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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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庆龄1975年3月30日致沈粹缜的信中也写道：
“……永清及永洁每星期来，住在我处。前晚和永清去看《万水千山》话剧，永清在那剧中表演。”
如果说宋庆龄对隋家姐妹的爱是从隋学芳的不幸上转移而来的话，那么，她对靳山旺这门“大炮”的感情，却是直接而又特别亲切的，这可以从靳山旺1973年无辜受牵连被“打倒在地”、“发配江西”时得到证明。
1973年春天，正值事业巅峰的靳山旺突然遭到闷头一棍，使他一下子从一个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跌落为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这场泼天大祸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场莫名降临到靳山旺头上的飞来横祸，要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说起。
中国共产党的九届二中会议是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原在开幕式上没有安排林彪讲话，但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大造声势。陈伯达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林彪、陈伯达在会议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汪东兴在华北组有个发言，也同意陈伯达设国家主席的报告；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少将王良恩，也在东北组作了个同意设国家主席的讲话。
这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很快让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立即把汪东兴叫过去，神情严肃地劈头就问：“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看到了。”当时，汪东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接着说道：“他们讲六号简报影响很大。”并严厉批评了汪东兴，责令他在大会上作检讨。汪东兴为此向党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还把那份六号简报定性为“反革命的六号简报”。
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政治斗争，在中央办公厅内部引起了震动，特别是在“九·一三”林彪出逃坠机事件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良恩的自杀，是发生在中央办公厅内部的一件大事，也是“文革”中一件不寻常的事。
197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责令王良恩就庐山会议上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与六号简报作检查。因为王良恩在庐山会议期间主持着会议记录和简报的编辑工作。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的靳山旺，也参加了此会。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有人揭发王良恩反对江青、康生。汪东兴就此作了检讨，但他始终说这个六号简报登了他的发言，却没有在印发前经他本人看过，而且把一些不是他说的话拉在他的头上。于是，一手遮天的江青大笔一挥，在批判王良恩的简报上作出了“他危害党中央，危害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落井下石，陷害汪东兴，企图篡夺党的机要大权”的批示。江青的批示使王良恩不再属于“受蒙蔽上当”的角色，而是“荣升”为“林彪的死党”。
在江青作出批示的第二天，王良恩便在住宅里的卫生间上吊自杀了，可怜他才年仅五十四岁！
在批判和揭发王良恩的时候，由于靳山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所以，他始终没有发言。于是，专案组一伙人就认为靳山旺是为王良恩出谋划策、篡党夺权大做舆论准备的狗头军师，对王良恩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百依百顺”，对靳山旺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揭发批判”。就这样，靳山旺无辜受牵连，被打发到江西去劳动改造了。当时，靳山旺痔疮严重发作，连大肠都露出来了。他向办案人员提出要求，能否推迟发配江西的行程，容他治愈后再走，可恨的那一伙人冷酷无情，根本不予理睬。
1973年那个寒气逼人的春季里，靳山旺忍痛挥别了妻子儿女，离开了北京魏家胡同15号，单身一人去了江西。
1973年到1978年，靳山旺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整六年！典型的“打倒”与“落难”了。
然而，就在靳山旺处于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宋庆龄根本不怕受牵连，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呢！
