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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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套办法，李瑞林的专职书记不但撤掉了，组阁时，又扣个“干部”给组掉了。说起来既让人寒心，又让人没法儿相信。谁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大毛病，可就是没人要他。就算他李瑞林不行．四车间的主任冯振民怎么样？ 老劳模了，也下来了。
陈咏明不是这样说的吗？ “为什么当了劳模就一定要当官儿呢？ 现在是机械化大生产，需要领导生产的人懂技术，懂生产，还有组织领导这种生产的能力。老冯人是不错，哪儿艰苦往哪儿去．为了抢任务，经常加班加点，饭都顾不上吃，饿昏在地上。可是呢．四车间的生产组织得乱七八糟，生产计划月月完不成。厂里开个调度会，回到车问，他能把一大半要做的事给忘了。记性不好，能记在本子上也行，到了现在，还是个半文盲。他呀，还是当劳模好。
按选劳模的标准选车间主任是不够的，有人能当个挺好的劳模，不一定能当个得力的好干部。‘将是将才，帅是帅才，，对不对7 ，，“那也不能怪他，他没文化呀。他自小受苦受穷，哪儿有条件学文化？ 您不能拿我们大老粗和知识分子比。”说到“大老粗”这三个字，李瑞林觉得脊梁挺了起来。
“大老粗？ 大老粗怎么啦？ 既不是光荣榜又不是奖状。就算是光荣榜，它也只能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刚解放那会儿，你还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忙着打仗去了。现在，三十年的和平日子过去了，这三十年你忙什么去了？ 打扑克去了？ ，，打扑克怎么着？ 李瑞林不服气。他想：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就是打打扑克吗？算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该抓的大事不抓，倒提起打扑克的事来了。
“苗卓岭就行？ ”
“他怎么不行？ ”
“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
“你呀，什么时候了，还是这么一脑门官司。这种看法不但把许多好同志整苦了，也把咱们的国家坑苦了。多少人才，就让这种偏见给毁了。结果谁倒霉？ 国家倒霉。没有人才，搞什么现代化，搞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咱们只好在原地踏步走，瞅着别人往前跑。
五十年代，我们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差不多，现在你再看看人家，把戬们落下至少三十年。“
“我用不着看他们，他们那儿贫民窟里的耗子有这么大。”李瑞林两手往外一比划，那耗子大概和猫差不多了。
“你见着啦？ ”
“……报纸上登过。”
“哈！ 哈！ 哈！ ”
陈咏明嘴里打着哈哈，心里却往外冒着苦味儿。他的眼前浮现出苗卓岭那老是夹着肩膀、缩着脑袋，以及他在生产会、办公会或技术会上结结巴巴发言的样子。战战兢兢、眼睛绝对不敢离开手里的发言稿，哪怕他要讲到的，不过是同意或是不同意修个厕所这样的问题，他也要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那发言稿上的每一个字一定翻过来、覆过去地掂量过、检查过，让人抓不住一点茬儿。
就是这样，散会之后，他还要拉着陈咏明和记录员当场查对记录。
他怕，怕万一记录员把哪个人的错话记在他的账上，或是曲解了他的哪句话。人活在这种心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啊。难道不应该抚平这些心上的皱褶吗？ 一阵自行车的铃声惊扰了李瑞林的思绪。吴国栋骑了一辆崭新的二八永久车进厂了。瞅见李瑞林坐在传达室的窗口，他挺热情地凑过去招呼着：“您——上班了？ ”
李瑞林讪讪地答着：“也不能老呆着。”然后从屋里走出来，前前后后地打量着吴国栋的新车。心里琢磨着，他休了那么久的病假，哪来的钱买新车？ 总得一百七十元钱吧？ 吴国栋解释着：“新买的。厂子里给住家远的同志搞了一次贷款，一个月才扣两元钱。解决远途职工上下班挤车和上夜班的人搭不上早末班车的困难。”说着，吴国栋按了一下车把上的转铃。
转铃叮铃铃地响着，像唱着一支心满意足的歌。吴国栋脸上泛着微笑，就连李瑞林也微微地笑了：穷工人哪，买辆车不容易。
一抬眼，吴国栋瞧见李瑞林那霜白的两鬓，谢了的顶，心里立刻有股酸溜溜的味儿。便一把捂住了转动着的车铃。
从为工人着想上，陈咏明没什么可挑的。那边，职工自己盖的宿舍，已经快盖好了。嚷嚷了十来年的住房问题，总算有了盼头。
