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回忆录 -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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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样的境况下，我还能思考什么呢？又能写些什么呢？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做“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了《罗摩衍那》。
这一部史诗的梵文原本，在国内只能找到旧的版本。我从什么地方知道了，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继《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后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就，颇受到国际上梵文学者的好评。但此书国内没有。我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和试一试的想法，托北京大学东语系图书室的同志去向印度订购。我预料，百分之九十九是订不到的；即使订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时候时间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但是，真正是出我意料之外，没过了几个月，书居然来了，装订精美的七大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我起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对我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心里面那一点犹犹疑疑的念头为之一扫而空，我决心认真地进行翻译，我于是就濡笔铺纸干了起来。这是一部世界名著，对印度，对南亚，对东南亚，对中国，特别是西藏和蒙古，甚至对欧洲一些国家，都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这影响还不仅限于文学，舞蹈、绘画、雕刻、戏剧、民间传说等等，无处没有它的影响。在印度以及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并无减少之势。意大利文、法文、英文都有了全译本。据说苏联也已出了俄文译本，在译本完成时，苏联科学院还召开过隆重的庆祝大会。日本也有人正在翻译并且开始出版。还听说，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罗摩衍那》的学会。至于研究这部书的著作，不管是在印度国内，还是在印度以外，那就多得不得了，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总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而且必须翻译的书。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和书中的故事，汉译佛典中虽然都提到过；但却一直没有翻译。因此，翻译这部书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此时，我眼前和我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它在无形中督促着我，虽然渺茫，但又具体，它给我增添了力量。
我原以为，《罗摩衍那》的梵文原文，除了个别的章节外，是并不十分难懂的。虽然量极大，翻译起来会遇到困难，但也不会太多。可是一着手翻译，立刻就遇到了难题。原文是诗体，我一定要坚持自己早已定下的原则，不能改译为散文。但是要什么样的诗体呢？这里就有了问题。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者格律。诗人们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觉得不恰当。我于此道是外行，不敢乱发议论。所谓马雅可夫斯基体，在这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完全用旧诗来译，也有困难，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别人看不懂
。反复考虑，我决定译成顺口溜似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鲁迅先生谈到那几条关于新诗的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而又可行的。鲁迅说：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一九三四年致窦隐夫函）
《罗摩衍那》（2）（图）
六十年代初，季先生在北大。任谁也想不到，一场席卷全国影响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运动即将不期而至。
现在，我虽然同意鲁迅的意见，却不能只“发议论”，而要下手去做。鲁迅说：“我自己实在不会做”。我至少也应该这样说，我实际上是更不会做；可是偏又骑虎难下，非做不行，我就只好硬着头皮来献丑了。
解决了译文文体，当然算是闯过了一个难关。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已经开了头，可以顺利前进了。但是紧接着就来了另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我究竟准备译多少篇呢？究竟要用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人少无大志，老了也没有大志。在我当时的那种心情下，别说大志，连小志也不多了。我曾多次在心里琢磨：我能译完这一部按出版社计算方法达到将近三百万字的巨著吗？我从前读唐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玉华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摄（收）梵本，停住告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
