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采女色_雍容-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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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归那种纯朴的“诗生活”的境界。
所以我以为“元轻白俗”之讥，对诗来说，轻足以为病，俗却不然。白居易之“俗”，使人亲切。只是白居易的七律，看了确实叫人打呵欠，乃是这种体裁自身森然面目使然——白居易把它们写得和顺口溜似的。
历宦多年，白居易渐渐把生活分成两部分：朝廷的，自己的。他也把诗分得很清楚：给世间的，给自己的。他做自己本分的事，有遗爱于百姓，还总是惭愧自己素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类似的话在诗集里反复出现过，你没有证据怀疑他的真诚；他也不准备再扑上去作力挽狂澜状，武元衡一事，已经叫他付出了不小代价。他并非怯懦的人，只是看不到牺牲的价值。好比投入一潭死水的石子，顶多荡一圈涟漪而已。“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从来都是文人的自作多情，即使狂放如李白，沉郁如杜甫，也始终看不破诗人梦幻在狰狞政治面前真实的地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入世出世的游戏，文人百玩不厌，但难能到白居易清明的境界。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余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适意二首其二》）
他从此和他的环境疏离。他记住周围的热闹其实和他并无多少关系。有人批评白居易在“甘露之变”后作的两首诗大有幸灾乐祸之意，实在是太不了解他的为人和心态了。
所以也不要全信《与元九书》里的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写“给世间”的诗和“给自己”的诗的时候，立场和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这主张仅仅对“给世间”的诗有效。比如他屡次抨击“郑之夺雅”，对流行音乐简直是深恶痛绝，可是全集中，粗粗一算，描绘音乐的有三十余篇，乐器有琵琶、芦管、琴、筝、阮咸、筚篥等等；《听歌六绝句》都是当时流行曲，其中不乏胡乐胡音。诗中无不体现对音乐相当高的鉴赏力和喜爱之情。
历来争论《长恨歌》主旨到底是批判还是同情，原因或许也在此。以他对“重大题材”的热爱，这原本准备“给世间”的，自然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但是写着写着，他却回归了自己的心，演绎成了“伤逝”之情——人活着，不就是这样一个渐渐弃绝所爱的过程吗？帝王妃子的风流遗恨，离普通人生活太过遥远，但，不是每个人都感受过刻骨铭心“失去”的悲哀吗？正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我想，这转变，对《长恨歌》，是一件好事。
与长恨歌齐名的《琵琶行》，其主题乃是“失意”，即所谓“天涯沦落”、今昔盛衰之感。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曾经提到，白诗中尚有一首《夜闻歌者》：“夜泊鹦鹉洲，江月秋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词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如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此诗场景和《琵琶行》极相似，洪迈怀疑，或皆白公假托以为身世之感。我觉得，以唐代风气开化，本事不能断其必有或必无，但洪迈提供了一种思路：歌女身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间的寄托。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那么，又何以安抚身心的憔悴呢？
这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引起无数人共鸣的原因。它们所描绘的，正是人生普遍而永恒的境遇。
《秦中吟》和《新乐府》属于“给世界”的诗，素来被视为他成就的最高代表。这些诗语言的浅白通俗，却是经过刻意锤炼了。不过，同样真实生动地记录与批判社会，感人力量，却要逊色于老杜“诗史”。这不仅是功力和风格的问题，杜诗作于颠沛流离之中，他就在他所描绘的悲惨生活里，而白居易却是用“第三只眼睛”来冷静的观察这一切，所以不免有点疏离。“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手法，可谓利弊参半。我最喜欢《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卖炭翁》三首，是诗人与主人公心理糅合最成功者。
