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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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 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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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 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 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 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 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王揖唐之流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还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五四运动”后学生一登上政治舞台，安福系和研究系的政客，都开始制定了拉拢北大学生的策略。所以，胡适在文章中指出：
现在连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
教训 什么教训 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
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
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
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元耻
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
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 罗兰
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
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比如“社会主义”一个
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
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
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
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
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
险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
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
“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
过激派到了中国 ”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
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 ”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
“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
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
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
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
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
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
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
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 这都由于
一个懒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
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
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什1都应该
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
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
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
口头禅。
李大钊一回京就看见了胡适的文章，尽管他以温和忠厚著称，但觉得对方公开冲着他而来，心里真有点生气 正好这天张国焘和邓中夏来他家，李大钊就提高嗓门说：
“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呀？”
邓中夏想起了一个笑话，嘴巴就咧开 胡适在北大被称为最好的教书匠，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讲的比写得更好。偶尔说瘾大发，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 有一回他一口气在黑板上写了“孔说”、“孟说”，越说越来瘾，最后当发表自己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惹出了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
张国焘却扬言要亲自上胡适家辩论，说让他也看看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锋芒。
李大钊宽厚地摆摆手，说：“胡先生是主张学术讨论的，在北大平时只有我爱谈点主义，还是由我来迎接挑战吧！”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和主义》在《每周评论》发表那天，胡适正在陪杜威先生吃饭，旁边坐着傅斯年和罗家伦。八月的天气格外闷热，胡适读完后眉头紧锁，半日不语。他在心里哀叹了一声，守常是有些误会了，尽管他的语气比那位蓝志先客气。蓝志先是梁启超研究系的文胆，也是北大同事。他见了胡适的文章后，抢在李大钊之前就写了一篇《问题和主义》。蓝志先算是读懂了胡适的用意，完全帮着安福系抨击他，言辞比李大钊激烈多 胡适是讲究民主的，照样亲手编发了这篇文章。
傅斯年从李大钊的文章里闻到了火药味。守常先生不愧是位坦荡的君子，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
很少，仲甫先生和胡适先生，一方面要与旧式的顽逆思想奋战，一方面要
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
主义的……
傅斯年也觉得李大钊误会了胡适，他完全把胡适当成对手了，一发而不可收地批评起来。
杜威者头对这场论战倒是挺感兴趣。他来中国已有些日子，作为一位哲人，自然有过人的见解。见他幽默地耸了耸肩膀，笑着对胡适说：
“胡先生这回要四面受敌了，因为你的文章既没有想清楚，更没有讲清楚。”
胡适终于沮丧地低垂下脑袋，说：“唉！谁让我们正好生活在中国的大动乱时代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尽管我们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但外来的观念和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冲击而来。目前的中国，阶级对抗也实在太激烈 所以‘革命’这个字眼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利用。在守常等人眼里，我和杜威先生肯定成了西方来的传教士，是来宣传西化理论的。其实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我相信不会比他们差。”
傅斯年赞同地点了下头，与罗家伦轻声交谈起来。他俩知道胡先生确实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其实他和李大钊一样，也是非常虔诚地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杜威先生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那睿智的目光终于触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他用充满哲理的语言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如何面对世界，寻找本民族的出路？为什么叫面对 对中国人来说，面对不言而喻包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他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十九世纪维新变法以来，就一直笼罩在绝对专制，险象环生，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之中。二十年前的梁启超，勇敢地发出了‘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呼吁。今天我发现你们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中国到底往哪里走？李大钊先生提倡苏俄的阶级战争，陈独秀先生向往法兰西的民主自由，而胡适先生更看重欧美的自由主义。这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树立了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程。而这次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却使我消除了西方人意识中长期存在的关于中国人冷漠、狭隘的陈词滥调。明知政治行动充满风险却义无反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地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太尖锐太刺耳，尽管他们的姿态有时太过于形式化，但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拥有一种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风险，甚至会很早就死去。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民族的精华和希望。他们使我又思考起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出路除了西化、苏化这两条路之外，还有第三条路 讲到这里，我非常欣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他是试图沟通中西，寻找本民族出路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胡适先生注重文化建设，提倡多研究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务实精神，从长远讲都是值得称道的。只是在这四分五裂，吵吵嚷嚷，务虚不务实的时代里，没有人会理睬他微弱的声音。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你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呀！”
同桌的三位中国人，都被他那种悲天悯人的内心独白感动 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康、梁变法以来，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了，可是中国仍在重复前人的痛苦和努力，整个民族的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之中。
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终于忍耐不住地爆发出来 见他瞪大眼睛说：
“翻开中国的历史，真不免让人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 ”
这天夜晚，胡适回家后长吁短叹，难以入眠。他想起与李大钊的友谊，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内的闷斗和寡母的忍辱负重，终于又起床给李大钊写了封充满温情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呢！耶稣说的好，收成
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 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
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