋》上那篇题为《跟随宋庆龄三十年》一文中得到证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主席对此很不理解。1966年9月或10月间接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本来我要刘某某（中福会派给她的一位秘书，主要处理中文信件，英文信件由宋庆龄自己处理）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没多久，宋庆龄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打电话给我（当时我的电话尚未被拆除）说：夫人（指宋庆龄）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只要检查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就没事了……”
可是，宋庆龄的想法太天真了，当时的李云正在承受着造反派的冲击，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中，怎能随心所欲地来去呢？所以，眼见黎沛华与刘一庸相继被迫离开了宋庆龄，而李云又失去自由，在百般无奈中，宋庆龄只好亲笔写信给远在杭州的张钰，召唤张钰尽快回到她身边，继续担任她的秘书。
张钰，1914年出生于杭州，是张宗祥的长女。早在1949年7月，她就接替郑安娜（作家冯亦代的夫人），来到宋庆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参加了宋庆龄在上海创办和领导的福利会的工作。1964年，张宗祥因病把女儿唤回到自己身边。于是，宋庆龄另请了黎沛华并接受了中福会派来的刘一庸，接替张钰的工作。
在宋庆龄的紧急召唤下，1967年5月，张钰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宋庆龄的身边。宋庆龄见到张钰的第一句话就是：“1964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调你，我是不会让你去浙江的。”
这位忠诚能干、精通中英文的一代才女张钰一来到，就发现了家中发生的混乱局面：当时，正是那位Ｓ警秘在发难，要求宋庆龄跟大家一起吃大伙房的饭菜之时。这么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七十多岁的宋庆龄一直单独吃小灶，已经习惯了。所以，面对Ｓ警秘的无理要求，她没有理睬。但是，Ｓ警秘的带头发难，影响了部分工作人员。有一天，厨师给宋庆龄做了一条鱼。宋庆龄觉得太大，吃不掉会造成浪费，所以按照原来的习惯，在未动筷之前，把其中的一半令钟兴宝送给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吃。岂料，当钟兴宝兴冲冲地遵命把那半条美味鱼端着走下楼，送到那位工作人员面前时，那位工作人员竟勃然变色，居然拂袖而去，并大声嚷道：“我才不吃她那资产阶级的东西呢！”这嚷嚷声，刚好被楼上的宋庆龄听见了，气得她脸色都变了，中饭也没好好吃。一下午，她躺在沙发上，久久没吱声。兴宝问她身上哪里不舒服，宋庆龄说她的胃痛了半天了。
最使宋庆龄生气的是，在Ｓ警秘的一再胁迫下，她不得不违心地点头同意了他宰杀鸽子的要求。
张钰刚回到宋家的第二天上午，当她偶然经过楼下的鸽棚时，忽然发现几个工作人员正兴高采烈地在捕捉与宰杀鸽子，鲜血与羽毛飞洒了一地。张钰见状大惊，急上前阻止，责问道：“谁让你们这样做的？”那几个工作人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是宋庆龄同意他们这样做的。张钰不相信，急忙上楼向宋庆龄证实。宋庆龄神情黯然地点点头，一声长叹，Ｓ警秘要她宰杀鸽子，还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需要批判。无奈，她只好一赌气，同意了Ｓ警秘的要求。
“唉，连这可爱的小动物也遭难了，真是在劫难逃呀！”说到这里，宋庆龄的眼圈红了。
“不行，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张钰一听就急了，她知道鸽子是宋庆龄最喜欢的小动物，几十年来，她几乎每天都要前往鸽子棚看望它们，亲自喂它们食，和它们一起说着只有它们才听得懂的悄悄话。所以，一向温文尔雅的张钰，这回却因忠诚与公正而变得执拗倔犟了起来，她一边劝阻着宋庆龄，一边急忙奔下楼，不惜向那几个工作人员“假传圣旨”，制止了那几个工作人员的胡作非为。
就在宋庆龄与李燕娥、钟兴宝这三人势单力薄、难敌四手的时候，张钰侠肝义胆、大义凛然地横空出世，当场震怒了Ｓ警秘。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寻思着良策，彻底摧垮宋庆龄的阵营。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张钰再次挺身而出，果断地与李燕娥进行了密谋，为制止那个Ｓ警秘的胡作非为，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与家中的安宁，她们决定事不宜迟，采取非常措施。
