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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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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本意也是怕你们出事,怕影响你们的学业呵!北大好不容易才有今天,一切需要出头的难事应由我一人承担。说实话,真到民族危难之时,相信我也会带领你们走上大街,去向军阀政府抗议和示威的。你们相信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肺腑之言感动 他们望着陈列柜里那几枚闪耀着辛亥英雄大无畏精神的炸弹,望着慈父般为北大的新生熬尽心血的蔡先生,都噙着热泪使劲地朝他点头致歉。

  双方都觉得彼此的心贴得更紧了,一个共同的愿望恍如澎湃的春潮在校长室里回荡,那就是:

  “北大呵!我们的北大!……”

                  7

  这几天京津沪的各大报纸,接连报道北大各种气象辉煌的新动向。消息也传到了东交民巷,居然引起了洋大人的好奇心。这天上午,外交部和教育部先后打来电话,说法国驻华公使相卜先生将偕同《巴黎时报》主笔杜伯斯古等文化界人士,在本月十日前来北京大学参观。蔡元培一听就乐 他亲身感受过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精神,对法国的文学和美术,尤其是教育界充满了好感。

  他高兴地叫来了李石曾和新任庶务主任李辛白,一起商量起接待事宜。应该说,他当年在法国的留学生涯虽然非常清贫,但精神却很充实。他意外地发现当今世界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和教会影响的,惟有法兰西。法国自革命成功,共和确立后,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遗毒。尤其是通过1886年、1901年和1912年三次颁布法律,又一扫教会之障碍。所以在他回国前就一直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完全以法国为模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留法期间,就主动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最早发起了留法俭学会,鼓励中国青年赴法留学。到了1915年6月,又共同组织了“勤工俭学会”。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回国前与巴黎大学教授欧乐等人创办的华法教育会。由欧乐担任法方会长,他自己亲任中国方面的会长。副会长是汪精卫,书记为李石曾。

  李石曾对法国公使来访自然高兴,那双精明过人的小眼熠熠放彩。他有点激动地说:

  “这次接待由我来担任翻译,我们那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已穷得叮当响 我正厚着脸皮去拉梅兰芳、韩世昌、姜妙香等名伶,想在江西会馆搞募款义演呢。这次非让公使先生出点钱不可。还有,湖南的一批去法国的学生也组织得差不多 还要请公使帮助与法方疏通一下。”

  蔡元培非常理解这位老兄的苦衷。他是一位实干家,这些年,从创办豆腐公司,提倡素食主义,到操纵各种勤工俭学的实体,事无巨细,几乎凭他一人支撑着。不过此公个性也有些乖戾,喜欢自说自话,外间传闻他的权欲和钱欲都不可小视。记得还在法国时,常为一些具体事务与人争吵,最后总是请出他这位“甩手掌柜”来做和事佬。

  李辛白果然办事干练,思路敏捷,一开口就让蔡元培拍案叫好。

  “去年我们刚和英使朱尔典搞得不很愉快,一直闹到了对簿公堂。今天,法国公使却主动来了,应该说这是一种亲善友好的姿态。给法国人看什么 看国粹派的音韵训诂学说自然不行。法国不是素以自由、民主、博爱著称 应该给他们看新创立的各种学术研究团体,甚至可以送些《新青年》杂志。古琴大师王心葵前不久不是来演奏过 还盛况空前呢。这次一定要您亲自请他再来捧捧场。还有,那位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也全部制作好了,正好让师生们佩挂在胸前。我们创办四个月的北大画法研究会将举行体业式了,我想先将学员的画作全部悬挂会场两侧。再请徐悲鸿等导师陪同讲解,这样的欢迎仪式应该说是别开生面,能体现北大的新气象 ”

  欢迎大会设在文科第一大教室,当法国公使及其随员的汽车驶进校区后,两旁站满了列队欢迎的学生。柏卜先生是位可爱的瘦老头,微秃的脑袋下长着一对翘得老高的八字胡。他一钻出车门,耳边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显得很高兴,先主动上前和蔡元培热烈拥抱。然后举起礼帽很绅士气地向师生们致意。当他走上讲台时,眼角露出了一丝惊讶。只见排在队列前的每一位学生,都手举着一块用中法两国文字书写的小木牌。上面分别写北京大学技击会、画法研究会、乐理研究会、史学会、雄辩会、新闻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筹)等名称。而在大教室的四壁,挂满了琳琅满目的美术作品。

