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纱照的陷阱-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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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到海外旅游，与香港特区相比价格可能会高出许多。如从香港出发，欧洲五日游，其旅费仅需要5000左右港元，但是从国内旅行社出发，至少要高1倍以上。从北京出发到澳大利亚10天旅游，旅费要2万元。即使是与广东相比，到港澳旅游，北京旅行社的价格也是高出几倍。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就在于该行业完全在政府垄断性控制之下。试想，在完全垄断的情况下，产品的价格岂有不高之理？
二是不仅旅游业完全为国有企业所垄断，而且与旅游业相关的交通运输、通讯观光等行业也基本上为政府所垄断。而这些行业的垄断一定会阻碍旅游业的正常发展、旅游市场的开拓。比如交通运输业，机票打折本来是国际上的一种惯例，作为一种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旅客以不同的价格出售机票的商业行为，在国外随处可见，但是，国内民航在政府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其机票价格铁板一块，根本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旅行社也无法就机票价格灵活性来调整其费用，吸引旅客。这就使得国内一个十分庞大的潜在旅游市场无法开发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旅游业对内外开放，仅是开放旅游业本身是不行的，只有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也同时开放才能达其目的。
可以说，旅游业的全面开放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旅游业对外国企业开放，把外国的资金、旅游行业的管理经验、市场意念等带到国内旅游业来，使得中国旅游业发展一开始就站在发达国家旅游业发展的同一起跑线上。特别是要利用好香港地区发达的旅游业资源，如何让香港地区更多的从业者来内地经营。二是旅游业对内开放。政府不需要去控制哪些企业进入旅游业，而且是要制定明确的行业准入标准。不分所有制性质及没有所有制歧视，只要经过审查满足行业标准，谁进入旅游业并不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保证旅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不引入，真正的旅游市场永远无法形成。三是与旅游业相关的不同的经济环节或部门，如交通运输、酒店、零售、观光、通讯、娱乐、饮食等也应该全面开放。否则，如果旅游业开放了，而这些相关行业不开放，其中哪一个部门都可能成为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如果中国旅游业能够实行全面开放，那么中国三大旅游市场自然会形成了。一是海外游客、海外华人进入中国旅游而形成的海外旅客市场；二是中国民众出国旅游，在这点上香港旅游业界应该动点脑筋，如何让内地的旅客通过香港到世界各地旅游。如果在这点上能够找到一种好的连接方式，就是香港旅游业腾飞的开始；三是中国民众的国内旅游。以中国幅员广大，多姿多彩的湖光山色、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等都是吸引国人与海外游客的优势所在。特别是近期兴起的生态旅游更是吸引游人的中国特色。还有，随着国人对外交往的增加，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民众出入境手续的便利，民众出入境已十分频繁了。如1989年以来，中国出境人员达13亿人次以上，平均每年增长二成八。2000年以来中国公民年出境人数都在1000万以上。看看最近国人境外旅游火暴就可以看到其潜在市场的巨大性。
面对着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只有打开内外的大门，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这才能把内在的潜力挖掘出来。
（2002年2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5节 神舟五号：中国经济再起飞的里程碑
10月16日早上，当中国宇航员杨利伟走出太空舱，顺利完成中国人的首次太空之旅时，国人一片欢呼、世人一片欢呼，中国人憧憬已久的飞天之梦实现了。对于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神舟五号的成功，无疑将极大激发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同时，它也是中国经济再起飞的一个丰碑。
一国的航天技术，它是一国科学技术综合实力的具体表现。它涉及天文、物理、材料、电子通讯、信息、航天医学等学科的技术。如果不进入这些学科的前沿领域，以更新的材料、更新的燃料，更新的信息处理系统，以及更好的组织管理系统应用到航天技术上去，中国要把太空舱成功地送上太空是不可能的。因此，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也表明中国的航天技术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还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全球经济的竞争其实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各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也就决定该国的经济竞争力。如美国，为什么几十年来其经济实力一直遥遥领先于他国，并不在于美国一定比他更加富有，而在于美国拥有雄厚的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无论是美国的航天技术还是互联网的发展，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而这些科学技术又大大地推进了企业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尽管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特别是与美国相比，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还是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投入来看都相差很远，但是，神舟五号的升空则是证明中国的物理、电子、医学等航空科技，中国已经迈入世界一流水平。毫无疑问，太空技术需要很多方面的技术、工业、制造业方面的支持，因此它的发展与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带动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的发展。可以说，以太空技术为基础，将直接或间接地带动相关产业技术进步与发展、推动国内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标示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将迈入世界一流水平，为中国迈入世界经济强国扫除了技术发展上的障碍。
无独有偶，早几天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样，被看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说，该文件从制度上扫清了中国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障碍。正是就这一意义上说，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中国经济的再起飞开辟了技术上与制度上的道路。
还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市场的力量早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它是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为什么一家跨国公司能够轻易地进入他国的一个市场，并轻易地在他国的一个市场上扎下根来？最为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家公司的市场力。而一家公司的市场力，不仅在于这家公司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网络及人脉关系，最重要的就在于消费者对这家公司的认可。特别是对那些没有与这家公司打过交道的人来说，这种认可更是十分重要了。而消费者对这家公司的认可就在于这家公司的实力、品牌等方面。这些都是一家公司的市场力。一家跨国公司就能够凭这种市场力轻易地进入他国的一个市场，就可以在没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鉴定的情况下确定该公司产品的质量及信用。如果这样，自然会降低交易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成本，实现交易当事人的双赢局面。
作为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有大量外国资本愿意进入中国？为什么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都愿意把工厂转移到中国？不仅在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于一枝独秀，而且在于他们预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子会更大，预期在中国投资前景会更好。神舟五号顺利进入太空，就是中国综合国力与技术水平大幅提升的新标志。它不仅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缩影，也是面对国际贸易交往中所形成的品牌。通过这个品牌就可以知道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如何、中国的综合国力如何，从而也就决定外国投资者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决定了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也正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市场力。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希望在航天领域追赶苏联和美国。但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加上国民经济几乎滑到崩溃的边缘，中国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实现这样的雄心壮志。在那样的条件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对外交往及国际市场力微乎其微。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空前高速增长与社会空前开放，才为中国的航天工程重新启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而中国航天业的发展又表现了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市场力。