李瑞林两个多月没上班，真像古话说的：“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吴国栋却瞧着新起的房子犯愁。“这房子盖得不易。先是建设银行不给现钱。为这，老陈答应给人家也盖点。你要说他实在也实在，滑头也滑头。他给人家抻着来，一年打基础，二年盖房子．三年再完工。他不敢一家伙干完，怕银行再提新的要求。施工队伍又泡蘑菇，三栋房子两年还不交工。这就决定自己干。车间里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支付施工队的钱，一部分给在车间坚持生产和抽出去盖房子的工人发奖金，剩下的用来提高房子的平米造价。
哪个车间出人，就先给哪个车间房子。比施工队的进度自然是快多了。可是。银行和咱们这么干对吗？ “
为这，吴国栋找陈咏明谈过，提醒他注意，不要违反了政策。
陈咏明说：“我们只好来点变通手段，不然我们没法过日子。
不过这些变通办法都是沿着政策的边缘，在它允许的范围内浮动。
既有利于群众，也不损害国家利益。违法的事当然不干。“
陈咏明一天到晚，不知要花多少脑子，琢磨在哪儿还可以抠出一点变通的方法，好为工厂的生产发展、职工生活的改善创造点条件。有时他觉得自己简直像那菜市场旁边专门等着给顾客宰鸡宰鸭的人，为的是弄几个小钱，得点鸡鸭下水。
除了牢牢把住政治大方向，李瑞林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吴国栋显得豁达。“嗨，这算什么，比这邪乎的事多了。怎么样，你的肝炎好了吗？ ”
“好了。”吴国栋感慨地摇摇头。自打生病以来的种种苦处，尽在这无言的摇头之中了。
李瑞林是很能理解个中滋味的，毕竟他们是同一代人，不论对社会、对生活的负荷，他们的感觉总是相通的：“那也要好好注意，千万别再累犯了。”
说着话，吕志民也骑车进了厂。蜻蜓点水似的把右腿从车上骗下来，用脚尖点了一下地，然后又把腿骗上车座，算是“出入下车”了，接着又“叭”的一声从嘴上吐下来个烟屁股。
李瑞林高嗓大叫：“下来！ 你给我下来！ ”心里想，这下买卖可开张了，先罚他一元钱再说。
吕志民给他叫懵了，眨巴着眼睛：“怎么啦，怎么啦。”
“怎么啦？ 拿一元钱出来！ ”
“干吗？ ”
李瑞林伸手往传达室那边一指：“墙上贴着哪，五罚一元钱。”
吕志民光翻眼睛，不见动静。
李瑞林和吴国栋都有些兴奋。不论吕志民掏不掏这一块钱，他们都会觉得称心。在这点上，他们也是相通的。要是他不掏，就是“五罚一元钱”的失败。他们乐得这一套瞎胡闹的新玩艺儿受到大家的抵制。要是他掏，那叫活该。他们就乐意看吕志民这种小青年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巴不得他们一个个像牛一样穿上鼻眼儿才好。mpanel（1）；
李瑞林说：“瞎起哄的时候挺来劲，拿一元钱就像从身上割下一斤肉。”这句话是有所指的。在陈咏明宣布撤销大庆办和政工组的大会上，李瑞林曾跳上台去痛心疾首地喊叫：“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还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台下的小青年又是哄笑，又是吹口哨，又是拍巴掌。就是这个吕志民把他从台上拽下来的，还说：“一边玩儿去吧，您哪。”
吴国栋插嘴说：“陈厂长不是在全厂宣布过吗？ 你不知道？ ”
吕志民开始慢慢腾腾地解上衣口袋上的扣子。陈咏明说过的话，吕志民愿意捧场。吴国栋那个得意劲儿，却让他窝火，他正琢磨来句什么话噎噎吴国栋才好。别看他是他的车间主任，他才不吃他那一套呢。
李瑞林不知怎么，想起刚才老吕头推着的那辆破车，穿着的那件破棉大衣。他忽然改变了主意：“算了，下次记着吧，这回你自己把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就得了。”
吕志民乖乖地捡起烟头，朝李瑞林挥了挥手，又朝吴国栋挑衅地瞥了一眼，骑上车子，扬长而去。
吴国栋忙转向李瑞林：“老李，您这是——”
“算了，何必从他开刀呢？ 我得先从头头抓起。这条条是他们定的，对不对？ ”
说好了，吃过中饭杨小东找葛新发和吴宾有“要事相商”。到时候，却不见了杨小东。哪儿去了呢？ 是不是还没吃完？ 他们又折回食堂。果然，杨小东端着两个胳膊肘，和吕志民在食堂门口站着。小吕一脸的不自在，脸上那个蛤蟆镜，像一对蜻蜓的眼睛，往下耷拉着，给吕志民那无精打采的脸，更添上一种百般无奈的样子。小东呢，两道浓眉，却得意地、时不时地往上一挑，嘴巴咧得挺大，谁也说不出他是在干正事，还是在逗乐子。吴宾是聪明人．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站在食堂门口。不过他并不露声色：“吃饱了撑的，跑食堂门口站岗来啦。”
杨小东不愧是杨小东，一向直来直去：“中午吃饭，是厂里人员顶集中的时候，我把他拽来，在这儿瞧瞧，到底有多少个戴蛤蟆镜的。”他转向吕志民，“瞧见了吧？ 一共就俩，你是第三个，那两个是什么人，你心里全清楚。”然后，他严正起来，“我告诉你，咱们组就不能有这样的事，你压根儿就不是那号人，赶哪门子时髦？ ”
