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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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家里抽烟怎么办？ 也有人招待？ 明知这么做要讨人的不喜欢，但他要决心在自己的工厂里造就一种公事公办的风气。
据说，行政科的经办同志买了一条。那位行政科长不错，不给报销，说：“剩下的哪里去了？ 查不出来不要报销。”好，这么一来，下次就没有人再敢拿着公家的钱瞎花，并且从中揩油了。有反对的．不是也有支持的吗？ 使陈咏明感到忧虑的还有，像李瑞林这种党龄不算短、党性比较强的同志，事情一涉及到自己头上，不但思想跟不上趟．甚至还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且，随着今后工作的发展，肯定还会涉及更多按老规矩办事的人。那阻力是多么的大啊！ 他，吃得消吗？ 偶尔，他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惶惑和短暂地丧失信心。这时候．他只要大步流星地在厂子里走上几圈，心里的郁闷渐渐就会被随时遇到需要他裁决的各种问题所驱散。他没有时间发愁，他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复杂的生活中去。
扣工资的事，气得李瑞林七窍生烟，可他既没跳也没闹。他知道这事不能闹。他不在理，摆到桌面儿上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在他那杂乱的思想里，还有一根弦总在提着：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了……
老吕头还按着老称呼招呼他：“李书记，您——来得这么早哇。”
老吕头的两个门牙已经豁了，说起话来直漏风。所以，那语调更让李瑞林感到一种落魄的凄凉。
他原想对老吕头说：“别叫我书记了，往后，就叫我老李吧。”话到嘴边儿，却硬是说不出来。
一想到今后要与老吕头为伍，一块儿看大门儿了，脸上总有些挂不住的样子。话虽那么说，共产党的干部能上能下。谁见过呀。
历来的习惯是，只有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连撸几级。平白无故，哪有从干部变工人的？ 不往上升，至少也得保持原有地位不变，才说得过去吧？ 不论怎么说，老吕头还那么称呼他，在精神上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至少老吕头没拿他当犯了错误、撸下来劳改的干部。于是他装着没有留神的样子，只是执意劝老吕头早些下班，回家休息。
老吕头从车棚里推出自己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乱响的自行车，头上戴着一顶小儿子吕志民复员的时候带回来的军帽。绿色布面、灰色兔毛的衬里，耷拉着两个耳扇子，一走一扇忽。身上穿的那件棉大衣，油腻腻的。胳膊肘、前襟和下摆的边缘都已经补过了，就连每个扣眼儿，也都重新锁过了。这件大衣，早该换一换了。
当老人的，省啊，省啊，还不都是为了孩子。
李瑞林想起老吕头的小儿子吕志民，昕说净和老吕头闹不对付。能说那孩子坏吗？ 也不是，就是犟，你说东，他偏说西，毛毛躁躁，是个“二了八十”的浑小子。唉，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了年纪，心里还不得安宁啊。做父母的，除非到了蹬腿的那一天，活一天，就有操不完的心。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李瑞林瞧着老吕头走远之后，便走进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觉得这么坐着不是个事儿，总得干点什么吧，又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他忽然觉得呆了这么多年的厂子，变得好生分．好像他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这让他觉着很不是滋味。
于是，他捅开了封着的蜂窝煤炉子，打了壶水放在炉子上烧着，又从门背后找出把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传达室门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说实在的，真没有什么可扫的，溜光的马路挺干净，说邪乎点，真像舔过的那么干净。他直起腰，打量着远远近近的厂房。从部队转业下来，他就到这个汽车厂来了。二十多年，眼瞅着这个厂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就像眼瞅着邻居家的孩子，生下来，吃奶，断奶，会爬了，会走了，长大了，上学了……有时，他不明白，他明明见那孩子不久以前还光着屁股满世界乱爬，怎么一下F 子就变成了个漂亮小伙，穿着他顶不待见的喇叭裤，裤腿活像两把用高粱篾儿扎成的笤帚，胳膊弯里还挎着个小妞儿。
这工厂越来越气派了。比他家乡那个县城还大，绕厂子转一圈，没有大半个钟头怕是转不下来。
一进厂子大门，是个挺大的圆形花圃，两条柏油小路，从花圃左右两旁绕了过去。像两条筋骨挺好的胳膊，搂着个大笸箩。路边，是挺直的白杨树。树干上的节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们，也那么瞪着李瑞林。白杨树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墙。松树的针叶上，锈满了从北京城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灰，叶子黑不黑、绿不绿。