我现在自量，气力完全可以办此。但心情却不能办此。因此，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是完全否定的，一点犹疑也没有的。我想：如果我能译出三篇，也就是说，还不到全书的一半，那就很不错了。我自己也就很满意，觉得不算虚度下半辈子了。
就这样，我苦干了四年。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了。《罗摩衍那》我还译了不到三篇，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指标。然而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也振作了我的精神。从前眼前那一点遥远的光芒，此时陡然闪耀起来，而且距离我也越来越近起来。但是，就是在这时候，我还没有明确地想修改我的计划，没有完全从“胸无大志”改为“胸有大志”，没有立下把全书翻译完的雄心壮志。
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不知从什么人那里听说我正在翻译《罗摩衍那》，告诉我，他们准备出版这部书。这是我以前绝对没有想到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之所以翻译，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种闲不住的习惯。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并不认为翻译《罗摩衍那》完全无益，但是我的想法却与古人微有相似之处。现在一旦能有出版的机会，自然是喜出望外，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这时候起，我才认真考虑这一件工作。此时，我的心情好得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醒，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仍然模糊，我还不了解它那空前的危害性，对粉碎“四人帮”这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我还不完全了解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国家光明的前途，我看到了；个人的未来，我也看清楚了。渺茫之感，一扫而空。身上那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锅，不知怎么一来，全都揭掉了。我已经失掉当“活靶子”的资格。大家可以想象，我失掉这个“资格”，决不会感到惋惜与遗憾。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开始修改我的翻译计划，决心把全书译完。至于能不能译完，究竟能译完几篇，我还不完全清楚。无论如何，雄心已经大了起来，那一个只翻译三篇的计划终于放弃了。
此时，有一些朋友，很熟的，见过面的，甚至没有见过面的，知道我在翻译《罗摩衍那》，都给我写了一些信来，对我加以鼓励。大家也许认为，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对我这“曾经沧海”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我除了在“文革”初期收到一些“砸烂狗头”一类的信以外，几乎有五六年的时间，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我已经变得不惯于收信，收信后不知所措了。因此，我现在收到的信中的那一些鼓励的话，便对我这受宠若惊的人起了双倍鼓舞作用，它推动着我前进。对于这些朋友们的美意，我是永远感激的。
不管怎样，《罗摩衍那》汉译文第一篇终于在一九八○年出版了。印刷精美、装订富丽的一巨册明白无误地摆在我面前，我心里当然感到非常喜悦。接着在两年以内又出版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这已经超出了我原来的“画地为牢”。再回想自己画定第三篇为牢的界限，觉得非常可笑了。这时候我又连续收到朋友们的来信，当然都是鼓励之辞。有的朋友甚至说，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未免言过其实，我是绝对不敢当的。外国朋友也给了我鼓励。一九八○年夏天我访问日本时，带去了几本第一篇，送给对《罗摩衍那》有兴趣的日本朋友，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东京大学著名梵文学者原实教授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以后出的几篇也都送给了他。其他日本朋友，比如汤山明博士等等也似乎很感兴趣。同年冬天，我访问西德，带去了几本第一篇。我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似乎有点责怪我不务正业。他说：“你应该继续搞你的佛典语言研究嘛！”他哪里了解我的苦衷呀！无论如何，他过去对我的培养，今天对我的期望，我是永远铭感五内的。此外，美国朋友、意大利朋友和法国朋友，对于我的翻译也都感到兴趣。至于印度朋友，因为《罗摩衍那》毕竟是他们的国宝，不管我的译文水平如何，他们决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最近我还接到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的信。她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所有这一些朋友，都难免有溢美之词。好在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头脑还算清醒，从来没有飘飘然过。
总而言之，由于以上一些不期而获的嘉奖，我更加鼓起了干劲。近四五年以来，我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越来越多。我现在究竟有多少兼职，包括挂名的在内，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但是，在同时，我给自己规定的科研项目，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连同我在一起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同志，看到我的一些课题，都有点吃惊，莫名其妙。我原以为自己被迫成为“杂家”，现在看来，我天生大概就是一个杂家的料子。但是，跟着“杂”而来的就是会多。一位老同志曾慨叹过：“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我深有同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并没有放松《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到了今天，经过了十年的漫长时间，我终于把这一部长达两万颂，译成汉文近九万行的史诗全部翻译完了。