那么，宋庆龄要采取的是什么非常措施呢？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1）
宋庆龄把对隋学芳的爱护之情，都转移到了他两个女儿的身上了。她之所以不愿意接见隋学芳，是实在不忍看一个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此成了一个长年瘫痪在床的残疾人
Ｓ警秘在北京家中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宋庆龄忍无可忍了，但在她作出对Ｓ警秘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之前，还是亲自修书一封，把近来发生在家中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有涉全家人安全的事情，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为确保此信送到西花厅，她特派勇敢的李燕娥巧妙地冲破了大门口红卫兵的封锁，只身携信来到了西花厅。
面对宋庆龄的危险境地，周恩来当即作出了两条决定：一是指示对宋庆龄后海住宅加强警卫，除了由部队担任执勤任务以外，还要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密切配合，确保宋庆龄免受外来的冲击；二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决定先礼后兵，先找S警秘好好地谈一次，为他洗洗脑子，使之明白是非好坏，从而使Ｓ警秘主动醒悟过来。
但是，那个非常时期的特别国事，忙得周恩来马不停蹄、没日没夜，以致他一天至多只能睡上几个小时，他实在没精力来亲自处理宋庆龄的这件棘手事，于是，他把此事交给邓颖超全权处理，请她代表他们俩，与那Ｓ警秘好好谈一谈，务必请他悬崖勒马：“小超，你顺便打个电话给宋副委员长，是否请她考虑一下，干脆搬离后海北河沿，搬到中南海里来住。这里毕竟比那里安全得多，也便于管理。此外，你提醒宋副委员长一下，请她千万不要随便离开北京去上海……”
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指示心领神会，她清楚，现在的上海已完全控制在江青集团的手中，一旦宋庆龄回到上海，肯定会受到更大的安全威胁，到时候只怕党中央也鞭长莫及、爱莫能助了。前不久从上海传来消息，宋庆龄在上海的几位亲戚已面临着江青集团的严重威胁：倪吉士、倪吉贞是宋庆龄嫡亲的表弟和表妹，而且关系密切，感情很好。她为了保护她们，曾写过很多信给他们，有时一天写两封，主要是关照他们要注意的问题。他们之间的通信主要用英文，但有时宋庆龄故意用中文写信给他们，目的是为了让红卫兵看到这是宋庆龄写来的信。但对时任国家副委员长宋庆龄的信，红卫兵也不买账，在对倪吉士兄妹俩抄家时也一并抄走了。依宋庆龄的脾气性格，她对上海江青集团的爪牙是不屑一顾的，但为了保护表弟妹的安全，她被迫向他们打招呼：我在上海有两个表弟妹，希望关照一下。
岂料，宋庆龄不招呼也罢，一打招呼，反而提醒了江青集团在上海的爪牙们，第二天，他们就抄了他们的家。显然，江青集团及其在上海的爪牙的矛头是指向宋庆龄的。对此心明如镜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向宋庆龄发出警示。
当天（1967年5月4日），邓颖超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后海北河沿46号连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宋庆龄的，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关怀与提醒；第二个电话是直接打到警卫秘书办公室的，她用简短的一句话，就把Ｓ警秘召去了西花厅。
因为邓颖超亲自接见谈话，所以，当时Ｓ警秘的心中除了震惊外，还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静静地聆听着邓颖超的教诲与开导，不时点着头。邓颖超首先声明了她这次是代表周总理与对方谈话的，接着肯定了Ｓ警秘忠于毛主席、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然后，邓颖超话锋一转，直言不讳地指出了Ｓ警秘这样做是错误的，有把运动扩大化与敌我不分、是非不明的嫌疑。最后，她要求Ｓ警秘立即停止一切非职责权限内的做法，痛改前非，切实履行起他应该履行的职责与义务，绝对保护好宋庆龄的日常安全，确保宋庆龄能顺利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尽快恢复宋庆龄家中的安详与宁静。同时，她还要求Ｓ警秘不但要做好周边工作人员的解释工作，团结大多数同志，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及时制止其他人的一切不利于宋庆龄工作与生活的言行举止，对党中央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也对他Ｓ警秘自己负责。
