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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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几年是一场噩梦，最能体现出“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沉积的荒谬和愚蠢的行为的地方，就是弥漫着恶臭、老鼠横行的莫斯科蔬菜水果仓库。总共有23个大仓库，像纪念碑一样，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农民的不信任已经达到误入歧途的境地。苏联的大部分历史就是一场农村反抗喂养城市的斗争史，尽管斯大林时代后期，大量暴力行为结束了，但中央计划经济这台巨大的国家机器仍在运行，农民的劳动果实一年又一年地被征缴上来，运到城市贮存在仓库中，直到被分配出去。足够莫斯科居民一年食用的蔬菜、水果从农民
手中收购来后就被存储到那些大仓库中，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政府对农民的彻底怀疑。
改革刚推行的那些日子，也就是80年代中期，蔬菜水果仓库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大怪物。副食品必须经过采购、分类、堆放、包装、贮存几个环节，有些东西一放就是几个月。仓库能存放150万吨水果和蔬菜，足够供应1000万人口的城市，满足那些遭受经济匮乏和明显曲解中央计划经济的人们的需求。尤里？卢日科夫，这个有工作经验的工业部门领导，在回忆第一次视察仓库时说：“那里到处都是垃圾、霉变的食品、老鼠、苍蝇、蟑螂，臭气熏天，简直脏到极点，条件太恶劣，根本就是不存放蔬菜水果的地方。”
即使是新的仓库，也被工人拆卸、毁掉，卢日科夫视察后得出结论：“工作疏忽到这种程度，怎能解释为仅仅是由于愚蠢的想法导致的，职工们对故意毁坏一切东西的行为着了魔，就像在敌人攻击下准备撤退的军队，任何完好的东西也不能留下。”
实际上，毁坏行为从很远的农庄就开始了。12万为莫斯科服务的蔬菜、水果种植户，由于没有任何鼓励政策，早就不再关心他们种植和产品的质量。他们不情愿地把他们的蔬菜、水果送到集中地，蔬菜、水果随后被简单地贴上“莫斯科”标签，然后拉走。大部分蔬菜、水果在运送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变质了。西红柿、马铃薯都被虫蛀了。“仓库成了堆放腐烂东西而不存放食品的碉堡。”卢日科夫回忆道。正在腐烂变质的蔬菜被送到国有副食店，人们只能咒骂黑色胡萝卜、腐烂的绿色蔬菜和发霉的马铃薯。当副食店的售货员出售那些腐烂的东西时，他们的口头禅就是“不愿意吃，就别吃！”
可是，蔬菜水果仓库是集体劳动的巨大成果。据称在那里工作的每个人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没有人那么做。人们在仓库工作，就像在军队训练营里训练一样，每天两万莫斯科人被分配干重复分类、重复包装、重复储存变质腐败蔬菜水果的工作。尽管工作在令人厌恶、充满垃圾和老鼠的环境里，他们也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成千上万名被强迫到这里工作的人，很容易地偷窃一切可以偷到的东西。
“腐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国家的各种机构中，党内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开展调查。”卢日科夫说。因为警察们都忙于做买卖，会计和审计人员只会简单地将丢失的东西从账上勾销，党政官员只把如此混乱的局面当作他们的另一次偷窃机会。他们偷的是国家最好的东西。
偷窃活动如此普遍，以至于不能把它认定为是犯罪行为。卢日科夫视察后说：“这种行为使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实质。”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每个人都被卷入，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没有人幸免。这是“发达社会主义”最薄弱的软肋，也是最致命的。每个人都认为偷窃理所当然，回家的时候包里装着偷来的东西不再被认为是错误的。
1985年10月，戈尔巴乔夫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边疆地区的党委书记鲍里斯？叶利钦委任为莫斯科新市长。很快叶利钦以不寻常的做法在整个城市中掀起了一场风暴——他与中产阶级站在一条线上，搭乘电车，不事先通知就到工厂和商店视察，他的行动仿佛在停滞衰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水里投下一粒石子。首都商店里的食品短缺是叶利钦特别关心的事情，听说在一家肉店出售极其罕见的小牛肉，他立刻排到买牛肉的队伍中。他为了买一公斤小牛肉等了很久，但被告知已经卖完了。叶利钦暗中跟在售货员身后，通过一个小窗户，像侦探一样侦察到后面的小库房——在那里挂着为特殊客户准备的大块牛肉。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2）
叶利钦公开谴责了这样的分配制度，由于普通百姓无权进入党内高级领导人购买优质商品的特供商店，此举触动了共产党的神经，叶利钦一下成了莫斯科的政治风云人物。但是花言巧语不能修复衰败的食品分配系统。一个接一个的官员被委派整顿蔬菜水果仓库的工作，但他们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1987年夏天，莫斯科的食品供应情况更加糟糕，水果蔬菜仓库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此时，叶利钦想起了身材矮壮、作风强硬的工业部门领导卢日科夫，他一直在市政府上层管理部门工作，时任莫斯科市政府执委会副主席，负责处理首都日常事物，他也是给第一批合作企业颁发执照的市政官员。