翻译这样一部巨著，除了几次内心里的波动以外，其余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
当然不会的。在翻译过程中，我曾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约略言之，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内容问题。这一部大史诗，虽然如汪洋大海，但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只需要比较短的篇幅，就可以叙述清楚，胜任愉快，而且还会紧凑生动，更具有感人的力量。可是蚁垤或者印度古代民间艺人，竟用了这样长的篇幅，费了这样大量的词藻，结果当然就是拖沓、重复、平板、单调；真正动人的章节是并不多的。有的书上记载着，我也亲耳听别人说过，印度人会整夜整夜地听人诵读全部《罗摩衍那》，我非常怀疑这种说法。也有人说，古代民间文学往往就是这样子，不足为怪。这个说法或许有点道理。不管怎样，这种故事情节简单而叙述却冗长、拖沓的风格，有时让我非常伤脑筋，认为翻译它是一件苦事。
其次体裁问题。《罗摩衍那》被称做史诗，而且是“原始的诗”，我必须译成诗体，这一点上面已经谈过了。这个决心我从未动摇过。但是，既然是诗，就必然应该有诗意，这是我们共同而合理的期望。可在实际上，《罗摩衍那》却在很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整个故事描绘纯真爱情的悲欢离合，曲折细致，应该说是很有诗意的。书中的一些章节，比如描绘自然景色，叙述离情别绪，以及恋人间的临风相忆，对月长叹，诗意是极其浓烈的，艺术手法也达到很高水平。但是大多数篇章却是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床架屋，重复可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一些人名、国名、树名、花名、兵器名、器具名，堆砌在一起，韵律是合的，都是输洛迦体，一个音节也不少，不能否认是“诗”，但是真正的诗难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我既然要忠实于原文，便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堆古里古怪、诘屈聱牙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忠实地译成汉文。有时候还要搜索枯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韵脚。严复说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是“一脚（韵脚也）之找，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我知道得很清楚，哪一个读者也不会有这样的耐心，真正去细读这样的“诗”。我用力最勤，包括脑力与体力都在内的地方，却正是读者连看也不看的地方。看到这里，他们会跳越过去的。呜呼，哀哉！真是毫无办法。
《罗摩衍那》（3）（图）
1999年，伊朗授季先生名誉博士学位。
这样的诗，不仅印度有，我们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从前幼儿必读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书，不也合辙押韵像是诗吗？可是谁真正把它当作诗呢？《罗摩衍那》自然同这类的书还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等量齐观。但其中也确有一些这样的“诗”，这是不能否定的。印度古代许多科学家著作也采用诗体，目的大概是取其能上口背诵，像是口诀一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中印是完全相同的。
关于体裁，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翻译原则，我在上面已经讲过，我赞成鲁迅那几点对诗的要求。从第一篇开始，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别扭。我觉得，我使用的那种每行字数大体上差不多的诗体，还不够理想，还不如干脆译成七言绝句，少数五言绝句式的顺口溜，这样也许更接近中国的民歌。译到第六篇下半部时，我就毅然改了。整个第七篇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现在全书已经译完，我是不是就很满意了呢？不，不是这样。我也还是越来越觉得别扭。这种顺口溜也不能保证产生诗意，而且那些人名、地名、花名、树名，照样诘屈聱牙，还不能排得整齐。我有时腻味到想毅然停笔，不再翻译下去。但害怕功亏一篑，我还是硬着头皮译完全书。我虽然不是专业翻译家，但对翻译也确实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学时候，我就翻译过吉卜林的小说。大学时译过英国散文和美国小说。解放后翻译德国短篇小说、古典梵文和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的文学作品，还曾译过俄文论文。我虽然从来没有自满过，但从来没有腻味和别扭之感。现在已年逾古稀，却忽然怀疑动摇起来，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件憾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有直白地说了出来。但是，我毕竟还可以自慰：不管怎样，我总算是把书译完，没有让它成为断了尾巴的蜻蜓，这一点我的老朋友们恐怕会同意吧。
最后，我再谈一谈译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起初认为比较简单：只需搞出一个译音表，然后，人名、地名、花名、树名，兵器名、器具名，都自己对号入座，岂不十分轻松愉快？然而实际上却行不通。有一些名字中国古代已有现成的译名，行之既久，约定成俗；若再改动，反而不便。这些译名必须保留。它们一保留，则我那幻想中的译音表还有什么意义？连在这一部书中想统一译音都有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