“宋副委员长是‘文革’开始时我党第一个要保护的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与民主人士，她曾经为我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她的一切安全保卫工作。这也是周恩来与毛主席的愿望。我相信你Ｓ警秘会立即停止这种错误的做法，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最后，邓颖超语重心长地结束了与Ｓ警秘的一席深谈。
面对邓颖超苦口婆心的开导与劝阻，Ｓ警秘当时唯唯诺诺，一口答应了下来，而且果真能在回到后海的一段时间里，做到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谁又能料到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竟会把邓颖超的诚恳谈话与周恩来总理向他发出的警告都抛在脑后了呢？
一年不到，Ｓ警秘不但故态复萌，反而还变本加厉，闹得更凶了。
有关宋庆龄家中后院起火的消息，传到了所有关心她的人的耳朵里。1967年5月3日，宋庆龄在得知罗叔章大姐不慎跌了一跤后，特意派钟兴宝代表她前去探望。在探望中，病床上的罗叔章从兴宝嘴中得知了宋庆龄的近况后，十分担忧，当场托钟兴宝带了一些她抄录的大字报与一封亲笔信，让钟兴宝带回后海，交给宋庆龄。这时，聪明的罗叔章已看出后海宋家所发生的一系列后院起火的奥秘所在，她请宋庆龄从这些大字报与江青近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发现与寻找隐藏在Ｓ警秘身后的阴谋。
罗叔章的危难之处见真情，使宋庆龄很感激。因为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曾要求她，“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同时，她又对这场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持有怀疑，并坦诚地对罗叔章说，“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第三天，宋庆龄在脚痛略有好转的情况下，就提笔给罗叔章亲笔回了一信：
“罗大姐：
你好！
谢谢你给我看的大字报。特别有兴趣的是江青同志一篇讲话。我应当向她学习。
前天听说你跌了一跤，我十分挂念。自己因脚痛不能去看你，就派钟同志来代我向你问候。我不知道她怎么样和你讲到家事，使你不能正确了解这里复杂的情况。并且从信上看起来，你一定误会些真情。就是×××那人不好，挑拨是非，鼓动服务员起来造反，不肯好好工作等！等你来这里时，我讲详情吧。暂时请不要再去为我麻烦邓大姐了，因为昨天她已叫ＸＸＸ（即Ｓ警秘，笔者注）去谈过话的。这次她费了许多精神来帮我解决一些麻烦事，我真对她不住，因她自己要管许多事，并身体不太好。
祝你身体好！
致
革命的敬礼！
林泰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在宋庆龄回信罗叔章后至多半年的时间里，Ｓ警秘确实收敛了些许自己出轨的行为，没在家中闹事造反，只是仍机械地组织着家中的工作人员学习政治，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时间一长，尤其是当他得知宋庆龄当年一手创办的设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中，有人明目张胆地悬挂出了“打倒宋庆龄”的标语、并把“宋庆龄”三字倒挂起来的消息后，他竟完全彻底地把邓颖超当时的忠告和周总理的警告抛到了脑后，居然再次指示那几个臂缠红袖章的工作人员掀掉楼梯上的地毯，“取消宋庆龄的一切资产阶级的特权”，迫使她与全体工作人员与警卫人员一样，在楼下排队买饭用餐！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2）
他居然令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排队就餐！
在Ｓ警秘的胁迫下，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宋庆龄已够迁就他了，为了息事宁人，她不顾张钰的劝阻，已把自己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等都一律视为“四旧”的生活物品，交给Ｓ警秘，送进厨房中的火炉里了，但没想到这个Ｓ警秘还不满意，居然还要翻脸，继续没完没了地胁迫她、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