还有，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也预示着国人的一种信心。它除了对国内的科技、政治、军事和经济有深远意义外，恐怕也会对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当年的“阿波罗计划”，除了刺激经济飞速增长，直接促成了20世纪若干重大技术的突破，使美国成为信息时代的领导者，也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使他们更有冒险精神、更有科学和实践精神、更宽容地看待成败得失。而这些都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源泉。
总之，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不仅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太空技术的新时代，而且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再起飞的里程碑。
（2003年10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6节 中国为何很快超过了印度
近几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兴起，印度又开始进入了国际关注的视野。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军进入阿富汗、印度与巴基斯坦剑拔弩张、朱基总理印度之行、印度软件业抢滩中国，这些都表明，在1962年中印战争后，不太受国人的注意的印度又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可以说，莫说是印度自诩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就是印度的软件生产基地“班达奈尔”其成功确实是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从1990～2000年的10年中，印度从无到有地建设了一个有40万雇员的庞大软件业，2000年该行业的产值为80亿美元，主要出口到美国。据《经济学家》报道，全世界“千年虫”软件工程的相当大部分工作是由印度软件人员完成的。目前，印度软件业正逐年扩张着它在美国数百家大公司“办公室数字化”市场的份额。但是，印度新经济迅速发展并没有支撑起整个印度经济的现代化，印度社会的积弱与贫穷仍然是它的主要特征。美国《商业周刊》最近撰文指出，印度面对着中国的巨大挑战，如果印度不进行全面改革，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中国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在不少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中国一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在短短的20年里，早就把印度远远地抛在后面。不要说那些迅速崛起的沿海城市，如深圳、上海及北京等，也不要说珠江三角洲那富饶的农村，就是与中国农村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凤凰卫视所播放的印度市民及农民的现况，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尽管中国的农村不少地方与香港地区相比并不是那样富裕，但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不会有多大问题，而印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在印度，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所称的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十分明显，而且现实的经济环境使得这种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印度，其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贫富差距悬殊，如发电能力尽管总量与英法相差无几，但按人均计算仅为英法的1/20。电力问题中国早已解决，印度则是城市频繁停电、生产用电不足。中国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达、铁路星罗棋布、港口设施正在追赶国际水平，而印度的交通设施落后使得国外消费品无法进入这个国家，出口品则难以运出。而经常在新闻电视中所看到的印度情景是，一辆陈旧的大客车；车里车外满载着人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驶，交通运输之落后无以复加。
迄今为止，印度虽然有1亿多中产阶级，但仍有1/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近2亿人每天的收入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极度贫困标准1美元。对许多穷人来说，根本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在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上普及，高等教育增长速度更是惊人。现在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有近1000万人。还有，印度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10年来印度农村的民众生活根本没有多少改善）、国家财政亏空（财政赤字占GDP的7％）、外国在印度的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等。1998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仅为22亿美元，1999年26亿美元，2001年23亿美元，仅比越南多一点，而2000年中国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500亿美元，2001年中国获得468亿美元的直接外国投资。这些都说明了印度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英语如此普及、现代民主政治较发达、现代法律体系及现代市场制度确立较早的印度却没有发展起来，其国家积贫积弱会如此严重？难道现代民主制度和市场体制与经济增长没有多少关联吗？当然，对这个问题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都会是失之简单。其实，任何现代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都必须以既有的经济环境及传统文化转化为基础，离开了传统文化的转化，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印度为什么会离现代经济社会那样远，可能与它不能从传统的种姓文化中走出关系极大。印度的种姓制度已沿袭数千年不变，等级森严的四大种姓制度不仅决定了个人通婚范围、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社会道德生活的秩序及个人必须履行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决定了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完全以身份来界定个人权利与义务，因此，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大小，也不在于个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完全在于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身份如何，而身份的先天性，必然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由于这种绝对种姓划分的世袭性，使得整个不同种姓之间无法实现合理的上下流动，必然导致社会成员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如低种姓的国会女议员普兰黛维被刺身亡就是这种种姓制度所导致的恶果。试想，在一个没有自由生活空间的社会里，民众有多少动机来努力生产改变自己生活呢？
还有，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肯定会高于印度。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劳力成本要高于印度两倍。但是，无论是劳动密集产业，还是资本密集产业，为什么会有不少印度公司移设到中国，然后在中国生产产品再返销到印度。这是因为整个印度的官僚体系与种姓制度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有利发展。比如，印度一家电子公司在广东的工厂生产电器产品，其生产成本要比在印度生产低40％。
在中国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可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不仅是国力的增强、财富的连番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是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为国人致富提供了机会与发展的权利。无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