“得，得，趁早收起来，没劲。装什么假华侨。”吴宾一把把吕志民的眼镜抓了下来。
葛新发眯着眼睛往天上瞅了瞰。太阳，整天整天地躲在灰蒙蒙的雾啊、云啊、煤烟子的后头。“就说是戴吧，大冬天的，也不是时候。”
“我当初可是有言在先，你们选我当班长，你们十三个人就是副班长，别管咱们组有什么事，你们都得把自己摆在班长的地位上，想想自己该怎么处理，那样，事就好办多了。你们当时都点了头的，没忘吧？ ”
吕志民认账：“没忘。”
别管杨小东说什么，吕志民从来不带翻脸。
小哥们儿相交，讲的是仗义。
为他穿喇叭裤的事，小东已经跟车间主任吴国栋顶过一回：“喇叭裤全让小流氓给穿糟了。其实，穿的人不见得就坏，穿得油渍麻花的人，也不一定就好。”
至于吕志民和他父亲不对付的事，究竟谁对、谁不对，那笔账是算不清楚的。
老爷子任吗不懂，管得还宽，见人就数落儿子的不是。动不动就告给小东，吕志民和他吵架；早上不起床；洗脸水、洗脚水不倒，就在地当间儿放着，谁不注意就“当”地踢上一脚，闹得满地都是水；晚上一出去就是半宿，说是“厂里有事”；又说吕志民床底下压着一把三棱刮刀，可能是对付他的……去年，吕志民带回家一个新洗脸盆，两条新毛巾，老爷子竟然问小东那些东西是不是偷的……
净把人往邪里想，吕志民拧劲儿上来了，越是这么着，他越是任着性儿来。这关系好得了吗？ 小东既不听信老人那些狭隘的偏见，也批评吕志民成心给父亲找气的不是。仗义的是，他从不拿那些挑三窝四、恨不得把人人家里闹得鸡飞狗叫的人散布的闲言碎语当回事。该顶的顶回去，该解释的解释。在这点上，吕志民觉着小东比老吕头待他还好。
这样的领导——别看是个小班长，难得遇上啊。
“好吧，再戴你就给我没收。”吕志民下了决心，何必呢，为了个蛤蟆镜和小东惹气。
“你再戴我就抓下来给你摔了。”杨小东毫不含糊。
吴宾把眼镜往吕志民兜里一杵。问杨小东：“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
杨小东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纸条，递给了吴宾。吴宾一看，是前天小组里搞的那个民意测验。题目是：今年五十元安全卫生维护机床先进班组奖金如何处理？ 吴宾数了数，一共十四张，其中十三张写着离厂子顶近的“新风饭店”，一张写了“老莫”，都想到一块去了。
写条子的时候，谁也没和谁商量过，十四个人，心齐得都绝门了。
杨小东说：“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没活儿，就是搞卫生，你和葛新发就别参加了。莫斯科餐厅太远，又是个别意见，就到新风饭店去订菜订饭。你们俩占座、吃馆子有经验。五十元钱，该订什么菜，什么酒，看着办。我们三点钟干完，车间一封门，队伍就开去了。”
葛新发说：“哟，那笔账你还记着哪。”
“什么经验，都有用得着的时候，但要看场合和时问。你们吃馆子的经验这回不就用上了。”
说罢，四个人都笑了起来。
葛新发说的是上次发季度奖的事。那天，还没把奖金发到个人手中，杨小东就和他们两人打招呼了：“今天发奖金，你们可不许上班时间出去吃馆子。”
杨小东这个招呼，当然不是随便说说。他从不跟人说那号没有把握、没有根据的话。
葛新发和吴宾是班组里有名的馋鬼。拿到奖金就吃馆子是他们的老习惯。杨小东也多次劝说过他们：“又去吃馆子？ 也不攒点钱，还打算不打算娶媳妇？ ”
每每提起娶媳妇的事，葛新发总是满腹狐疑地摇着大脑袋：“媳妇儿？ 不行。那玩意儿太受限制。你说说，你现在有单身那会儿自在吗？ ”
杨小东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是不那么自在。可这不自在里，又有点儿美不滋儿的味儿。那是没媳妇的人，咂摸不出来的。”
吴宾不以为然地说：“今天说今天，明天说明天。再说，一个月就吃那么一两次。”
葛新发继续表示着对婚姻合理性的怀疑：“是啊，就算你有了钱，没房子也不行啊。你看小宋，就差没给车间主任吴国栋磕头下跪了。”
“叫我，我他妈的两口子就搬到吴国栋的办公桌上睡去。老浑蛋，他敢情结了婚，下过俩崽儿了。”提起小宋要房子的事，吴宾总是一肚子火。
杨小东表示：“不能那么说他。车间里生产抓得还不错。他不走后门，也不利用职权，就连厂子从乡下拉来的梨、苹果，一昕不是国营商店里趸来的，他都不买，生怕违反了政策。像这样的干部，就算不错了。他那样一个芝麻官，能有多大的权。还能要求他什么？ ”
吴宾说：“那也不能净往歪处想我们。小宋跟他要房子，他连正眼都不瞧，在那儿翻报纸，看广告。让小宋在一边站了老半天才开腔：‘结婚？ 你多大年纪了？’”‘二十七。您前些日子还问过我的年龄呢。’“你瞧瞧，他心里有咱们工人吗？ 车间干部大小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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