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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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对外也有公开的理由，一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假南归，因此提前变动了内部机构。二是废除学长制是教学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迟早的事。按蔡元培当初的设想，第一步先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取代过去的学监。第二步改革，就想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机构。一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的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决策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教授会主任组成，推选教务长一人负责。三是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想真正保证教授治校。按蔡元培平时的说法，只要学校内部的制度完备了，就是谁来当校长，都不能搞个人专制。即使像德国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成问题　这些仲甫平时都是赞成的，而且三月初的那次评议会他也亲自参加了，对迟早要废除学长一职应该有思想准备。

　　但是，蔡元培扪心自问，仍然无法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为何要提前采取措施　按原定计划是要暑期后实行的。他还为此痛斥过那位张厚载，并要求在《神州日报》上辟谣呢。

　　他痛苦地更衣起床，怕吵醒了黄仲玉，悄悄地步入书房。窗外天色未明，正下着濛濛的细雨。他在叹息中又想起了三月下旬的那个晚上，准确地说，是3月26日的晚上。那是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的客厅里，这是一间西式风格的屋子，墙上悬挂着一张油画。一侧是两张旧式单人沙发，呈八字形分开。蔡元培和汤尔和就坐在沙发上，好像是一对判官。对面是一张雕花圆桌，两把椅子上坐着沈尹默和马叙伦，犹如那带点阴森气的牛头马面。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下，蔡元培看上去非常疲倦，靠不停地喝浓茶强提起精神。

　　北京的空气越来越恶劣了，北洋政府已开始不安，开始对他和北大恫吓和施加压力。前几天，徐世昌亲自召见了他。今天，这位大总统又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要北大停止越轨行为。傅增湘也是翰林出身，只能无奈地写信规劝几句。他自己心情不好，就请傅斯年代为执笔回了封语气委婉的信应付了事。今夜，汤尔和出面请他来，就是想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

　　汤尔和知道他不想撤换陈独秀，但仍苦口婆心地极力劝说：

　　“孑民兄，现在陈独秀已成众矢之的，成了关系北大存亡的矛盾焦点。我看还是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他职务算　此人对北大有过功，但也有过。为人实在太霸道，去年五月，居然连我也敢在《新青年》上随意乱骂。唉！我们也是从大局出发建议呀。总不能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牺牲整个北大，牺牲整个北方读书人赖以生存的机关。孑民兄，我们可为多年老友了，按目前的时局，要想实现你教育救国的宏愿，只有这一步棋　我们若解聘了陈独秀，对胡适之也是个制约。这两个皖人，一唱一和，北大在社会上的诸多是非，都与他们的闹腾有关哩。”

　　见蔡元培一直板着脸，沈尹默和马叙伦也不敢插话。但是很明显，他俩的态度是和汤尔和一路的。在当时的北大，汤尔和与沈尹默，是被众人公认的谋客。蔡元培平时对他们言听计从，这已不成什么秘密

　　可是今天，任凭汤尔和软硬兼施磨了几个钟头，蔡元培仍不表态。最后他绷着脸站了起来，有点意气用事地说：

　　“谢谢诸位的好心，但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负重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二人毫不相干。况且，我年初还和玄同说过，驱逐陈仲甫，除非‘上谕’将我革职。我不能为了迎合外人的心，而做让林琴南之流高兴的事。”

　　沈尹默总是在关键时候插话。他举起几份报纸说：

　　“光是凭旧派的谣言，当然不是解聘仲甫的理由。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了把柄。看今天的报纸，又在传他有嫖娼之事。还说他因争风吃醋，抓坏妓女的私处呢。倘若再让他任文科学长，大学不斯文扫地了　”

　　蔡元培记得自己冷冷地盯了这位“鬼谷子”一眼，反问道：

　　“你就这么相信报上的谣传？你亲眼见过　”

　　马叙伦见沈尹默窘住了，突然站起来证明道：

　　“我们虽然没见过，但一次仲甫酒后私下言谈时曾吹过牛。说他去逛过八大胡同，还说北京的妓女比上海有味多　”