  会议首先由蔡元培致欢迎词。他今天显得很精神,西装革履,脱去了长衫,又恢复了当年留学欧洲的模样。他在讲话中先强调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尤其对先进的法兰西文化,本校更是绝对的欢迎。他还谈了北大下一步的设想,为了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已决定在今年暑假后开设法国文学课,增聘法国教授,并在预科中招收法文生。又和保定育德中学、天津孔德中学协商,开设法文班,为毕业后升入北大做准备。他还深情缅怀了几位刚于最近逝世,对中法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法国大学者。认为今天公使先生能亲临赐教,必将对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提供确切的保证。

  柏卜先生是位天才的演说家,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在演讲中充分肯定了这次世界大战中十五万华工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赞扬了中法两国共同抗敌的历史意义。还针对北大活跃的文娱生活大谈了一通从雨果到巴尔扎克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最后,他对华法教育事业和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也表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态度,决定无偿捐助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价值五万法郎的教科书。

  观古琴大师王心葵的演奏,真是令法国友人如闻仙乐,大开眼界。王先生演奏的琴曲,按曲牌依序为一、良宵引,二、平沙落雁,三、流水,四、捣衣,五、潇湘水云。接下去又演奏起琵琶曲,依序为一、长门怨,二、春闺怨,三、平沙落雁,四、渔家乐,五、将军令。

  蔡元培不失时机地通过李石曾,介绍了一些王心葵先生的情况。令柏卜先生听了大为感动,真有一种飘飘欲仙,如闻天籁之声的快意。原来王心葵还是一位很有骨气的艺术家,他秉承家学,殚心研究,曾久居日本,兼通中西乐法。民国三年,当教育部向全国征集国歌时,章太炎特意推荐先生定谱。但他鉴于袁世凯的黑幕政治,拒不答应。情愿隐居陋巷,自得其乐,胸襟之高旷可见一斑。

  当徐悲鸿陪同参观画法研究会学员作品时,柏卜一行情绪为之一振。这些洋人欣赏惯了西洋绘画,对中国写意山水、花鸟和人物却是门外汉。见只学习了几个月,花鸟鱼虫就画得栩栩如生,色彩缤纷,甚为惊叹。徐悲鸿又应客人请求,铺墨理纸,当场为柏卜先生画了一帧八尺整幅气势磅礴的奔马图。那疾如走风之态,引来了一片赞叹。柏卜先生在掌声中收下了墨宝,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欢迎您去法国留学和交流,我一定会为您提供方便的。”

  接下去是参观校区和研究所。虽然条件和设施还很简陋,但师生们那种向上的精神面貌,还是给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巴黎时报》主笔杜伯斯古先生是位性格诙谐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次他来中国有一个心愿,想一路采访几位影响当代中国走向的大思想家。他先在杭州西湖边,找了隐居山水间的康有为。康有为受通缉后一度潜居杭州,以其特殊身份受到当时浙江军政要员卢永祥和夏超的庇护。他们为他在丁家山麓原“蕉石鸣琴”景点营造了一座半中半西的别墅。南海老人也终于风雅起来了,对各景点另起了“人天庐”、“开天天室”、“寥天”等名称,世称为“康庄”。他每天站在别墅的阳台上,西湖胜景尽收眼底。一天,他终于挥毫抒发起晚景寥落的情怀。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杜伯斯古凭着一位法国记者的敏感,对这位当年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已失去了信心。见他为了聊娱晚景。又在杭州纳刘庄榜人女阿翠为第七房姨太太。这对老夫少妻常泛舟湖上,老人又趁兴为“三潭印月”书写了一百七十余字的长联,悬于乾隆御碑两侧。他那一套曾扬言要悬于国门的“虚君共和论”,也终于湮没在西湖的烟波皓月中 这联倒也写得不错,精明的法国人还特意请他书写了一幅带回去收藏,也算不虚此行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九折画桥,览沿湖老柳,十顷荷花,食药

  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

    霸业锁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阴,山青

  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更何之。

  这位好动的法国人又于春天跑去了广州,拜访了已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空大元帅的孙中山。还有那位他的秘书长章太炎。孙中山是去年七月针对段祺瑞假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取消《临时约法》的丑行,愤而南下打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旗帜的。

  紧接着,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程壁光第一个响应南下护法的口号,又率领七艘军舰抵达广州。孙中山先后在去年八月,召集逗留天津、上海等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国会议员来粤重开国会。因到会者尚不足法定人数,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的名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还选举孙中山和唐继尧、陆荣廷分别为大元帅和元帅。

  杜伯斯古对孙中山的共和之梦和正在写作的《建国方略》很感兴趣。曾经抽空听他长谈了一夜的“孙文学说”,觉得这才是一位有建国理想的伟大领袖。可惜他缺少一支党军,奔波一世,也不得不去游说有武力的西南各军阀来和段祺瑞抗衡。

