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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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 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 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 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 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 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 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 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 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mpanel(1);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 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 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 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 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 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 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 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 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 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 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 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 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 ”
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 ”
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 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 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
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 ”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 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 他拿着两条剪下来的辫子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塑料口袋。这一切情景,刘玉英觉得都像十几年前她和吴国栋经历过的一样。
刘玉英拿着吹风机,最后再把那姑娘的发式修饰一下。
镜子里映出的,是两张多么不同的面孔。在那张绯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旁边,她的面孔更显得苍老、灰暗。她也曾有过这样绯红的面孔和这样亮晶晶的眼睛。看着眼前这张年轻而美丽的面孔,刘玉英心里不由得生出了由衷的祝愿:“哦,姑娘,希望你永远这样美丽,这样新鲜啊。”
吹风机嗡嗡地响着,刘玉英用手托着姑娘耳后的头发,于是两个发卷绕过耳后,往脸颊前面弯了过去,给那姑娘的脸上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姑娘不好意思地瞟着镜子里那个显得陌生了的面庞,羞涩地微笑着。她还不习惯自己的这个新形象。
两个年轻人不知怎么都意识到了,婚前的这个晚上,他们在这个理发店里所经过的一切,以及遇见的这个并不奇特的理发师傅,将会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发生一种长远的影响。
小伙子在一阵激动和慌乱之中,从提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递给刘玉英:“刘师傅,请您收下,这是——这是我们的喜糖。”
刘玉英执意不肯接受:“哪能这样,我心领了。”
推来推去,盛情难却。刘玉英只好打开纸袋,挑了两块包着红色箔纸、印有“喜喜”字的奶糖,然后又把纸袋塞进他们的提包,送他们出了理发店。
路上行人已见稀落,地上的雪也积了薄薄的一层。刘玉英站在雪地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再一次在心里默祝那姑娘:“愿你永远这样美丽。”
三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她才掉转头来,她看见,在理发店门口的一棵树干上,靠着吴国栋。他一定在那里站了很久,旧棉帽上、肩膀头上、围巾上全都积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刘玉英用力攥住手里的两块喜糖,看着吴国栋一步步地向她走来。
贺家彬严厉地、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面前那张胖得几乎汪出油来的大脸。那张脸真大,差不多比一张普通的脸大出一半。他真想喝一声彩,用旧戏园子里那种怪声怪气的调门儿来一声:“好脸,好大的脸! ”再不,就来一声:“好大的面子! ”
那张油脸的主人,年纪并不很大。但脂肪却过早地在他的腮帮上、下巴上、肚皮上沉积下来。那是长期没有节制地吃喝的结果。
贺家彬心里想:“着急了? 活该! 也该让你着着急,那些脂肪也许会消下去一些。”
贺家彬把他想得太好了。他才不着急呢。他不过是做出一副焦急的样子罢了。他干了采购员这一行,整年在外头走南闯北,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对待哪一种人。脸上的表情,如同京戏里的脸谱,根据不同的观众的胃口,决定演哪一折,画哪一副。贺家彬这种人,顶好对付。他不过是个经办人,当然首先要通过他,这叫敬酒。实在不行,可以甩开他,去找冯局长。冯局长是地委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这个发电站配套用的全部机械、电器设备就是走冯局长的后门解决的。眼下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但也不能为了屁大的事,动不动就找局长。利用关系,也是一门学问,要看时机,看火候。这就好像一笔存款,总有用光取完的时候,你得抻着点儿,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不断地再往存折上加一点。
那人堆着一脸谦卑的微笑,说:“是不是麻烦您再向生产厂打个招呼,把电压等级改一下,我们填写订货卡片的时候,时间太紧,没有顾得上再复查一下。”
“笑话! 这么普通的常识,怎么还会搞错? 这种规格型号的风机,配套电机的电压等级就应该是六千伏,怎么会写成三百八十伏? 也许填卡片的人当时喝醉了吧? 这是业务工作,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挤进来混饭吃的。”他气恼地拍了拍那张摊在桌上,揉得皱皱巴巴的订货卡片,“再说,这事儿我也管不着,你们这个发电厂,是今年国家计划外的,根本就不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渠道订货。
我们这个渠道,只保证国家计划内基本建设项目的需要。我真纳闷儿,你们是通过什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