　　“夷初、尹默说得极是。记得去年此公还参加了进德会，该会不是有‘不嫖之戒’　——‘

　　汤尔和得意地眯起眼睛，一会儿瞅瞅沈尹默，一会儿又瞅瞅马叙伦。

　　沈尹默连忙附和道：“有！有！进德会基本三戒是：不嫖、不赌、不娶妻，不嫖首当其冲呢！”

　　见蔡元培沉默不语，汤尔和又紧逼了一句：

　　“‘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孑民兄，这话可是你说的呀！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夷初当初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唉2事到如今，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呢。”

　　汤尔和的话真正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微微蹙紧了眉，脸色已开始发青。好半晌，才说：

　　“现在张厚载正造谣说陈独秀已被辞职，我如果辞掉他，不正证明了张的谣言是原本不错的　”

　　沈尹默见他口气有所松动，连忙接住话茬子说：

　　“校长过虑了，张是说他去职后到了天津，实际情况是北大调整制度，不设学长，仲甫他是体面下台，不同于辞职。何况正在出国的理科学长夏元琛和代理学长秦汾也同时免去，更是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再说他不当学长，还可聘为教授，这也不同于张的流言呀！”

　　三个人的轮番进攻将他的心彻底搅乱了，他敦厚朴实的脸上满是凄苦、抑郁的表情。攻击陈独秀私德，确实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林琴南等人的攻击并不可怕，这是学理之争。陈、胡、钱、刘四支大笔足可抵御各方进攻，自己也可披甲上阵，况且还有李大钊、豫才和傅斯年又在一旁助威。可是私德？嗳！讨厌的私德呵！

　　那天三人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　弯弯的下弦月不时地穿出云层，给静寂无声的北京医专校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凉意。可是就在第二天，校园内外就传开了陈独秀将被解职的话。胡适甚至听说了汤宅密谈之事，跑来为陈独秀大鸣不平。他不好意思将账记在蔡元培身上，只能怨汤尔和听信谣传，怪沈尹默和马叙伦在背后捣鬼。

　　现在想想自己确实有点浑，不！简直浑透　大约是前天吧，沈尹默听说仲甫快要回京，马上跑来催他快开会造成既成事实。还说全北京都传遍了，长痛不如短痛算　自己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将此事提前了，连招呼都忘了跟仲甫打一声。唉！仲甫回校后会怎样伤心

　　他又想起当年三顾小旅社请仲甫出山的情景。想起了仲甫为辅佐自己，为北大的今天付出的心血和遭受的压力。真是肝胆欲碎，愧疚地独自流起泪来。

　　他决定亲自上门去向仲甫解释赂罪，挽留他先接受聘约，给假一年，在下学年开一门宋史新课。只要一有机会，只要对方愿意，他还可以设计一些新的职务，譬如聘请他出任总务长之类的等等。

　　三天以后，南行而归的陈独秀碰巧在回寓所途中遇到了汤尔和与沈尹默。陈独秀怒目而视，脸色极其可怖。两人见不是滋味，只得匆匆低头而过。而胡适反应最为敏感，他不无担忧地对傅斯年说：

　　“仲甫的性格是一受压就要反抗，我担心他从此因怨恨将更加激烈，大谈而特谈政治　”

　　他匆匆跑去安慰和挽留这位当初请他来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虽然也把账记在汤尔和等人身上，但对蔡元培听信流言也感到窝囊。他面容沮丧地说：

　　“走是迟早的事，当初老蔡请我来，我说过先干三个月试试，想不到这一干就快三年　只是现在废去职务，让林琴南一班人看了笑话。所以这次不是我丢面子，而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丢尽了面子。”

　　说着说着，这位刚强的汉子心头一酸，委屈地侧过脑袋，落下几滴热泪。

　　果然，没过几天，当胡适翻开《每周评论》第十八号时，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激昂地写道——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

　　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胡适记得不久前陈独秀自己就骂过，好像是在第四号的《每周评论》上。好像陈独秀说过“十月革命，是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云云。