  而章太炎这位国学大师,正沉湎于为“护法”和“讨逆北洋”而四处奔波。“护法”运动一开始就有个致命弱点,非常国会为争取西南两大军事首领唐继尧和陆荣廷的支持,特地在大元帅下设两位元帅。但两位首领似乎各有所谋,都不肯就职,弄得孙中山很没有面子。还是太炎先生顾全大局,亲自提议由他做孙先生的总代表,先绕道越南一路风尘前去昆明做说客。费尽了口舌,总算让唐继尧勉强接受了元帅之职和印信。但这位一心要做西南王的元帅,只对逐鹿四川有兴趣,对北伐并无诚意。所以到了今年五月,护法军政府又改为六总裁合议制,由岑春煊担任了主席。孙中山此时已悲愤返回上海,深居简出,发愤著书。而章太炎也终于心灰意冷,发出了“无论西南还是北方者,皆一丘之貉而已”的哀叹。听说这位国粹派领袖已于近日在四川峨嵋受戒,心灰意冷地宣称不再与闻世事,并动身离川东归

  法国人对亲日的段内阁本来就没有好感。这位《巴黎时报》主笔一回北京,就去采访了已经下台又劳而无功的前财政总长梁启超。他退隐书斋后,正摒弃百事,潜心著述。自去年冬月至今年春天,在碑刻金石之学上倾注了大量精力,写下了不少书跋。入夏以来,又夜以继日地焚膏代晷,以每天著书两千言以上的速度,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的写作。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此生已绝意政治,并无限惆怅地回忆起从政半年的苦恼。

  梁启超自去年七月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后,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段祺瑞政府终于发表了对德、奥宣战的布告。宣称自去年8月14日上午十时起,与德、奥处于交战地位。所有以前两国订立之条约,一律按国际公法及惯例作废。这份宣战公告出自梁启超的手笔,尽管他今天非常苦恼地说,自己当时的宣战初衷已被段祺瑞和社会舆论扭曲得面目全非。但现在看来,他的一片苦心并非毫无回报。由于中国的正式宣战,终于成了协约国的成员。为了支持中国参战,协约国明确决定,将中国按条约规定应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支付(俄国允许付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五年内可以减少一千三百万银元的支出。

  对于上任伊始,急于改革财政的梁启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音。他自认为是一位理财高手,曾写过洋洋数十篇的专著。如《财政原论》、《中国古代币材考》、《中国改革财政私案》等。按他的思路是有了这笔款项后,从“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入手,渐及税制,就可以逐渐把国家财政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结果却事与愿违,段祺瑞借参战名义,大肆扩充军备,最后连准备用来发行公债以支持币制改革的这一千三百万元也被挪用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梁启超很快发现,他连起码的维持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的权力也没有。如去年9月至今年6月,财政总收入约七千余万元,而支出却高达九千三百万元。他使尽浑身解数,把海关余款及借款都挪移过来,才勉强编制了一份收支大体平衡的预算。不料段祺瑞的讨逆军总司令部又送来一百八十五万元的军费清单。梁启超岂敢不给报销?之后,各种报账单如雪片般飞来。如全部报销,那赤字将高达六千万元。他苦于无奈,只好将账本带到国务会议上,想让全体阁员出出主意。不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段祺瑞又雪上加霜,强令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付提出的六百万元分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供陆军部随时支用。在这种情况下,他空怀救国大志,还能做什么 惟一的出路,也只能是辞职。他就是在去年继段祺瑞引咎辞职后,趁机交出仅仅把玩了四个月的总长大印的。

  也许是蔡元培早年曾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杜伯斯古对这位温和的中国自由派思想领袖有一种天然的仰慕之情。环顾中国文化界,惟有北大还是一座充满独立向上精神的思想重镇。她像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普天下投奔光明的青年学子。又似黑暗中闪亮的星斗,给夜行者以抗争的勇气和希望。

  这位《巴黎时报》的主笔,对正在掀起的文学革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导致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崛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经他再三请求,蔡元培请来了陈独秀和胡适。几个人在景山东街的校长室,开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访谈。

  杜伯斯古一开口,就让人领教了法兰西民族的思想锋芒。他神色冷峻地点燃了一支雪茄,瞪直眼直率地说:

  “目前的中国只能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几乎所有的领地和城堡都已被封建郡主瓜分完毕。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康有为已成了一块老石头,又臭又硬。梁启超和章太炎原想依附政党,实现政治理想,但已被现实撞得又退回了书房。在我的眼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或落后,主要看他是否拥有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是看这个群体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命运。中国最大的黑暗就是从古到今,一方面是靠知识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残这帮民族的天才。可是,在这野蛮帝国的心脏,却令人惊喜地冲出了一群盗火者。他们高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唤醒了沉睡的奴隶,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今天,请允许我从欧洲大陆向你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致敬。同时,也想提一个问题。你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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