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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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瘟啤！ �
现代科学实验已经证明，铜元素是骨骼中制造骨质的成骨细胞内必不可少的物质。实验还进一步表明，骨折后骨痂的形成过程也需要有铜元素参加。经过分析，在骨痂中的铜，含量比正常骨要高得多。铜离子进入血液后，变成有氧化酶活性的血清铜蛋白，它对体内的铜有着运输和调节的作用。铜对骨痂的形成，起着触媒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自然铜接骨之功，与铜屑同，不可诬也”，又说“自然铜接骨之后，不可常服”。说明过多的铜元素对人体会有害处。
到了明清时代，用动物做药理试验就很普遍了。李时珍甚至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试验，服用较大量的洋金花（即曼陀罗花）对人体的麻醉作用进行验证，显而易见，用动物做试验则成为一种潮流。
第五部分 医学第31节 悬丝诊脉
——扑朔迷离的诊断技巧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
——近代名医施今墨
在我国古典小说和传统戏曲里，常有太医为皇帝的后妃们“悬丝诊脉”的情节。具体方法是：后妃和太医各居一室，由太监或宫女将一根红丝线拴在后妃的手腕上，线的另一端交给太医把按，通过丝线辨别病情。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宫廷礼制，以防乱了宫闱。
传说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就用此法。因孙氏系从民间召来，不是有职衔的太医院的御医，太监就有意试他，先后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脚和鹦鹉腿上，结果都被孙氏识破，最后才把丝线系在娘娘腕上。孙思邈诊得脉象，知是滞产，便开出一剂药方，娘娘遂顺利分娩。同行问其窍门，孙思邈笑而不答。
吴承恩《西游记》中有孙猴子给朱紫国国王悬丝诊脉的故事。毕竟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或者说，大略只有孙猴子这样的神通，才有可能掌握这神奇的本领。
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悬丝诊脉之事？病人的脉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人在1968年请教过施今墨老先生。施老先生是旧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他介绍说，这悬丝诊脉可说是亦真亦假。所谓真者，确曾有其事；所谓假者，悬丝纯粹是一种形式。原来，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成竹在胸了。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此时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一言不慎、一药不当而招祸。
由此可见，悬丝诊脉虽确有其事，但只不过是一种蒙上了神秘色彩的骗人形式而已。如果太医事先不通过各种途径获知详细病情，那么他再高明，也不会看好后妃们的病。
第五部分 医学第32节 炼丹与服食
——成年人关于长生不老的童话……早夭羡中年，中年羡暮凿，暮凿又贪生，服石（食）求不死。
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缴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
——白居易《戒药诗》
成吉思汗想见丘处机。因为他听说丘处机有长生不老的法术。丘处机二话没说就去了。见面之后，丘神仙并没有带来长生之术，带来的却是卫生之术——止杀戳。成吉思汗大为不悦，你们中原不是流行炼丹吗？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我炼丹的！丘神仙对此不置可否，终究还是没有为成吉思汗炼丹。
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其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得到长生不老药“神丹”或人工金银等，因而又有“金丹术”、“炼金术”、“黄白术”之称。
炼丹术并不是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最初手段。中国古代盛行过多种长生不老术，服食（亦作“服石”）、行气、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炼丹术就是在服食活动中发明出来的。
◎ 葛洪关于长生不老的“伪证”
人究竟能不能长生不老？对于肉体生命的试图超越，早在战国时期已经蔚然成风，始皇帝寻求不老药的荒诞经历成为这种风气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而最终，他死在寻求不老药的路上，堪称一个绝妙的讽喻。然而，虔诚的方术家认为长生是可以的，在他们心中，活了八百年的彭祖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佐证，尽管谁也没见过那个姓彭的老老头。
西汉大学问家刘向说“有神仙”，嵇康说“神仙可信”，但是桓谭却说“无仙道，好奇者为之”。
有没有神仙，能不能长生不老的讨论一直延续了很多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延续时间最久的一次思想交锋。今天看来，一切都是明了的，但在古时，正方与反方的观点一直在伯仲之间。
东汉的名医葛洪，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炼丹师，便是相信人可以长生的，而且，为此建立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抱朴子·论仙》有云——
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识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长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你没见过仙人，就有足够的理由说仙人没有吗？寿命是你自己的，可是你能说出究竟自己能活多长吗？以你自己的短浅来判断微妙的有无，这不是很悲哀的事情吗？葛洪上来便先找个靶子来打击，借以表达自己的不凡见解——
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然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夫官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活活。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弛。……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断之。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宜必钧一，而其贤愚邪正，好丑惰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其为不同，已有天壤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独怪仙者之异，不与凡人皆死乎。
葛洪以天地阴阳的变化，通过对“有始必有终，有生必有死”的观点的批驳，进一步说明了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可是，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之前有过的无数求仙失败的例子，他是怎么看的呢？
他以刘向得淮南王《鸿宝枕中秘书》仍作金不成一事为例，解释说：“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刘向父德，治淮南至狱中所得此书，非为师授也。向本不解道术，偶偏见此书，便谓其意尽在纸上，是以作金不成耳。……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某法而铸作之者。……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
这样看似无懈可击的论证，即便在当下，也可以说服一大批人，更何况是在当时呢。葛洪的“伪证”机敏绝巧，自然为他炼丹奠定了极好的理论基础。
◎ 丹药的卓异表现
葛洪在《抱朴子》卷十一记载了各种神仙上药之名：
仙药之上者丹砂，次者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柱，次则石脑，次则石英，次则硫磺，次则石饴，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章、楮实、象柴，一名纯卢是也。
整个一个矿物质大会！黄金与水银都是烧炼丹砂之物，而丹砂极热，服者常有燥渴烦剧及毒痈发背致死的情形。
当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服用这些矿物质，服用者多为王公贵族。以唐朝为例，光是有史料记载的死于服食的皇帝，就有太宗、宪宗、武宗、穆宗、宣宗、敬宗，前后共六位。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中，这样评价几位皇帝：“太、宪、武、宣皆英主，何为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转以速其死耳。”
如果葛洪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想？
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取得的化学成就却在中国科技史上永放光彩。中国古代的汞化学、铅化学、砷化学、矾化学以及冶金技术，都由于炼丹家的创造而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在丹家的炼丹炉里诞生的；中国炼丹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又成了近代化学的发轫。
如果葛洪泉下有知，不知又该作何想？
第五部分 医学第33节 中国古代的防疫
——灾变应对之道……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
——无名氏《避疫论》对隔离的批判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明代吴有性《瘟疫论》说：“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凡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被归为疫类。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
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纪》）。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以疾疫传染情况来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 古代防疫方法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认识，是很难从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这种观念渐渐淡薄下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很容易让人想起2003年全国的非典疫情，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隔离”了。可见，这种让人颇不愉快的方法实属无奈——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
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行为“不仁”。到了清代，江南文献中还有不少弘扬在时疫流行、人人自危时能坚持照看病人的记载。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隔离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