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档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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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情局内部还有一项十分特别的研究试验项目。这个研究项目被称为“蓟菜行动”，它的目的是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使得人成为特殊的人，他们的意志和信念被特殊的药物改变，思维程序受到控制和支配。其实就是把人变成“机器人”。后来“蓟菜行动”和“蓝鸟行动”被中情局合并到一块儿，统一负责。而这个任务的总负责人就是后来的中情局长，有名的艾伦·杜勒斯。中情局由此秘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蓟菜行动”和“蓝鸟行动”合并到一块儿去是因为他们有相似方向和研究手段。从此，更多的中情局部门和人员投入到其中。后来的材料揭示出在那段时间里，共有44个大学、15个研究机构、12个医院和10多个制药厂商参加了这项行动。美国的情报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替中情局进行过秘密试验。
在美国不同的地区，这种试验也在悄悄地进行着。据称，在纽约，有个试验点利用妓女把人引到一个特定的地点，然后秘密地让她们喝下含有特殊药物的饮料，同时试验者在暗中观察研究。据后来了解，大概在20年来有成百上千人被秘密地进行了试验。
奥尔森案件
其实，在“蓝鸟行动”和“蓟菜行动”的试验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很多被试验者因此丧命。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故是奥尔森事故。
弗兰克·奥尔森是当时的美国陆军生物中心的医生，他也是中情局秘密试验的一名试验人员。1953年11月18日，一些穿着讲究而且各个表情严肃的人陆续来到阿巴拉契亚山附近的一个庄园里开会。他们都是药物研究人员，其中的一个人叫做弗兰克·奥尔森。在会上，他们分别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发现做了报告，然后就一些技术问题进行讨论。这种研讨会大概一年都要秘密进行两三次，每一次都有相应的主题，而这次的主题就是药物LSD。包括弗兰克·奥尔森在内的这些科学研究人员都很喜欢这样的研讨会，通过会议可以借鉴和学习别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会议的组织单位也给了他们大量的资金。但是，他们不喜欢会议的进行方式，总是在十分秘密的场合；而且他们要保证会议的过程和结果都不许向别人透露，会议结束后所有人不许私下联系。当然，他们更不知道组织这些会议的单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这个单位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希望这些生物、药物学家可以为他们研制出他们所需要的特殊药物。至于这些药物将来要用作什么是不会告诉他们的。每一次会议都是由中情局严密组织，而且会议的各个角落都有中情局人员在关注着。18日的会议很成功，与会的专家们对他们新近研制的LSD十分满意，认为这种药物已经达到了预先设计的效果。会议结束后，像往常一样有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这时，会议工作人员拿出一瓶威士忌，说：“祝贺各位在LSD药物上取得的成绩，让我们为LSD干一杯怎么样？”大家当时都很高兴，于是每个人都倒了一杯——除了不会喝酒的两个专家。“我有一个建议，既然我们研制出了LSD，为什么我们不首先品尝一下它呢，我们都知道，喝一点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些剂量不足以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作用，并且他们都想亲自体验自已研制的药物的效果。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蓝鸟行动”和“蓟菜工程”（3）…（图）
酒喝完了，会议也结束了。所有的人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并继续进行研制工作。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月左右后，中情局接到了药物LSD研究小组负责人的报告，“LSD药物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受药者丧命”。弗兰克·奥尔森回家后出现了反常的行为。他的家人也发现他越来越情绪低落，行为古怪，而且经常出现痛苦的情况。当中情局知道这一情况后，他们立即意识到可能是LSD出了问题。于是马上派人将奥尔森送到纽约的精神病医院。治疗之后又转到疗养院进行继续护理。然而所有的治疗全都没有任何效果，奥尔森的情绪越来越失控。终于有一天，他病情恶化，脾气暴躁，当砸完屋里所有东西后跳楼自杀了。
这一件事惊动了当时已经是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他得到的解释是“不应该是LSD药物出现问题，因为其他服用的人员都没有出现问题”。他命令有关部门马上立即展开调查，并保证以后不能再出现类似事件。后来调查表明，实际上奥尔森本身就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问题，服用LSD后病情加重最后导致了事件。中情局最初向奥尔森的家属公布的是，奥尔森是由于一种罕见的疾病而死亡，后来才告诉他的妻子，奥尔森是跳楼而死。最后，他的亲属得到了75万美元的赔偿。福特总统还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道歉。
奥尔森事件发生后，中情局内部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很多人开始反对继续进行这种人体试验。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事实上，这种秘密的研究试验一直没有停止。奥尔森事件中，他的家属得到了应有的赔偿，可是在美国的各个地方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多少个像奥尔森这样的人存在，他们成了试验的受害者，然而却不为人所知。
