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纱照的陷阱-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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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内地黄金周假期，香港能够做的不仅在于如何组织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观光，而且应该有比这更为丰富的内容了。当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观光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试想，莫说是加上中国内地的农民，就是光城市3亿多人口都来香港观光一次至少要轮7～8年。据笔者所知，在绝大多数没有跨出国门的内地民众中，香港一直是内地民众旅游最为向往的地方之一。很简单，不仅语言上便利，城市现代化耀眼，而且就是来香港购物，一些物品两地之间的差价就足以补偿其旅游费用（如黄金饰品，在内地平均价每克为100元，香港则只要73元）。这些都对内地民众有相当的吸引力。
香港娱乐业的优势更是应该刮目相看，2001年上半年在香港举行的二胡演奏会就表明了在香港举办种种娱乐活动的潜力与吸引力。还有正在举行全国逾千青年聚香江祝“五四”活动也应该是香港的一个创举。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两地青年之间的交流，同样是带动香港消费不可多得的机会。因此，香港如何为内地民众在黄金周假期创造种种需求是完全可行了。如娱乐业、展览业、读书会、教育周等等方面，香港都有许多特有的资源。问题是港人如何来开发这些资源，政府应该采取哪些相应的政策来帮助港人开发这些资源。香港的商人在这些方面是否能动一点脑筋呢？或许一座金山隐于其中呢？
（2001年5月）
第五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金融第77节 香港联系汇率路在何方
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也已经弃守，香港成了货币局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那么香港的货币局制度能够守得住吗？这几天，香港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多数人认为此货币局制度非彼货币局制度，而且香港的经济条件与阿根廷殊异，人们对香港联系汇率能够维持下来应该具有信心，因此，阿根廷货币与美元脱钩，对香港的影响可能只限于心理上，而且这种心理影响早已为市场消化了。当然，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民众可能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本文则想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说明汇率制度的所以然，由此来看看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汇率是国家多元化货币间的互相兑换的价格，汇率制度则是这种价格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至于哪国采取哪一种汇率制度当然是根据该国的约束条件而定，并非个人想当然而成。特别是从国际金融学的观点来看，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如何选择汇率制度都得面对“三元悖论”（trilemma）。即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冲突。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3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比如，中国的汇率制度保证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但失去了资本流动性；而香港的汇率制度选择了资本流动性和固定汇率制，却未能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
而汇率制度新理论的“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制度消失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汇率制度的简单性原则。该理论主张，惟一可持续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局制度），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如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管理浮动制等）则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因此，未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汇率制度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就是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的弹性制度下，银行与企业都可能低估货币下跌或崩溃的风险，因而会过分持有未对冲的外币债务。结果当贬值发生时，其本币收入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导致企业或银行破产，并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所以，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只有两种可选择的汇率制度，即固定汇率制度与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
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中间汇率制度消失的理由。该理论主张当政府宣布实行某种汇率制度时，要使这种汇率制度具有公信力，就必须使其简单而又透明，公众能够从自己所观察到的资料中确认政府所宣布的汇率制度正是在实行中的制度。这既体现了政策的透明性，也具有公信力，并易于确立国际投资者的信心。而完全的钉住汇率制或完全的自由浮动制，对公众来说既比较简单也容易自己进行核查。因此，各国最终会选择这些可核查的汇率制度，而放弃中间汇率制度。可见，哪一个地区或国家所采取的汇率制度，都是好坏参半，并非说哪一种汇率制度就一定好于另一种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可选择的制度安排，同样也有利弊。至于一个地区或国家选择哪一种汇率制度就在于如何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制度安排。
从经验上来看，采取货币发行局汇率制度是香港一向的传统。从1935年起，香港的汇率制度为英镑汇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香港的银行票据须有百分之百的英镑支持，而港币可按固定汇率兑换成英镑。以后，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港元一直钉住英镑，直到1972年7月改为钉住美元。1974年11月到1983年10月香港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1983年10月15日，香港采用美元联系汇率制。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恢复到了原先英镑汇兑本位制。它实际上仍是货币局制度的一种变体，只不过没有官方的货币局而只有外汇基金，并且港元的发行由少数授权银行进行。从香港汇率制度的演进可以看到，一直以来，香港基本上采取的是固定的联系汇率制度，只不过联系本位不同（或银、或英镑、或美元）。香港以往经济的成功尽管谈不上完全是由于采取某种汇率制度的结果，但相应的汇率制度对香港经济繁荣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有它的理论依据与历史必然性。当然这种汇率制度有稳定汇率的好处，但它本身也存在缺陷。因为，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失去了调节本港经济货币政策的自立权，而且由于汇率本身的不可调节性，从而大大降低了香港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一旦有投机者狙击港元就可能给香港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种最差的选择，它应该是香港历史与现实的经济发展使然。
可见，在阿根廷比索与美元脱钩之后，尽管香港成了货币局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但是香港汇率制度的沿革、现实的经济基础与阿根廷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汇率制度本身的内在性也表明了货币局制度的存在并非不可能。为了促使香港经济尽快从困境中走出，保证香港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日前维持香港现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2002年1月）
第五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金融第78节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将被上海所取代吗
据2001年4月20日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再次被《2001年世界经济自由度年报》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其中的核心成分是“个人选择、保护私人财产和汇兑自由”。但是与此相反，一些香港学者到中国内地，总认为香港“流水花落去”，香港昔日的辉煌将被内地不少城市所取代，特别是上海，将会取代香港成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将被上海所取代一直是港人十分关注的论题，特别是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前夕，这个论题更加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2000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更是加剧了港人对此的担心，该报告明确地主张上海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尽管后来朱基总理在新加坡对记者表示上海不可能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近几年来上海咄咄逼人的态势不得不使香港人对她刮目相看。
