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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北大之父蔡元培 作者:陈军-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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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

  的遗迹,但我最害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担

  心我们的笔战会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担心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少

  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让我们从今以后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头理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

  子,更不要回过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

  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紧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和主义》和《四论问题和主义》。虽然他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还是采取了一种客观研究的纯学术态度,并公开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还把以前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当胡适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时,徐世昌政府以公开宣传过激主义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周评论》。几天后,胡适气呼呼地闯去警察厅找吴炳湘,想恢复办刊的自由。吴炳湘惊讶地望着这位小同乡,说:

  “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主动送上门来 安福系正想找你算总账呢,还不快去外国客栈避几天。嗨!我摊上你和陈仲甫这样的乡党,真是八辈子倒了大霉呀。”

  胡适没有办法,只好点头了事。不过他没有逃,还在继续为保释陈独秀四处奔波。但那场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也自然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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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终于作出了重返北大的决定。

  学潮早已过去,而请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却不断地涌来杭州,隐居杨庄的那份平静和恬淡终于被打破 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转意的,说起来也有段佳话。对他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他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弟子,去年刚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当时胃疾还未痊愈,还不能北上,汤尔和专程来杭向他推荐蒋梦麟先行代理校务。对蒋梦麟他自然中意,这位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和教育学博士,为1886年生人,浙江余姚人,前清策论秀才,曾是他当年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在美国时,先师从杜威研究教育哲学,又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可以说把当时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滚瓜烂熟 他是1917年回国的,获博士学位其实比胡适还早呢!现在上海任《新教育》杂志主编。与中山先生来往甚密,几乎每晚都要去马利南路帮助孙先生赶写英文的《实业计划》。

  对蒋梦麟,蔡元培不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将蒋梦麟召来了杭州,师生同游西湖花坞,一路吟诗记游,谈了不少趣事。蒋梦麟还留着当年的记忆,那是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在一个秋夜,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又回到了“兰亭修契”的盛会。忽地站出来一位文质彬彬、儒雅风流的才子,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问:“此公是谁呀?”

  蒋梦麟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长,不就是蔡先生您 ”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当年如此轻狂?”

  蒋梦麟又讲起了孙中山的趣闻,令蔡元培很感兴趣。他说:

  “有一段时间,戴季陶想到美国读书,托我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人都老了,还读什么书?我只好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孙先生。孙先生又说,‘好,好,你去吧。’一面拉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个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 ’”

  蔡元培被孙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蒋梦麟就在这时传达了孙中山的意思,他说孙先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重复了三年前的话。孙先生说在这种时候,北京更需要像蔡先生那样的老同志去主持教育。

  蔡元培马上听懂了弦外之音,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想起前几天一个闷热的夏夜,当年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邵力子陪他去见了李叔同。青灯古刹里,他望着这位昔日家资万贯,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一位艺术修养全面的艺术家,居然悄悄皈依佛门,出了“三界火宅”,而且立志埋名,甘澹泊,守枯寂,过起了一领袖衣,一根藜杖的苦行生涯,真是感叹万千,始终不得所解

  那天师生相见的气氛有点悲凉,两人都没多说话,只觉得一颗心在静静的交流。听说李叔同出家后曾含泪紧闭山门,拒不见日本爱妾一面。又抱着病体,坚持“过午不食”的素志。苦心钻研佛经中失传多年的清规戒律——南山律宗。原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出家后却“六艺归一”,以一手脱尽火气的孩儿体抄写经文,普渡众生。夏丐尊说他做人极认真,而且做什么,像什么。今天一见那苍然脱尘的面容,才知他早已立地成佛

  邵力子正在奔走革命,还想劝说李叔同还俗,要他以出世之心在红尘中出道。

  李叔同却在袅袅青烟中微闭双目,叹息了一声说:“贫僧以为救国和念佛并不矛盾,以救国之心念佛,以念佛之心救国,都是能终成善果的。”

  他那种悲凉的叹息声,如一道闪光的偈语,震得蔡元培微微颤栗。只觉得浑身蒸腾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殉教精神。蔡元培回杨庄后,当即给全国学联,给北大全体师生写信,豪迈地发出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呼吁声。

  蒋梦麟带着蔡元培的希冀来到了北大。欢迎大会上,人们望着这位戴着眼镜,和蔼可亲的瘦高个儿,很快产生了一种认同感。蒋梦麟终于凭着他在演讲时的性格魅力,用一种谦谦君子的风仪,开始了他在北大的教学生涯。他是这样对学生们说的:

  “蔡先生认为‘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基本得到了解决,所以他希望全国的学生尽快地上课,以慰国民之望。我这次来不是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仅代表蔡先生个人,为他个人的监印者。蔡先生有三件事托我转告诸位。一是各界代表多次来杭州探望,请代他向各界致谢。二是他已有回校之决心。三是大学的责任,他愿意继续完全担负起来。我今天初来北大,深感校园处处弥漫着蔡先生的精神。也想谈谈对蔡先生那种伟大精神的几点感悟。一是他身上集古代圣贤温、良、恭、俭、让各种美德,具备了中国人最好的精神。二是他重美感,具备了希腊人最好的精神。三是他注重平民意识和平民生活,在蔡先生眼里,似乎个个都是好人,又具备了希伯来最好的精神。然而蔡先生恐怕不会承认我的话,因为他自己是不知不觉的。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诸位是深受蔡先生精神感化的北大人,所以你们的这次爱国行动,不但感动了全国,还感动了世界。大家可能会问,蔡先生的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我以为是从学问中来的。所以蔡先生才会吁请我们,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和你们一样,都是蔡先生的学生,还希望大家都能听蔡校长的话,尽快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蔡元培是9月10日离开杨庄,悄然回京的。他不想惊动北大师生,同行者除了在法国留学归国省亲的儿子蔡无忌外,还有罗家伦等少数几位贴心朋友。他乘坐的火车是9月12日午夜抵达北京的,在站台上迎接的只有女儿蔡威廉和内弟黄世晖。当他望着离别四月,含泪拥抱自己的威廉时,觉得女儿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在夜风中婆娑起舞。罗家伦惊羡地盯着这位美丽而圣洁的少女,突然暗生出一丝朦胧的爱慕之情。

