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 -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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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挚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儿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1999年5月2日写毕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五十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儿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儿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1999年5月14日
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岁华诞（图）
1960年，季先生与他的学生在北大。常居北大的季先生认为自己的“学统”上溯山大。
母校山东大学今年一百岁了。但是，我成为山大的校友却已经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龄的四分之三。这样的人如今恐怕很少见了。
如果有人觉得奇怪的话，我需要解释一下。1926年，我十五岁，正谊中学毕业以后，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的山大校长是山东省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记得高中有一个校长，姓名都忘记了，他好像是从未在高中露过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祭孔典礼
。全体高中学生都集合在山东大学校本部。大门好像是对着正觉寺街。校内有金线泉，距趵突泉不远。当时庭院深深，我自己不知置身何处。现在已经把大墙拆除，与趵突泉区连在一起。几个济南名泉：趵突、金线、漱玉等都成为近邻了。
当时主祭人是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张宗昌，陪祭的有王状元等，都穿着长袍马褂，行三跪九叩礼，气氛极其庄严肃穆。我虽年幼无知，涉世不深，却在心里默默地感到好笑。特别是那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平日无恶不作，奸淫妇女，这时却俨然装成了一副正人君子、圣人之徒的模样，满脸正气，义形于色，怎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滑稽可笑呢？
不管怎样，山大高中也是山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无可置疑。我是山大的校友，也名正言顺，决无攀龙附凤之嫌。
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国文教员是王崑玉老师，文章宗桐城派，个人有文集，但我只读过稿本，没有出版。教英文的老师姓刘，北大毕业生。我只记住了他的绰号，名字则忘记了。教数学的老师姓王，名字也不记得了。儿位老师的学问和教学水平，都是极高的，名扬济南教育界。另外还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姓名都已忘记，只记得他的绰号叫“大清国”。他的口头禅是“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绰号由此而来。但是他学问是有的，上课从来不带书。据说，《五经》、《四书》，连同注疏，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能倒背，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恐怕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在这样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教学环境中，我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被迫辍学一年。1929年，日寇撤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继续就读。这事与山大无关，我就不详细叙述了。
从我成为山大校友以后漫长的七十五年中，山东大学同国内许多著名的大学一样，走过一条悠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也并不笔直，有时布满了鲜花，五彩斑斓，光彩照人；有时却又长满了荆棘，黑云压城。校址也迁来迁去，有时在济南，有时又在青岛，最后终于定居在济南。在建国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30年代吧。山大当时还在青岛，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那里任教。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山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高峰之一。无论中国或外国，一个大学不能永处于高峰时期，一个系尤其显著，山大自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山大高峰迭出，现在巳成为全国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我虽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从国内到国外都在教书；但是，我决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感性认识我是有的，却没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大学，特别是一个系是否是处在高峰时期，关键全在于有没有名师。中国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也没有错。学生年纪轻，可塑性强，影响他们最大的还是老师。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个大学，一个系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关键也在于老师。我举一个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我的洋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出了几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比如FKelin，DHilbert等，名震全球，各国学子趋之若鹜，一时成为世界数学中心。这些大师一旦离开人世或退出教席，而后继者又不能算是大师，世界数学中心的地位立即转移。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办了几年，但是毕业生几乎都成为名教授，原因也在于国学研究院有著名的四大导师。这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几句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建国以后，周扬同志也说过几乎是同样的话，时代迥异，而看法全同，可见这几句话是符合真理的。山东大学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师级的学者。这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山东大学最重要的原因。
眼下，教师的重要性已为全国各大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所普遍认可。重金征聘教师的广告在各大报纸上随时可见。有的待遇高得惊人。但是，我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互相挖墙脚，我不敢苟同。我不希望山东大学也这样做。
不这样做又当怎样呢？我个人觉得，大学有时候从外校进几位教师是必要的，这有利于人才的交流。但是，想真正获得名师，甚至大师，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自己培养。我总认为，现在大学里教师提职提级的做法还有待于认真地改进。现在吃大锅饭的残余流风未息，余威犹在，这很不利于人才的成长。最理想的办法是公平合理地、实事求是地发现年轻有为的人才，然后加以精心培养，给他们创造条件。在待遇方面可以破格，在提级方面也可以破格。对他们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在业务上严格督促，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努力，期以数年，必能有成。据我个人多年的观察，现在学生中和青年教师中确有特立独行有很大潜力的人才。千里马是有的，愿我们的学校领导都能成为伯乐。
今年是一个新世纪21世纪的第一年，也是一个新千年的第一年。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好的。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亚洲的龙头，举世瞩目。在这样关键时刻，山大迎来了百年校庆。对人类来讲，一百年是高寿了。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讲，同国外许多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有如初升的旭日，将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学校党委和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校长的领导下，我的母校将会有光辉的前途。我这个做了七十五年校友的老校友，从内心深处向母校奉献出诚挚的祝福。