以前派去整顿蔬菜水果仓库的领导们都被该工作弄得神经几乎崩溃。叶利钦把卢日科夫请来，这个在工业部门历练多年的化学工程师不想接管这么棘手的工作，他后来回忆道，“那里毫无胜算的把握。”可他一看到叶利钦，又心软了。“他不是我想像的那样，”卢日科夫提到叶利钦时，“他看上去疲惫，沮丧。”叶利钦告诉卢日科夫，那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然后他又补充，“我请求您接受这项工作。”
卢日科夫深知，这项重任也许就会断送他的事业，但他还是承担下来。从此卢日科夫独自开始一次非凡、不平静的远航，驶向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外的领域。
当19岁的卢日科夫还是莫斯科工程学院的学生时，他被分配到西伯利亚的临时学生工作队，帮助农民收割。那是1955年10月，白天他们收集、晒草的时候，天气通常是暖和的，但夜晚却出乎意料的寒冷，温度通常下降到零下几度。学生们都陷入困境，部分学生还没来得及被安排回学校。有几个晚上，他们打着寒战睡在干草堆里，很多学生都病倒了。
接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从莫斯科来的政治局委员在这里露面了。他是来指挥收割的，他敷衍地发表了一通讲话，对学生没有足够食品、药品、水的抱怨以及要求回家的要求，他根本就不予理睬。
突然，卢日科夫从学生堆里冲向那个政治局委员。在别人阻止他之前，年轻气盛的卢日科夫一拳打在委员的肩膀上。“要是没人阻止你，你的长篇大论还会没完没了，但你也该停止了！”卢日科夫说完，转身就跑了。
曾是工作队的领队，卢日科夫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回忆道，“卢日科夫肯定击中了他的肩膀，那个政治局委员仿佛被刀子刺中般地大声叫着。”
无比尴尬、恼羞成怒的政治局委员查问谁是工作队的领队。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从队伍中走出来。政治局委员做手势示意他坐上自己的汽车。在预示暴风雨的黑沉沉的云团下，政治局委员的汽车在俄罗斯荒凉的旷野上跑了20分钟，很快暴雨夹着冰雹重重地敲打在车身上。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一点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突然，政治局委员让他下车，让仅穿着衬衣的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在暴风雨中步行回去并“结果那个家伙”。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没有问如何“结果”他的朋友卢日科夫。他吃力地长途跋涉，穿过旷野，刚回到帐篷里，为了不至于冻死，他立刻喝下一瓶伏特加酒。很快政治局委员又找到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他问我怎么惩治那个家伙。我说，‘我结果了他！’”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做。
也许就是那天，倔强好斗的卢日科夫就注定将成为新俄罗斯的领导者。卢日科夫生于1936年9月21日，整个童年都伴随着贫穷和困苦，他是家里三个儿子中的老二，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是锅炉工。一家人住在莫斯科，在帕维利斯基火车站附近的一栋木板房的一楼。他们家三个男孩、父母还有奶奶挤在一间四面透风、没有暖气和自来水的房间里。三个儿子轮流穿父亲以前打仗时带回来的外套。卢日科夫的童年回忆围绕着二战以及随后那些年持续不断的饥荒。“我没法描述那种情况，”卢日科夫说，“我们总是想吃……但可吃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任何可吃的我们都会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我们周围的小伙伴都因浮肿和饥饿而死。”一次，男孩们太饿了，以至于吃了他们沿着铁轨找到的、有咸味的“白黏土”，结果都生了重病。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3）
卢日科夫最生动的回忆是围绕着他青年时代的活动中心——社团，那是个与外面隔绝的小世界，“一些自发组织的与政府和国家持不同意见的小圈子”，在建筑物中央的空地上，年轻人聚在一起，制定了圈内的规章、道德和伦理标准。“莫斯科有知识分子社团，有爱运动的人组织的社团，甚至还有小偷小摸社团。”他回忆道，“我们是不良少年社团，意思就是我们总是带着特殊的、冒险的心情——总是和一些人卷入一场打斗，在打架中比试某种胆量，显示自己。”卢日科夫说他母亲忙于工作——开始干两份工作，以后干三份工作，所以
她给了孩子们“不受任何限制，偷偷地沉溺于玩危险游戏的自由”。
卢日科夫是“具有冒险、不计后果行为社团”中的左派。他们经常拆卸在火车车厢附近发现的、二战时留下的炮弹外壳。他们把火药倒出来，在里面埋上导火线，点燃的火药就像鞭炮一样爆炸了。一次，卢日科夫想了个主意：为什么不连炮弹壳一起引爆？他点燃导火线就跑了。紧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附近居民的窗户玻璃都被震碎了，警察们赶到现场，但社团的人都严守规章，没有人出卖他，“这个社团对当局来讲，寂静得就像座坟墓”。
以后，卢日科夫进入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化学工业学院，该学院是第一个为苏联工业快速发展建立的训练基地。在那有高高天花板的大厅和学院实验室里，古布金的学生跟随一百多名教授学习机械工程学、石油天然气地理学、采矿和精炼技术，教师中还有两位是科学院院士。尽管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必修课，但全部课程的侧重点还是技术训练。总的来说，学校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培养专家，每个学生都在五年内接受了非常特殊的有针对性的训练，以便在他们毕业后适应工业领域的那些特定岗位。