  蔡元培一回家就发现黄钟玉更加憔悴了,皮肤枯燥,面色蜡黄,也许又是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缘故吧。他的心一阵酸楚,加上旅途的劳累,胃疾又复发 第二天上午,蒋梦麟、马寅初、胡适等先后上门拜访,议决北大于9月20日正式开学。待来访者散尽,蒋梦麟悄然出示了一份孙中山先生的来函,不解地问: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孙先生有些话不对蔡先生明说,而要对学生说 ”

  蔡元培一见孙中山手迹,只觉得心头一阵血涌,脸上顷刻泛出了羞色。

  孙先生显然是有点急不可待

    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蔡元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内疚地说:“孙先生恐怕见我老是向军阀政府高喊教育独立和不合作主义,便不好意思明说 唉!作为一位老同盟会员,我对他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太少了!”

  蒋梦麟犹豫片刻,又谈了些安福系的动态,原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阻挠他重返北大的行动。先是在夏天,通过胡仁源用金钱收买了少数北大学生,企图推翻北大学生干事会,假借北大全体学生名义,通电“迎胡拒蔡"。没想到这伙人正躲在法科秘密开会,就被发现 当场拥来二百多学生包围了会议室,抓住了来不及逃走的五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安福国会的职员。在众人的盘问下,他们不但低头伏罪,具悔过结,还将安福系策划丑剧的经过和盘托了出来。这一阴谋败露后,他们又抬出一位被北大开除的教员徐某,在《公言报》上连载题为《息邪》的长文。其中有《陈独秀传》和《蔡元培传》等,攻击陈独秀“少无赖,为乡里所不齿”。丑化蔡元培为“居德五年,竟识字至百余,逋法三载,又识字十余”。后发现在舆论上扳不倒蔡元培,北京的军阀政府又企图出尔反尔,中途换马。一面表示挽留蔡元培,还故意假惺惺地催其北上,另一面又偷偷地想任命蒋观云为北大校长。没想到蒋观云不但坚辞不就,还公开在报纸上登出一则《入山明志》的启事,以表明其气节之高。弄得北洋政府洋相百出,狼狈不堪。

  蔡元培这次倒显得很冷静,不但不恼,反而沉下心,坚定了办好北大的信念。他透过自己的去留问题,看到了新旧思潮斗争的继续,看到了究竟要在中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看到了自己如能坚守在这里,就等于保住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北京大学,保住了教育改革的成果和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北京各校师生以最热烈最诚挚的感情欢迎蔡元培的归来。9月20日上午,北大全体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分别召开了欢迎大会。先由方豪代表全体学生向他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方豪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我们有幸会聚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欣也。今日我们欢迎先生,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全体学生之新生命。我们将以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之健康!敬祝北京大学万岁!”

  而马叙伦先生代表全体教职员的发言,更让蔡元培热泪盈眶,无限安慰。他说:

  “今天我们欢迎蔡校长有两层意思,一是欢迎校长胜利回校,二为欢迎蔡先生这个人。蔡先生学问道德之高尚,世所公认。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他伟大的精神。我们欢迎他,就是欢迎正义终于战胜了强权和黑暗!”

                  19

  就在蔡元培抵京后的第四天,陈独秀终于出狱了,胡适连忙赶去箭杆胡同看望。几个月的监狱生活,陈独秀明显消瘦了,但个性似乎更加强悍。见他睁大一双小而尖锐的眼睛,笑着嘲讽胡适说:

  “别人坐牢,你倒落得在一旁打秋风 ”

  胡适张了张嘴,一时不知所云。见陈独秀举起了手中的《每周评论》,才恍然大悟,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原来,陈独秀被捕半月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爱情与痛苦》的随笔。胡适在文章里说:

    《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我的朋友陈独秀引我的话“爱情的代价

  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他又加上一句评语道:“依我看

  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这句话出版后的第三天,他就被

  北京军警提去了,现在已有半个多月,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对他要说的

  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

  陈独秀很喜欢同一期上李辛白的小诗和一篇杂感。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是安徽人,长他四岁。当年陈独秀在芜湖创办岳王会时,李辛白也参加 李辛白的诗写的很有思想: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陈独秀眼里闪出狡黠的目光,嘲讽地说:“堂堂胡适之,还不如辛白写的好,真不知你是怎样想的?哎!这篇《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怕是守常所为 ”

  胡适笑着点点头说:“他是自己来信自己回答。”

  李大钊在文章中写道:“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李大钊不但最早赶来看他,还出面召集《新青年》同人在六味斋为他接风,把蔡元培也请来 陈独秀虽然身体有病加上行动受限制,仍快人快语地与李大钊逗趣道:

  “守常,这次坐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猜猜看,我要加盟布尔什维克了!”

  胡适听得脸色苍白,李大钊却高兴地从棉袍里摸出一首诗,还是专门为欢迎他出狱而写的。据说刘半农也在为陈独秀写诗,题目叫《D——!》,诗句也怪怪的,可惜今天还没写完,只好老老实实地听李大钊先朗诵起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他深情地望着蔡元培,爽直地说:“我知道旧势力也容不得您待在北京呀!”

  蔡元培会心一笑,说:“可是我终于回来 也希望你继续留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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