从最近公布的资料可以看到，经过10年来的努力，上海初步成为了中国的金融中心。它拥有全国发育最好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如它是全国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及保险市场；她有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3300余家，人民币存贷款总额占全国的1/7；外国金融机构云集，金融人才、金融信息、金融技术等方面也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而且以上海外滩金融街和陆家嘴金融保税区为核心的金融圈，大楼林立、设备先进，好一派国际金融中心的气势早已跃入人们的眼帘。再加上政府的宏愿与蓝图；即在未来的10年里，把上海建设成立足中国，辐射亚太的国际金融中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上海真有想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之势。但实际上，政府的宏愿、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及金融大厦的耀眼辉煌并不能掩盖上海金融基础设施的薄弱。由于金融基础设施、金融运作环境与条件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因此，尽管上海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可能会对香港造成不小的冲击，但在近20年内上海要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由市场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及相应的经济环境呢？根据金融学家麦卡锡（McCarthy；L）的看法，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是一个国际性银行和金融机构群集，并从事真正金融业务（如存贷款、汇兑、财务咨询及各种证券交易等金融活动）的都市。在这个都市中，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一视同仁，在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各种境内外的金融业务。
按照这种说法，香港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功能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它的特点主要有：金融机构高度密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经纪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基金组织等门类齐全，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而且外国金融机构占近80％；金融市场齐全畅旺。香港的银行业、黄金市场、外汇市场及股市在世界都名列前茅；金融体系高度开放性、国际化。香港是世界上外资银行最集中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货币使用自由、内外金融机构统一国民待遇；自由经济政策与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相互辉映。
那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上海，上海可能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去甚远。首先，由于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账户没有开放，特别是最近央行高层明确表示，资本项账户开放没有时间表。如果资本项账户不开放，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已有的资料来看，上海的金融机构和总资产不仅无法与纽约、伦敦等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与香港相比也是相去甚远，估计进入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不足香港的1/10；在金融市场方面，上海尽管看上去门类齐全，但上海的各种金融市场不仅交易量小，而且只是以国内为对象，根本就没有国际化。如上海的外汇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只不过是在管制条件下金融机构平补外汇头寸的场所。在这个市场中，只有少量的几种外汇与人民币进行买卖，其市场一年的交易总量，可能会不足伦敦交易所一个交易日的水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内只要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账户不放开，国内外资金就根本无法自由流动。金融市场也就无法国际化，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根本不可能。即使成熟后放开外汇管制，不仅外汇管制放开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且从香港的经验来看，要让一个内向性的市场国际化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上海要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其次，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外国金融机构及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世人瞩目的。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市场的潜在性越来越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是由于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肯定会面临着巨大的系统风险。例如，迄今为止，中国的股市一直没有摆脱“政策市”阴影，股市的运作不是以市场法则为依归，而是以政府政策为导向，政府要股指上升，它不得不涨，政府要股价下落，它不得不降，一切市场运作完全由政府政策来操纵。还有如利率问题，本来它是金融市场运作的核心，它完全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变化，但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据闻，最近中国高层认为中国银行现行的利率不需要变动，金口一开，所谓的利率市场化、市场利率改革与调整都免谈。一个完全不以市场法则为依归，而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的金融市场，连市场化、国际化都走不出，怎么谈得上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呢？
政府对市场的权威作为，自然是不可能发展出健康的金融市场的，但港人也不要低估政府对国内金融的操纵能力，如果内地要把更多的资源注入股市或金融市场，那么对香港的影响与冲击则不可小视。香港政府应该对此早有准备，并与中央政府有更多的协调。
再次，上海金融业与香港相比，最大的问题应该是金融基础设施落后。所谓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法律体系、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信息披露机制、交易与清算组织、监管机构等。因为金融市场的繁荣都是与金融基础设施支撑系统分不开的，而且金融基础设施必须随着市场环境和金融活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目前，上海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刚刚开始，就是根本不能满足现实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如传统的会计制度只在侧重反映价值分配的信息，缺乏识别风险分配的有效的会计结构。因此，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大的改革与调整。其中包括对现行的会计制度、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法规等方面的完善和健全。
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并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一百多年来不断地通过法律形式把实际的经济成果固化下来的结果。这些大量的成文法不仅使香港金融体系内的经济行为基本上有法可依，而且也形成了相应的健全的执法和司法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内地近年来法制建设不可谓不快，成效也不小，但法律执行困难重重。因此，仅就金融基础设施而言，在未来的20年里，上海要达到香港现在的法制水平并非易事，更不要说是赶超或取代了。
最后，由于上海的金融基础设施落后，有效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就无法建立。像金融资信评级、金融经纪等中介服务机构是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必不可少的支撑。特别是随着商业银行的功能日趋弱化的今天，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但上海的金融中介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多数是资本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特别这些中介机构多是与国有部门或政府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权主体不明、政企不分等，这些都严重影响着金融中介机构的效率与公正性。没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可能是天方夜谭了。
总之，从内地汇率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