2001年8月11日
追忆李长之（1）（图）
1950年，季先生和汤用彤、冯至等人为抗美援朝做签名支持。这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政治活动。
1958年，季先生在南口劳动。那是一个政治活动多过学术活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在劳动中要不断地“洗澡”，才能使思想跟得上形势的发展。
稍微了解我的交友情况的人，恐怕都会有一个疑问：季羡林是颇重感情的人，他对逝去的师友几乎都写了纪念文章，为什么对李长之独付阙如呢？
这疑问提得正确，正击中了要害。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只能说，原因不在长之本人，而在另一位清华同学。事情不能说是小事一端，但也无关世界大局和民族兴亡，我就不再说它了。
长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认识他时，我只有八九岁，地方是济南一师附小。我刚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终日嬉戏，并不念书，也不关心别人是否念书。因此对长之的成绩如何也是始终不知道的，也根本没有想知道的念头。小学生在一起玩，是常见的现象，至于三好两歹成为朋友，则颇为少见。我同长之在一师附小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记得同他有什么亲密的往来。
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视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响，语文改文言为白话。课本中有一课是举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骆驼”。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关心我的教科书的。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阿拉伯的骆驼”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后，他大为惊诧，高呼：“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
于是我立刻就转了学，从一师附小转到新育小学（后改称三合街小学）。报名口试时，老师出了一个“骡”字，我认识了，而与我同去的大我两岁的彭四哥不认识。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级，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级：区区一个“骡”字为我争取了一年。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轶事吧。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不爱念书，专好打架。后来有人讲我性格内向，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但在当时，我大概很不内向，而是颇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个证明。我是怎样转为内向的呢？这问题过去从未考虑过，大概同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有关吧。反正我当时是不大念书的。每天下午下课以后，就躲到附近工地堆砖的一个角落里，大看而特看旧武侠小说，什么《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说岳》、《说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几续，越续越荒唐，我却乐此不疲。不认识的字当然很多。秋妹和我常开玩笑，问不认识的字是用筷子夹呢，还是用笤帚扫；前者表示不多，后者则表示极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扫的时候居多吧。读旧小说，叔父称之为“看闲书”，是为他深恶而痛绝的。我看了几年闲书却觉得收获极大。我以后写文章，思路和文笔都似乎比较通畅，与看闲书不无关联。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闲书看得不够。是不是看闲书有百利而无一弊呢？也不能这样说，比如我想练“铁沙掌”之类的笑话，就与看闲书有关。但我认为，那究竟是些鸡毛蒜皮的事，用不着大张挞伐的。
看闲书当然会影响上正课。当时已经实行了学年学期末考试张榜的制度。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间，从来没有拿到过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无追求这种状元的野心，对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闲书照看不误。
我一转学，就同长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毕业后，按常理说，我应该投考当时大名鼎鼎的济南一中的。但我幼无大志，自知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凑合着报考了与“烂育英”相提并论的“破正谊”。但我的水平，特别是英语水平，恐怕确实高于一般招考正谊中学的学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讨了半年的便宜。以后事实证明，汶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场空”，一点用处也没有。至于长之，他入的当然是一中。一中毕业以后，他好像是没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齐鲁大学附中，从那里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但在北大预科毕业后，却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华大学。我自己呢，正谊毕业以后，念了半年正谊高中。山大附设高中成立后，我转到那里去念书。念了两年，日寇占领了济南，停学一年，1929年，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转到那里，1930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于是，在分别六年之后，我同长之又在清华园会面了。
长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来是走错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长之认为，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加以改变，当然就与大自然有违。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于是他转入了哲学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里，又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法文试卷。上面法文教员华兰德老小姐用红笔改得满篇红色，熠熠闪着红光。这一次，长之没有说，法文不应该这样结构，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觉得自己的错误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了吧。从这两个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长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极为活跃，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绳墨的约束。这样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语言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则只能有大失败。长之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我同长之往来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学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刚出版不久，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们四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聚集在工字厅后面的一间大厅里，屋内光线不好，有点阴暗。但窗外荷塘里却是红荷映日，翠盖蔽天，绿柳垂烟，鸣蝉噪夏，一片暑天风光。我们四人各抒己见，有的赞美，有的褒贬，前者以组缃为代表，后者的代表是我，一直争到室内渐渐地暗了下来，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方才鸣金收兵。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