卢日科夫1958年毕业。他希望进入石油公司工作，但被分配到塑料行业。他强烈抗议过，但不起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卢日科夫在化工厂干得挺好，1974年他就被任命为化学工业部自动化技术试验设计局局长，以后又成为石油化工自动化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那个公司拥有3万名职工，以生产化工厂专门设备而著称。它是工业部中最大的独立企业，由分开的科学研究部门和工厂两部分组成。作为一个工业公司总经理，卢日科夫尝试地迈出了偏离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次痛苦的启程，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中。
1980年，卢日科夫提出一个有些不太正统的计划，他打算在占企业一半的科学研究部门试行一个非常初步的“自筹经费”方案。“自筹经费”就是早期中央计划经济尝试改革的一个口号，这个词经常伴随着那些渐渐独立的工厂领导们。它的大概意思就是允许工厂保留他们的收益。卢日科夫建议把化学公司的研究成果当作商品出售，当科研成果转变成商品时，他们可以销售它们并保留赢利。卢日科夫的建议被提交到工业部高层决策部门——工业执行管理委员会，该部门由一群资深的工业高级领导组成，他们围坐在马蹄形桌边，150名低一级的工业经理们做听众。卢日科夫站在讲台上，概括地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的提议立刻戏剧性地被一个党代表否决了，他宣称卢日科夫的计划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箴言。党代表打开马克思著作中的一卷大声朗读起来：科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卢日科夫显然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个计划就这样被否决了。卢日科夫的领导们不想和党对抗。如何适度地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成了棘手的问题。卢日科夫的想法被掩埋和遗忘，但这次提议却为他贴上敢于试验的标签。
在改革初期，卢日科夫已经五十多岁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将成为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他这个岁数已经位居党的高层职位。卢日科夫于1968年加入共产党，但他一直关注的是工业而不是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大型工业公司经理被指派主持城市工作是常见的事情。1975年，卢日科夫选择在地方市政府里工作，两年后他成了人云亦云的莫斯科市政府官员中的一员。管理机构变大了，莫斯科市政府庞大臃肿的机构，是政府的一个门面，市政府官员很少单独做决定。卢日科夫还接受了一项兼职——做消费者服务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只有在这里，变化的种子才能根植在戈尔巴乔夫早期改革的土壤里。
尤里·卢日科夫尤里·卢日科夫（4）
1986年，卢日科夫辞去工业部门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城市管理工作中。叶利钦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调来，对卢日科夫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市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他的新任务包括审批莫斯科市处于萌芽状态的合作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陈腐的中间分子对合作企业持怀疑态度，他们把合作企业家当作奸商、投机者和颠覆社会主义的敌人。当卢日科夫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为合作企业发执照
的委员会时，合作企业的实验就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一项使命，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卢日科夫告诉我。没有人知道它能否从几十年压制个人积极性的旧体制下，从死守不放的权力下幸存。
一个与卢日科夫不同的合作企业倡导者是亚历山大？帕宁，他常用那种官僚所特有的不露感情又适度的腔调讲话，帕宁在研究所里是那一群没完没了地喝茶、几个小时无所事事的专家中的一员，据说他们都在研究完善社会主义的管理技术。帕宁曾仔细研读了西方管理学教科书，他断定最重要的是要解放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给在莫斯科的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地反对党的几十年的方针。他被召到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委员们倾听了他的建议。帕宁告诉我，当时他必须，也不得不给他的关于个人创造性的想法加上许多华丽的修饰，以便不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抵触。但那些委员告诉帕宁，他们不能帮他实现这个想法，但他可以继续开展研究并和共青团组织联系一下，看来党中央对自由思考这件事情有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