物质主义笼罩下的美国人，总是相信人类的精神活动可以通过物质手段严格控制，并一再试图以这种思想引导情报工作的进行。当LSD、“吐真药”之类的精神药物似乎不起作用时，一度被认为是屡试不爽的测谎仪就开始大行其道。
所谓“测谎仪”，实际上是一套由各种电子元件组装成的间谍仪器，可以利用电磁频率的变化记录下被审讯者的血压、脉搏、呼吸、排汗等方面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被审讯者由于思想压力、心理紧张和恐惧，面对杀气腾腾的中央情报局讯问特工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的时候，血压、脉搏、呼吸、排汗等方面的数据记录则可证明他们是诚实的还是在说谎。
在被测试之前，首先要进行预测。所谓“预测”即是中情局人员把要提出的问题从头至尾先问被测试者一次。那些不能直接回答“是”或“不是”需要加以解释的问题要重新措辞。预测完后，正式测试开始，被测试者的身体安装仪器部件：一条可以伸缩的橡皮管环绕在胸脯上来测呼吸；在腿上、手臂上戴上量血压的扣环来检验血压和脉搏的变化，仪器会做自动记录。操作者坐在仪器后面，仪器则放在被测试者身后，然后由操作者提问一个个问题，让被测试者一一回答。测试结束后，测试者研究图纸上的记录，找出那些被测试者没有说出真话的征象。
试验完毕后，测试者对这些“征象”进行讨论，问被测试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什么干扰乱了他的思想，当时他有什么心理负担。接着再进行第二次测试。事实上，要判定回答是否谎言，至少需要进行三至四次测试才行，一种不正常的反应至少要在两次不同的测试中都出现才有一定意义。仪器测试之后，被测试者还得应付测试者有意无意之中的“心理测试”。比如，明明仪器记录没有说谎征象，但测试者却会对被测试者说，你在这个地方没有说真话，请再回答一遍。实际上这是向他们施加心理压力。
对测谎仪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历来争议激烈，莫衷一是。事实上，许多人撒了谎但测谎仪却没能测出来——这通常归功于其过硬的心理素质——例如震惊整个美国的双重间谍埃姆斯就成功地两次躲过了测谎仪的检查。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战俘被测试时，多次把假话说出来，美军就信以为真，接着徒劳无功地采取多次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和地面搜捕行动。这些战俘今天说重要人物逃到巴基斯坦境内，明天说逃到阿富汗南部山区，后天说逃到索马里或者在空袭中死亡等，使美军耗费了大量人力和弹药，甚至导致一架KC…130空中加油机坠毁、7人死亡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场悲剧。
2001年12月，美中央情报局特工通过测谎仪审讯战俘后得知，重要目标“根据地”秘密转移到了海上，并组成了一支大约20艘舰船规模的舰队，分布在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对此，美军在地面部队加紧在阿富汗搜索重要目标的同时，美国海军也在全球各大洋展开了“围剿”行动，力求将重要人物一网打尽。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假情报。
实践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测谎仪是不灵验的，连美国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最近在一项报告说：“测谎被认为是有用但不可靠的审讯手段。”特别是一些好人有时被测之后，被误成是恐怖分子，在美国受到了长期监视。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蓝鸟行动”和“蓟菜工程”（4）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慎重地告诫说：“对那些有泄密之嫌的人做测谎试验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不应该根据靠不住的测谎试验便断送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然而，在过去7年中，测谎在反情报界得到新的地位。中央情报局至少对4万名涉嫌人进行了测谎检查，以寻找吸毒者和潜伏的间谍，但功效不大。
据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测谎仪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反情报、反渗透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目前多数法律案件中不允许把测谎的结果作为证据，因为人们对它的准确性有怀疑。中央情报局那些得到撒谎测试结果的雇员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被称为“测谎束缚”的社会底层。有时错误的测试结果将使中央情报局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甚至要用两年的时间进行调查，寻找被测者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特工马克·马拉就是其中一个，被美国特工进行了长达19个月的监视，并多次搜查他的住处。中央情报局有时对他进行一天24小时的监视，包括在他的头顶盘旋的联邦调查局的飞机。直到1995年7月才证明他是清白的，恢复了原职。
如果以正常的道德良知来评价，中央情报局的人体试验可以说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政客的阴谋与攫取情报的卑鄙手段，而这一切，如果和它对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支持相比，又显得“黯然失色”了。