白居易集中还有一部分很可爱的，是一百道判词。我第一次翻阅的时候，就先看标题，猜猜他的观点如何，再接着往下看。我惊讶的发现，他的很多观点居然和今日的法理道德相去不远。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是一个相当理性而宽容的人，虽然他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后来发现洪迈一样注意到了判词，他说和这一比，张风靡一时的《龙筋凤髓判》简直差太远。虽然我没有读过《龙筋凤髓判》，却很有点“所见略同”的得意。节录一例：“得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怒不许”，判曰：“诚鞠育之可思，何患难之不救。况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怒，何涉屺之无情？想《＇q》之歌，且闻乐有其子；念《葛》之义，岂不忍庇于根？难抑其辞，请敦不匮。”
鲁迅先生说，看选集是受了选家的骗。尤其是伟大的诗人，若是只看若干名作，实际上是无法体会他全部的精神风貌的。
二零零年八月三十日，家中托人将《白居易集》千里寄来，时匆匆搬家，线路暂不通，无法上网，深夜读白居易集写下。
随笔评论之聊斋四题及其他第34节 堕河而死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
幼年初见这十六字古辞，尚不能尽解其意，已觉如中雷殛，咬着指头愣愣多时，想哭又哭不出来似的。
多年以后，摊开一本乐府诗集：“《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那时一直想，如果公无渡河一曲依然传世，究竟是怎样一种盘旋天地间的悲怆的声音？琴师手抚此曲，曲终一刻，是否会控制不住，把膝上的琴一掷而裂，起而痛哭？
最近，又翻出全唐诗，从头看起。
看诗的时候，总在深夜。夜是有魔力的，一切细微的感觉，在这个时间里，都会被放大，放大。坐在那儿，那些美丽的精魂，轻轻咬噬着你的心。静静的听着心里小小的声音，与那一朵朵精魂撞击，揉合……有一种悲欣交集的温柔。
重温本来是很功利的。目标明确，专为补充点养料。所以当作功课来做，订好计划，每日四卷，走马观花即可。也顺带做点笔记，将来或者用得上。初时犹可，越往下，如入神山仙岛，眼前美景变幻无穷，愈入愈奇，愈奇愈入，徘徊良久，竟不忍舍之而去。我遗憾的想，即使照原来计划，也至少半年才能通读一遍，现在，可能永远都完不成了。浮生碌碌，坐在那里慢慢读诗，是何其奢侈的一件事情啊。此念一生，心志大灰，索性放过自己，读多少算多少也罢。
于是慢慢爬行到19卷，又与“公无渡河”重逢了。
由茫远而切近，由模糊而清晰，从前的感觉一点一点回来，又添了全新的滋味。刹时明白了多年以来激动着我的究竟是什么。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
它的主题，乃是疯狂与死亡。在讲求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如此明确的以疯狂与死亡为审美对象的，就格外使人颤栗。
是的，死亡。命运的陷阱，死亡的冲动。波涛在前，命运已定，前进就是死亡，却依然蹈死而不顾。这种执著，缘自于强大到疯狂的人格力量，命定要做无望之极的抗争。
这四句话——
公无渡河：劝诫。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不能渡，不该渡。渡河就是死亡。所有的人，甚至渡河者自己，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公竟渡河：质疑。为什么渡河？既然一切的理由皆告知渡河的荒诞，为什么竟然还是去了？到底是什么超越了死之恐惧的力量，令他毅然而行？
堕河而死：结局。渡河导致的死亡。这个悲剧，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他服从任何一个不渡河的理由。但是一千个不渡河的理由也不能战胜一个渡河的冲动，悲剧又是注定要发生的。
将奈公何：追思。悲剧发生了，后来者哭泣呼喊，也无力遮挽，无法改变。结果又回到原来困惑上：为什么渡河？究竟是什么驱使一个人急急奔赴死亡？
答案只有一个：强大到疯狂的人格力量。
我们已经习惯于庸常和合理的人生，即使常常遭遇莫名的伤害和挫折，也希望这个世界始终井井有条。具有强大人格力量者，却往往拒绝接受这种庸常，时刻想游行于秩序之外。于是，我们把他们和疯子等量齐观。渡河，正是一个凝固了抗争的极致和死亡的瞬间的意象。
不是每个人都会试图去探求和解读它，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能直截感受到它的冲撞。
明白了这一层，再回过来看唐人之作。
唐代同作此题的有五人：李贺、李白、王建、温庭筠和王睿。依乐府旧题并不一定要依从原意，不过这五人所作，都是歌咏本事的。
公乎公乎，提壶将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诚为愚。公乎公乎，床有菅席盘有鱼，北里有贤兄，东邻有小姑，陇亩油油黍与葫，瓦w浊醪蚁浮浮。黍可食，醪可饮，公乎公乎其奈居，被发奔流竟何如？贤兄小姑哭呜呜。
李贺迅速抓住了此题的核心：不可以渡河的理由，有很多很多。包括理智上，亦知道渡河是“愚行”。生活看起来正常不过：不仅有物质的满足，甚至有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愉悦。但是他仍然弃“正常”如蔽履，自甘求死而不求生。