花圃后面是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一个挨一个的车间。右边，几乎看不到边儿的广场上，一辆辆崭新的、准备出厂的汽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新战士，穿着刚发的新军装，背着乌光锃亮的新马枪，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气势。就连满肚子怨气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先那个乱摊子、散摊子、烂摊子上干出这一番成绩，哪里是只花苦力气就能办到的？！那真是明枪暗箭，左推右挡，嫉贤妒能，一步一个陷阱。全厂上上下下这些个人，谁是怎么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哪一样李瑞林不知道啊。陈咏明也是个人吧，也有闷在肚里说不出的苦吧，怎么就不见他有个灰心丧气的时候？ 炉子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气儿挺足，把水壶盖顶得呱嗒呱嗒地响。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钱一两的茶叶，还赶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么都不如从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装烟丝的铁盒和卷烟纸，卷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着，一面端详着传达室里简单的陈设。
一张条款，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醒目地贴在大挂钟的下面。大挂钟的钟摆摇来摆去，像个脑袋瓜，歪来歪去地在琢磨那张条款，看得有滋有味儿，没完没够。
条款上这样写着：五罚一元钱的暂行规定一、随地吐痰；二、随处抽烟；三、乱丢纸片；四、乱放车子；五、家属随便进厂。
凡有上述行为发生，各罚人民币一元。
曙光汽车制造厂
李瑞林把这条款瞧了又瞧，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家属小孩不能到厂子里乱窜，这还说得过去。可随处吸烟，随地吐痰，乱扔纸片，乱放自行车要罚一元钱，有那个必要吗。寻思大伙钱多了还是怎么的？ 新鲜！没见过！ 没事儿上街看看去，满大街的烟头、纸屑、黏痰，越是人多，越是热闹的地方就越乱乎。再说，谁能不吐痰呢？ 中国人没有不吐痰的。不信，就支着耳朵昕听，别管在戏园子里，报告会上，或是电汽车里，马路上的自行车队里，总能听见打扫嗓子的声音，往外咯痰的声音。吐口痰，又碍着谁什么了呢？ 倒是自行车，那是乱放不了的。看车的老娘们儿，会拿着大喇叭冲着不存车的人使劲儿吆喝，就算不想存车的人有张追击炮也打不透的厚脸皮，也甭想省下那二分钱。一说，还是迫击炮，那是哪个朝代的武器了？ 早不是李瑞林在部队当迫击炮手的那个时候了。老喽！ 落后喽！ 除了迫击炮，还能知道什么呢？ 肯定，这是陈咏明的主意。前不久他才从日本考察回来，准是从那儿趸来的洋货。
听说全厂整整停工一天，擦所有车间的窗子。说实话，那窗子打从建厂那天起，二十多年没有擦过。上面腻着一层黑褐色的浊物，但是谁也没觉得那有什么不好。工厂嘛，又不是宾馆，它本来就是个脏地方。油泥、铁末子、铸造车间清砂时到处飞扬的黑砂……别说车间的窗子，就是车间外头的树叶，也像刚从铸模里倒出来，上面粘着一层黑砂。你擦呀，有本事连树叶也擦擦。
陈咏明向大家讲文明生产的重要。“挺好的厂房，弄得像个监狱。黑乎乎的，一进厂房就让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外国人要是看见这种厂房，准不跟你做买卖。他不相信，用这种态度对待厂房，还能用什么更好的态度对待生产。也就不相信你能生产出好东西来．”mpanel（1）；
还听说，厂子里盖了暖房，请了花匠。开春以后，还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说是这样可以不往车间里带灰尘，能保证产品质量什么的。好倒是好，顶什么用？ 能代替拉闸不给电，还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 工厂就是工厂，想看花看草上公园去。能跟洋人比吗？ 他们是资产阶级，中国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样过日子，照样出汽车。
莫不是他成心在挑陈咏明的刺儿？ 落到看大门的下场，该怪谁呢？ 春天，陈咏明在部里开完整顿企业管理会回来，不知得了什么令儿，比刚到厂上任的时候更来劲儿了。什么扩大企业自主权啦：什么市场竞争啦；什么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啦；什么自由组阁啦；撤销大庆办、政工组和车问专职支部书记啦……真敢干哪。
别的事，李瑞林不敢说，有几样他可实在接受不了。
取消政工组、大庆办，行吗？ 陈咏明在动员报告里讲过：“……政工组、大庆办不过是一种形式。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只要我们把工人群众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认真地去解决，只要我们千方百计地把生产搞上去，何必一定要挂那个牌子？ 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嘛，企业里并没有政工组，大家不是很团结吗？ 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各级领导，小组里还有八大员。何必另设一套人马呢？ 反而让各级行政干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组的事，自己不用管了。到底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做人的工作好，还是少数人抓、别人撒手不管好呢？ ”
自由组阁，这叫什么词儿？ 哪儿写着了，还是哪位首长说过了？ 就是部里颁发的整顿企业十二条措里，也没有自由组阁这一条啊。
“千军万马抓班子。”
不管谁说什么，陈咏明心里有数。没有这一条措施，汽车厂的工作别想打开局面。像保卫处长和董大山那种一味拆台的人＋ 能很好地配合工作吗？ 生活福利处的处长，一天到晚不干工作，还冒领加班费。谁给他送礼，他就给谁房子。谁不给他送礼，谁就分不到房子。群众敢怒不敢言，谁敢得罪他？ 他手里攥着房子。
还有那个劳资处的副处长。据说她这个副处长，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把鼻涕、一把泪从宋克那儿哭来的。陈咏明觉得对于一个人，总应该往前看。干部里女同志又比较少，也该考虑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没想到他们处的老处长退休，没有马上把她提为正职，她就到处大骂厂党委和陈咏明，躺在家里不上班，还到部里找宋克，说厂里打击她，不重用她，直闹到宋克把她调到另一个厂去了事。