　　看来他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进行战斗　胡适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他马上就要去上海　杜威夫妇应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等的邀请，将于4月30日来华讲学，而且要在中国停留两年。正像陈独秀对李大钊说的那样，胡适是不甘寂寞的，他这次请来杜威就带有预谋性，他的本意是想借杜威来宣扬实验主义的哲学，为自己在中国学界争得一席地位。同时，打击梁启超的研究系。研究系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守旧派，同时又因与北洋政府瓜葛大多，名声不太好听。但是凭借梁启超的声望、才学和多年的努力，他的门人早已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胡适一心要作圣，必然想先扳倒这块拦路的老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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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列强们终于扔掉了威尔逊的和平橄榄枝，露出了坐地分赃的本意。梁启超殚尽心血，仍无力回天，以一纸电文，告急于他的四万万同胞：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

　　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

　　决心。

　　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

　　徐世昌大总统的特聘顾问，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先生，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沉痛宣止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

　　于是，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紧急召集林长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对策。众人悲愤地听着他的叙述，真是忧心如焚

　　由于日本代表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相要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担心和会陷入困境，先劝说威尔逊总统对日本让步。威尔逊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俄的考虑，同意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无理要求。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德国权利移交日本。梁启超深表愤慨，立即将有关事实公诸报端，美国舆论大哗。上议院为此展开论战，甚至扬言与日本宣战也在所不惜。威尔逊特为此事赶回了华盛顿，亲自向议会作解释才算通过。梁启超见此计不成，又在参加各国政要及新闻界著名人士的宴会上，即席发表演讲，激愤地警告出卖公理的列强们：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国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就是和平公敌！”

　　今天是5月1日，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名宿，听说陆征祥已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竟群情激奋地挥舞起老拳，当即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陆征祥：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他觉得再开这种会已毫无意义。就缓缓地起立，坚毅地说：

　　“我要先回北大了，现在挽救危局的惟一希望，只有靠学生　”

　　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又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蔡元培想起去见陈独秀时，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　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第二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开了各位班长和学生代表会议。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的骨干也都来了，约一百多号人。他想起当年和仲甫一起给这些人开会的情景。当时是为了创办学术研究团体，为了能更好地读书。而如今举国上下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一想到这儿，他悲哀地望着学生们，嗓音嘶哑地说：

　　“同学们！我不得不沉痛宣布——我们的国家眼看要亡了！我国的军阀政府，用出卖我们的主权换来的枪炮，武装了各自的军队，对外却不敢保护自己的国土和人民。而对内呢，却内战不息，寸土不让。最近的南北和议，就是个南北军阀分赃，缩小了的‘凡尔赛会议’。同学们，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不得不吁请大家放下书本，用各自的方法行动起来！大家知道我平时不太主张学生上街游行，因为学生的天职是为国求学。可是今天，我们的当权者已利令智昏，决意孤行　这个世道实在太黑暗了，拯救国家的希望，干涉政治的责任，也只好落在青年学生身上　要靠我们发扬自古以来‘伏阙上书’的真精神，去唤醒民众和舆论，以强大的压力阻止政府签约　同学们！你们理解我　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校长，要逼自己对学生说出这些话，内心是多么地……悲……愤……啊……”

　　他说到这里，眼泪哗哗地从双颊滴落下来。同学们望着这位一心想教育救国的理想家，那番不得已而发的慷慨陈词，也感动得无语凝噎。大家目送着敬爱的蔡校长走出会场后，立即商议起各种行动方案。

　　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当时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傅斯年、许德珩、段锡朋还给大家分了工，确保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忙而不乱。

　　但是局势的发展又将蔡元培逼紧了一步。那天的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决定拒绝签约。汪大燮和林长民还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阅后就交给国务院拍发。可谁也没有料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国务院电报处有一位是林长民的同乡，获悉后连夜潜至林府。林长民急得一夜未眠，凌晨就赶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汪大燮一伙老先生虽急得七窍冒烟，团团乱转，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再也无计可施　还亏得一位叫叶景莘的干事提醒：

　　“北大学生不正在发动学潮　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

　　汪大燮这才大梦初醒，慌忙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宅求援。

　　蔡元培刚从北大回来，他今天专门召开了北大教职员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学生的爱国行动。教授们愤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这帮人平时对北大的敌视，一致主张对学生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