或者，就是《白马啸西风》的最后一句话说的：“那些都是很好的，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李贺把古辞的四层意思，都极到位的表达了出来。他一贯的风格是夸张而浓烈的，但是这里他没有浪费一分才力，连多余的修饰也无，好似破门直入，哀哀拉住了逼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以长短句式交错，一口气读下来，直堵得人欲狂哭狂喊而不能。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吼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
李白所作，自“黄河”以下到“九州始蚕麻”，论气势磅礴，尚在李贺之上。他似乎想用一种“大历史”的背景，来增加渡河的悲壮色彩。单就描写而言，是成功了，这本来就是李白的经典笔法，无人能与之匹敌。但是，也就因为这样的描写太经典了，放到李白哪一首游仙诗里都可以，反而削弱了主题。才高之人，往往舍不得收敛自己的才华，非要把自己最擅长的那一路拿出来。好在他到底没有忘形，还是在追问：“洪水已息，太下太平，一切都很好，为什么还是要渡河？”于是到了结尾处“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骨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这一意象，就极具震撼力了。
与二李相比，王建的笔力明显较弱。
渡头恶天两岸远，波涛塞川如叠坂。幸无白刃驱向前，何用将身自弃捐。蛟龙啮尸鱼食血，黄泥直下无青天。男儿纵轻妇人语，惜君性命还须取。妇人无力挽断衣，舟沉身死悔难追。公无渡河公自为。
和前两首杂言不同，王作是齐言。“幸无白刃驱向前，何用将身自弃捐”，“幸无”“何用”，这样虚字太软了，力量大减。对“渡河而死，其奈公何”这一场面的表现，也不如李贺之真切，李白之奇崛。不过他换了一个角度，仍然在苦苦追问渡河的原因。“公无渡河公自为”，最后归结于个人意志和自我选择的结果。但是他说到“悔”，就错了，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悔”，渡河这一激烈行为就彻底没有发生的可能。
温庭筠作，又更逊色一点。
黄河怒浪连天来，大响aa如殷雷。龙伯驱风不敢上，百川喷雪高崔嵬。二十五弦何太哀，请公勿渡立裴回。下有狂蛟锯为尾，裂帆截棹磨霜齿。神锥凿石塞神潭，白马趁凵赤尘起。公乎跃马扬玉鞭，灭没高蹄日千里。
其实，他的手法和李白是一样的。也就是由远景摄入，拉近到渡河一刻，然后及渡河之后事。他的描写不可谓不好，但是并不是高度个性化的。“请公勿渡”已经大大折损了语势，最后“公乎跃马扬玉鞭，灭没高蹄日千里”把死亡的惨同，消解为成仙的高蹈，似乎想另开一层境界和遐想，却几乎把悲剧色彩全数抹煞。
王睿之作，已游离了主题。
浊波洋洋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苦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壶看入兮中流去。浪摆衣裳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妾何适，遂就波澜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
王睿试图作“将奈公何”的文章，索性换掉了主角，把渡河者之妻推到前台。把渡河者的命定悲剧，偷偷转化为对坚贞的颂扬。语调舒缓，与音乐不类。整首诗写得很悲切，很漂亮，但缺少了那种强烈的、直截的冲击。
所以，这五首里面，当推李贺为第一，李白第二，王建、温庭筠次之，而王睿最差。诗词之高下，虽无一定标准，到底还是有标准的。
可是，论直面惨淡淋漓，到底还是那十六个字：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
于诗之外，复浮想联翩。世上每多荒谬事，看上去稍微多一点理性，就能避免，偏偏是绝大才智之士，往往蹈之。如果他恰好又处在能够影响很多人命运的地位，不免带来极大灾难。我们的文化，称之为“劫数”。这些人就是“应劫而生”，往往必须以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来完成此劫。所谓在劫难逃，正是此意。小时候读史，总是不相信历史可以如此荒谬。因为觉得以普通人智慧，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居然最终导致流血、战争、杀戮，生灵涂炭。历史学家可以从时代的方方面面，来告诉我们这是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不管说得如何圆满，其中似乎总是有一种荒谬的东西在推动之。当然，也可以说时代挑出这样性格的人，把他们推到了浪尖上。但，这，还是“劫数”。
遥遥想见千余年前苻坚“渡河”的那一刻……曾那么多人告诫他，不可以渡，不应该渡，然而谁也不能阻止他的步伐。他麾师南下的一刻，俯仰天地，内心是否充满了一种极度的快意？甚至即使预知身死国灭的后果，这种快意竟也不会有减轻丝毫？人生几回到此？疯狂，就疯狂吧。对不住，我说的不是历史，我说的，只是——诗。2003年11月3日一入职僦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