早在二战结束后，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批准对臭名昭著的战犯、日军中将石井四郎和他的细菌战部队（即所谓的“731部队”）免予战争罪行的控诉，交换条件则是让他把资料和技术提供给美方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进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实地试验。对于这一令人唾弃的肮脏交易，在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也发表了有确凿证据的详尽报道并有专著出版。就这样，手上沾满中国受害人鲜血的“731部队”的战犯成为美国政府麾下的研究精英。美国政府把他们从1948年留到1968年，继续在美研究生化武器，这批日本战犯带着731实验室的菌种到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军实验室，相安无事地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
历史是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在“9·11事件”后，美国许多政府部门都收到了里面装有炭疽菌的信件，也有人受到炭疽菌侵害——这是一种致命的毒性极强的病菌。美国政府号令各级情报组织倾全力调查。紧接着，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出来了：《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网等众多媒体都报道说，导致多名美国人丧生的炭疽菌来源，其实就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国陆军生化战研究室！
《华盛顿邮报》报道，德特里克要塞实验室有两打以上的细菌样本于1991年的时候不知去向。当时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以及次年陆军内部的调查报告显示，遗失的这批危险的样本，包括炭疽菌在内和去年攻击美国的炭疽菌事件，已查出源于一处。这个生化战研究室是由中央情报局及其二战时的前身所资助的，中央情报局与此事脱不了干系！美国人一向鼓吹至高无上的“天赋人权观”，然而，当他们的道德高调遭遇了他们的情报组织时——这些情报组织按照政府的授意，对曾大肆进行活人解剖试验的日军战犯实施保护行为——人权的大旗也似乎摇摇欲坠了。
无论是对精神药物和测谎仪的迷信，还是对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资助与扶持，这些事件都在中央情报局不长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中央情报局也因其自身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为公众甚至是外国同行所诟病：“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CIA搁浅“猪湾”（1）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在二战后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在这一思维的指导下，中情局展开了针对苏联的一系列行动，如我们提到过的白银行动、黄金行动和窃取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等等。其实，在“遏制”战略的另一个方面，南美洲和北美洲被认为是美国利益头等重要的地区，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在原料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1950年开始，美国白宫就被各界人士提醒要注重拉丁美洲的地位。拉丁美洲一直作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曾以一份电报闻名的乔治·凯南将自己在电报中阐述的对苏联遏制的思想延伸到拉丁美洲，他向白宫报告说，“如果拉丁美洲落到了我们的敌人的手中，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以想像得到，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后院”，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无疑是后院起火。凯南断言说，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必须把美国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乔治·凯南在向白宫的建议中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可怕性，如果美国的身边出现了共产党的国家，那么会慢慢地将美国包围。艾森豪威尔最后被说服了，并决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统治者提供大量的帮助，换来他们对美国的臣服并且反对共产党的渗透。这项任务的执行者，自然是中情局。在这段时间里，中情局在拉丁美洲向当地的统治者提供支持，帮助训练警察部队，临时指派顾问人员交换情报和信息等。
然而，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共产党人于1959年在美国的“后院”点起了第一把大火。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革命者推翻了中情局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美国白宫的决策者脑中出现了如乔治·凯南等人所描述的场景：共产党一个接一个地在拉丁美洲的国家取得政权，最后形成大火，将美国包围在大火中。古巴的新政权在掌权后的做法更加使得美国人感到了恐惧。美国人在古巴的庄园和财产在一夜之间被卡斯特罗政府没收，美国人的企业也被收回。这使得美国政府大为不安。白宫马上采取行动，“一定要把火势控制并消灭”。于是古巴遭遇了美国指挥下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遭遇了美国有计划、有组织的颠覆活动。但是，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丝毫不惧。卡斯特罗对待美国和西方的态度就像他的胡子一样倔强。他一次又一次地让美国的行动失败。当时，美国白宫的那些人只要一提到卡斯特罗，一个个都只是无奈地摇头。甚至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