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调城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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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嘉庆和光绪年间，景仰杨椒山的后人刻上去的。这屋子很长时间一直是单位占用，这些碑刻才得以保护。那人还带我看看隔出来的一间小屋，地上放着一块断成两截长约两三米的石碑。可惜翻不动，你看不成上面刻的字了。他对我说。我说这已经很感谢你了。
接着往里走，过一个过廊，拐弯的墙上镶嵌着一块汉白玉的牌子，是宣统二年5月立的“松筠庵条规”，规定每年5月17日和8也16日为同乡和科道公祭之日，只准官员士子和医生进，商贾吏役优伶妇女均不得入内、租用或借座请客。自杨椒山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死后，他的这个故居就逐渐荒芜，后来变成城隍庙和松筠庵，清乾隆年间才开始设为祠堂，也就是说在杨椒山死后两百年，他才得以如此规模和正式的祭祀。一座废庙，才又香火鼎盛，怎么说，忠臣是不会让人遗忘的。
再往里面走，还有三个院子，最后的只有西房，前两个院里都有正房三间。挨门询问着街坊们，他们众口一词让我找前院住的老太太，她住的时间最长，兴许还了解些情况。前院三间都是老太太的家，那里应该是景贤堂后面的后堂，也有廊檐，也是圆柱，朱红漆如老树的树皮皴裂斑驳，颜色却依然如故。
敲开门，一位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老人在收拾肉皮，大概是要做肉皮冻，热情放下了手中的活，接待了我。她今年75岁，10岁搬进来，那时，这里有一个和尚和两个看门的，住在她后院，最后的那个院子是堆放杂物的仓库。老太太不清楚杨椒山的名字杨继盛，却熟悉他的号杨椒山。她告诉我，景贤堂原来供奉着杨椒山彩色泥塑像，像两侧有对联（我知道写的是：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清白永千年），像的东边有一座顶到房顶高的石碑，文化大革命让人砸了（我想是刚才看到的那块断成两截的石碑）。景贤堂比后面的房子高出一大截，堂前种的是松树和竹子，堂前堂后都有高高的六阶台阶，台阶两旁有光滑的坡，小孩子常常把它当滑梯玩。她住的这屋子原来供奉祖宗和杨夫人的牌位，有匾在上面（写着“正气锄奸”）。
说起当年，说起杨椒山，老太太很有感情。院里的年轻人不大知道了，老人都知道杨椒山因为给皇帝上疏列数当时的大奸臣严嵩五奸十罪，请求杀之而得罪了这个大奸臣，严嵩先是引诱不成，最后恼羞成怒，把杨椒山拿进大狱，关了三年，严刑拷打，高压威逼，都是不从，450年的秋日，死在严嵩手下。清康熙时的内阁中书乔莱，有诗这样赞美杨椒山：一封早定捐国志，九死难消疾恶肠。这是中华民族一代代来赖以存活下来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值得尊敬的气血了。
老太太叹口气说：就和前年告河北贪官李真的那个忠臣，最后被姓李的关进大狱里一样。杨椒山死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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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筠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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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老太太对我说，原来的院子可大了，你应该到西院看看去，那个亭子还在呢。只是现在都住上人家了，乱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我请老人为我描述一下当年的样子，她的眼睛一下子很明亮，她告诉我：我这院子有个月亮门通西院，西院里有对面的东西厢房，中间是有假山石的两个花园，走廊一直沿着东厢房的前面通到后花园，那个亭子就是后花园的西边。我知道，老太太说的那个亭子就是“谏草亭”，是道光年间一个和尚募集来的钱修建的。杨椒山起草疏稿的书房“谏草堂”，应该也在西院，记载奏疏的数十块石刻嵌刻在堂中。