“大炮”同志：
谢谢你的信，昨天才收到的。因会（为）我去年11月回上海来试打血管针，在1971年我发高烧，一个女大夫就给我服了24粒的过敏性药片，使我两年痒得不能好好工作，每天要擦油膏，吃药都不能彻底治好这病，虽然看了许多医生。我吃尽了痒痒的痛苦！后来我决定回上海打血管针，让体内的余毒都排出。这种针每天要打2小时半，现在刚打了一个疗程。皮肤虽然有些好转，但须（需）要休息。针都打在两只手背上，所以筋都肿了，不能多写字。
请愿（原）谅。
希望你一家都健康，新年快乐！
等我好些再给你信。
林泰
1973年1月1日
是的，还有谁比宋庆龄更了解靳山旺的呢？出身贫农、对革命赤胆忠心、对毛泽东与共产党无限忠诚的靳山旺，是决不会做出什么反党的大逆不道的事来的。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5）
宋庆龄绝对相信这门正直无邪的“大炮”，她只为靳山旺发配江西后，他的一家老小怎么办而发愁。当时，靳山旺的两个孩子还都齐桌沿高呢，他的第三个小儿子靳卫平还在襁褓之中呢！
宋庆龄为靳山旺一家的处境深深担忧着。
好在靳山旺的儿子靳利平已是十五岁的少年了，他已初识文墨，能应宋庆龄的要求，不时把北京家中的情况写信告诉宋奶奶了。
宋庆龄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着靳山旺一家，她不但亲自写信给靳利平，鼓励与安慰他们母子，有时还硬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扣出几十元寄去，给予靳山旺经济上的援助。
有时，宋庆龄公务缠身或身体欠佳，来不及回信靳利平，就委托张钰代表她回信：
小靳同志：
你二月六日写的信和附来你弟弟的照片都已收到。
首长近来气管炎发作，健康没有复原，让我们给你写回信。等复原后再自己写信。她知道你爸爸和妈妈的健康情况，表示关心并希望他们早日恢复。
祝你一家春节快乐！
一九七五年二月七日
信尾盖着一枚鲜红的公章，上面是“宋庆龄副委员长住宅秘书室”的字样。
这时，靳山旺正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埋头劳动着，接受着这种特殊的肉体惩罚，接受着命运对他的人生所进行的又一次灵魂的洗礼。进贤县离南昌40公里，气温比南昌还高，中午时分，水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烫脚板，温度计放在阳光底下，马上就升到了极限，人们开玩笑说，把玉米饼子贴到墙上都能烤熟了。进贤县的天气还特别怪，一过中午，风就好像被老天爷收起来似的，连轻柔的柳条都纹丝不动。人在无风的闷热中就像在蒸笼中一样，
靳山旺在江西农村“劳动改造”时的留影即使是躺在床上不动，汗水仍然浸湿了竹凉席，浸湿了床板，滴淌到地下。哪怕你再困再乏也会把你一次次热醒。在烈日下干活，汗水更是不断地从全身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涌，水刚喝下去，马上就从汗毛孔里淌了出来，湿透了衣裳，贴在身上非常不舒服。所以，干活时大家都不穿上衣，而是将白色的布尿素袋拆开，像披风似的披在肩上，并戏称为“五七战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靳山旺在“五七”干校劳动了整五年。靳山旺百思不解、痛苦彷徨，他实在不理解自己何以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冲击的对象，他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但他从来没有提出抗诉，为自己叫过一声冤、喊过一声苦，因为此时此刻的他已从心里看清了江青一伙的真实嘴脸，明白了他们要借“文化大革命”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一想起含冤九泉的王良恩等一大批领导与战友，他的心绪更平静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出，让历史与事实洗刷掉蒙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靳山旺当时的分析与判断：尽管王良恩在1973年被江青集团定性为“反党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很快就为他平反昭雪了；靳山旺也终于在1981年获得平反，回到家乡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在进贤县劳动改造的时候，当时干校有规定：凡是劳动改造，两年才能回家探一次亲。所以，靳山旺在1975年，才获准回北京探亲。这一天，被阳光晒得黝黑的靳山旺带着自己劳动的成果，终于踏上了回北京的路程，但是，心中装着宋庆龄的他在中途路过上海时，特意下了火车，专程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这两年中，他几乎每天都在思念着宋庆龄，怀念着当年他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那五年幸福的日子，并同时为自己当时少不更事冲撞宋庆龄的往事深深地愧疚着，为老太太的健康担忧着，被她的政治命运牵挂着。
身材魁梧高大的杜述周以前见过靳山旺，所以，二话没说就把他迎进了主楼，示意他可以上楼去见宋庆龄。
宋庆龄刚起床，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她穿着一身睡衣、趿着一双拖鞋，甚至银白的头发还有些凌乱。八十二岁的高龄与多种疾病的困扰纠缠，使她显得有些老态、身体臃肿，甚至连面部也有些浮肿了。
“宋副委员长。”望着行动举止已有些迟钝的宋庆龄，站在门口的靳山旺刚喊出这么一声，便喉头哽咽、视线模糊了。多年不见，老太太竟变成这样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哪！靳山旺一阵心酸，挎着大包小裹站在那里怔住了。