临走之前，陈咏明和她谈话：“你给厂党委和我造了不少舆论。
今天你要走了，咱们应该谈谈心。我来厂以后，在干部大会上做过安民告示：多换思想少换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安定团结，才能大干快上。对不对？ 当时群众对你反映很大，这个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但是厂党委为你承担了责任。为什么选你当厂党委委员？ 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步棋，你明白吗？ 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时候，又选你当了一个委员，也是给你造舆论。这是不是事实？ 你们处长退休了，半年没安排正职。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建议，应该派谁派谁，我们没派。这不是给你留的位子吗？ 这是不是事实？ 你半年就等不及了？ 你到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当官儿？ 没有马上给你这个官，你就大骂大闹，哪点儿还像个共产党员、像个干部的样子？ 这是个考验。很遗憾，你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你要求调动工作，可以。但调走也得把这个账算清楚，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一走了事……“
她走了也好。这种干部，走到哪儿，哪儿倒霉。
宋克怎么净选这样一些人当干部呢？ 这样的干部，能扑下心来干工作吗？ “四人帮”的干扰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汽车厂的工作上不去，宋克能说没有责任吗？ 陈咏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刀阔斧地调整了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班子。其速度之快，调整范围之广，是建厂以来从来未有的。
首先，厂内各职能处科室的领导，由厂党委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委任。不管这位新委任的领导是不是党员，责成他组织自己的班子，三天之内交出名单。由他自己提出，他那一摊儿谁上谁下，谁需要横调。然后大家坐下来讨论，你这个班子配得怎么样，提拔的、免职的、横调的理由是什么，合适不合适……
要照过去的办法，先提个想法给组织部门、政治部门。让他们去考核、研究，然后再交党委开会讨论研究。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好几个来回。要想对班子做这么大的调整，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这说明干部管理，是可以走群众路线的。
李瑞林说，这不是给拉山头、搞宗派留空子吗。处科长个人能比党委正确？ 客观？ 能比组织部门对干部的了解全面？ 资产阶级的办法，怎么能用来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班子？ 二车间，那个叫杨小东的刺儿头，当时就顶了他：“什么资产阶级的办法，毛主席批江青的时候就说过，‘……不要由你组阁……，中央发的那几个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材料，您没仔细看过还是怎么着？ ”
只要屁股一挨板凳，坐下来开会或是学习，李瑞林马上就会打瞌睡，好像头天晚上凑巧一宿没睡。难得有那么一两回不打瞌睡，他便用两个镍币摞在一起，专心致志地夹腮帮子上的胡须。那胡须挺经拔，二十多年，搞了多少运动，开了多少会，学习了多少文件，愣是不见减少。
李瑞林没和杨小东论个长短，文件上到底有没有，他心里没底儿，实在记不准了。现在的年轻人，嘴尖舌快，见多识广．新名词、新理论一套一套的，别管真假，一张嘴就能引经据典地来上几句，把人唬得一愣一愣、张口结舌。谁知道那些话马克思、列宁说过没有？ 上哪儿查去？ 遇到这种场合，李瑞林只好不搭茬儿。
陈咏明的气儿可粗得很：“有人反映，‘苗卓岭不是党员，他有什么资格组班子？ 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党还管不管干部？ ’”你让他当总工程师，把生产技术大权交给了他，说明你信任他。不信任他，怎么能让他当总工程师呢？ 生产技术让他负责，班子不让他沾边儿，他手下的人提拔、调动，他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负责，怎么安排工作？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把他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他对班子就应该有发言权。何况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党委，怎么叫不要党的领导？ ‘党管干部’！ 组织部门那几个人就代表党？ “再说组阁问题。哪怕有人组了自己的小舅子、大姨子来也行，只要把生产搞上去。有条件卡着嘛，三个月内要取得较好的成绩，半年内要有新的突破。搞不出成绩，第一把手就自动让贤嘛。
怕什么？ 何况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人做工作，总要有合得来的帮手，我们要注意合得来这一点，不要怕人家说什么宗派、山头。
人都是有个性的嘛，就有个合得来、合不来这一说。唱那个高调干什么？ ‘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合得来、合不来？ ’李瑞林和申鸿昭同志，是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个是书记．一个是车间主任，却闹得天翻地覆，这怎么工作呢？ 有隔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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