“大炮？呀，大炮，侬来啦！快进来呀。”宋庆龄缓缓地从沙发上转过脸，并用双手用力撑住沙发扶手，努力地往起站。靳山旺见状，连忙踩着地毯走进卧室，伸手按住了老太太。
“别别，您别站起来，快坐下。”
“哟，还带这么多行李？”
“这些是我亲手种的花生等江西土产，带来一些给您尝尝。这些是我的衣服用品。”
“这么说，侬还没回家？”
“没有。”靳山旺实话实说，“因为我想侬，就先来看侬了。”
“侬这个大炮呀，还是那个脾气。”宋庆龄显然感动了。
“在江西吃苦了吧？”宋庆龄眯着一双老花眼，笑吟吟地端详着对面的靳山旺，“看看，人都黑了、瘦了呢。”
宋庆龄的这句话，一下子说到了靳山旺的心坎上，触动了他的心事。顿时，他鼻腔一酸，两眼竟蓄满了泪水。他好像一个在外受到别人欺侮的孩子刚回到长辈的怀抱里似的，满腹的委屈与冤枉，使他有种想痛哭一场的感觉。但为不使老太太看了见笑，他强忍着偏过脸，不让泪花流下来。
“哟，老坚强的一个人，哪能现在变得这样娘娘腔了？”偏偏宋庆龄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以一种轻松的口气，像以往那样与她的爱将开起了玩笑。
这时，兴宝端着刚沏的一杯绿茶走了进来，老同事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与寒暄，不在话下。
这天上午，靳山旺与宋庆龄说了好多好多的心里话，使他感到这是他自结识宋庆龄以来两人说得最多的一次话，就连后来留下来与宋庆龄共进午餐时，他们还絮絮叨叨地互相叙说着。在这次长谈中，宋庆龄也毫无保留地把这么多年来家中发生的一切乃至她的心里话，都事无巨细地告诉了靳山旺。在提及家中那段不堪回首的折腾时，她甚至叹着气，几次不无嗔怪地埋怨靳山旺说：“大炮，当时侬要不走留在这里就好了，我也不会受那些惊吓了。”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6）
菜依然是那么几个家常菜：雪里红烧鲫鱼、炖鸡蛋与一碗罗宋汤，但为欢迎靳山旺的到来，这天，宋庆龄还特意令钟兴宝开了一瓶葡萄酒，他们一老一少两个人，就这样促膝对酌了好半天，直到饭菜都凉了才离席。
这天，靳山旺在辞别时，宋庆龄还送了他两条当时中央内部特供的“熊猫”牌香烟，靳山旺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条是长包装的，一条是方盒子包装的。靳山旺还要与宋庆龄客气推让，反被老太太笑着嗔怪了几句：“勿要和我假客气了，这么多年，侬这根烟枪呀，早变成老枪了！”
在这次长谈中，靳山旺知道了不幸的隋学芳的近况，还知道了宋庆龄兼任着抚养他两个女儿的事。这不由使他深为老太太的善良与细致而感动，明白了宋庆龄把对隋学芳的欣赏与同情，都转移到永清与永洁身上去了。他知道当时宋庆龄一月虽有500多元的工资，但她还要承担着李燕娥、钟兴宝两位的工资，还要承担着永清姐妹俩在北京求学生活的一切费用，他不由为此而担心。所以，当时宋庆龄要给他30元贴补家用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了。
但是，靳山旺没想到宋庆龄在事隔多年后，竟又把它寄给了靳山旺。
靳山旺同志：
接三月六日信，知最近情况，现送三十元备用。
1979年3月10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由于接济一些人，帮助他们读书，经济上不允许我多事帮助。这是所抱歉的。
此祝
近好！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中隋永清已长成一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她那亭亭玉立的窈窕身材与漂亮端正的面庞，就像一朵含苞欲放的出水芙蓉一样美丽，这为她后来终于如愿以偿、直到今天还在《洗澡》等影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础。
在宋庆龄给隋家姐妹的好朋友致信中，她情不自禁地赞誉永清姐妹俩：
“永清和永洁目前正回来过周末。她们很高兴听到你的消息，还要我向你转达她们对你的礼物（美国的金色八音琴和笔）的谢意。永洁现在在外国语学院念英语，已三个月了。她希望很快就能自己用英文给你写信。她是一个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学舞蹈。她不幸摔了两次，双膝受到重伤，须动手术。但她不认输，仍然坚持把舞蹈作为她终身的职业。不过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了，她的双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很为她难过，希望她改学别的专业。”
“收到你的来信时，永清和永洁正在我房里，她们很兴奋，就像是收到了你给她们的信似的。她们问道，你为什么不回来度假，同她们一起在我们住宅前的大湖里游泳。”
（以上摘自宋庆龄分别于1977年7月3日、24日致拉维那的信。）
过了没几天，宋庆龄又在这年的8月10日致高醇芳（与宋庆龄有密切关系的重庆企业家高士愚的女儿迪安娜）的信中，也提到了永清和永洁两姐妹：
“去年，我和两个年轻的‘被保护人’（指隋永清与隋永洁—笔者注）住在北京饭店，那里挺舒适，偶然会感到有点摇晃，我能泰然处之……约兰达（隋永清的英文名字）二十岁，正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詹尼特（隋永洁的英文名字）十八岁，进了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父亲已瘫痪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喜欢你的！”
不过，在隋永清与隋永洁这对姐妹中，妹妹隋永洁似乎更使宋庆龄感到满意与喜欢。这从她1978年4月7日致高醇芳的信中可以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