西院真的非常大，格局没有大变，前后花园过廊廊檐上冰裂花样的窗格都还完整的保留着，甚至还能看见当年花园的假山石堆挤在院角，虽都尘埋网封，却好像岁月逝去不远。很容易找到了“谏草亭”，八角的亭子围成了墙，住上了人家，与四周的住户反差很大，像是现实和历史开着一个玩笑。想起清诗人尤侗写下的诗：谏草留遗石，年年化碧痕。拥挤不堪的居住生活，让生存的空间挤压着历史的空间，谏草亭还在，但还能够年年化碧痕吗？
看叶祖孚先生1987年写的文章，他在居民屋中电视和沙发上端的墙上还看到了那些刻有杨椒山谏书的石刻，如今已经不知风云流散何处了。四周更是看不到老太太描述的当年亭前的情景了，杨椒山手植的古槐，还有那些楸树、丁香、毛桃和老海棠树，那些鹅卵石铺就的甬道，那些驴嘴坛子连成的下水道，一一都没有踪影，只有一棵后栽的高大的杨树，伪历史一般地填补着空白。
想起清嘉庆诗人陶澍，当年住校场口五条，出北口一拐弯儿就是杨公祠，想是常来拜谒。陶有《松筠庵拜杨忠愍公遗像》一诗，写得很有感情：一官传舍寄城阴，吊古行人泪不禁。此事先生真有胆，当时阁老是何心？壮怀枉请朱云剑，浩气如闻信国吟。想来灵旗来往夜，西风黄叶满阶深。读罢这样的诗，心里不禁喟然长叹，阁老是永远难以理解先生的心，到也罢了，只是如今的人们多少还能够记住一点儿先生的心呢？更不要说专门前来凭吊的行人去真的为先生流一掬感动或感慨之泪了。时光就是一杯越来越续水而被冲得越来越淡的茶，最初的醇香最终消失在遗忘的风中。灵旗往来之夜，或许会有黄叶满地，却也不是当年的森森古树，而只是后种的那杨树仿古的叶子罢了。
想起杨椒山在大狱中受尽酷刑折磨，临刑之前，有人送他蚺蛇酒，希望能为他减少一些痛苦，他拒绝了，他说：椒山自有胆，何蚺蛇胆为！
想起杨椒山夫人上书皇上请求代丈夫一死，不准之后在杨椒山死的同一天自缢而死，一样的壮烈。难怪后人为她特意编演了一出大戏《鸣凤记》。
也想起当年建“谏草堂”时请来一位布衣雕工临摹杨椒山的真迹，将疏稿刻在碑上，立在亭中，这位倾注情感的无名雕工刻完之后就死在这里。后人有诗赞叹：巉巉片石勒谏疏，孤亭兀立星辰高。
站在这里，无论是杨椒山，还是他的夫人，还是这位雕工，抑或是刚才见到的那位老太太，都让我对他们生出敬意。今年是杨椒山450周年的忌日，是他们牢牢衔接住了450年的历史。
2005年国庆节写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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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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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法源寺后街找谢叠山祠，一路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一直快找到了街尾，忽然看见一株高大的老槐树枝条掩映中，有一座破旧不堪的二层木楼，猜想大概就是了。正好从院门急匆匆跑出一个小伙子，便问他这楼是不是谢叠山祠？他摆摆手说：不知道，我大姨在里面，你去问问她。
进了院子，不大，横宽竖窄，一座木楼很突兀地立着，在院子乃至小街四周平房的对比下，鹤立鸡群一般显得很是醒目，可以想象当年它的不同凡响。从一楼的房门里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80多岁了，就是那个小伙子的大姨。我问她这楼是谢叠山祠吗？老太太问我你说的这个是人名呀还是地名呀？我告诉她谢叠山是人名，南宋的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将军。老太太摇摇头说：我不知道，我们这里人们都管这楼叫谢公祠。
没错，就是它了。谢叠山名叫谢枋得，叠山是他的号，南宋爱国将领和诗人，和文天祥既是同科进士，又是同样为国捐躯的英雄。不同的是，谢叠山率兵抗元失败后，客寓他乡，卖卜教书，宋亡之后，流亡武夷，无论元朝如何召他进京入仕，都是断然拒绝，最后元朝廷把他强行押解进京，命他作官，他坚辞不就，在法源寺绝食而死，文天祥是在菜市口被斩首就义。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死在这附近，菜市口与法源寺相距只有一箭之遥。还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死后同被赐谥，一位忠烈，一为文节，可谓经天纬地，气壮山河。
拐过这条小街往南走一点，就是法源寺的正门，站在这条小街里能够看到法源寺的寺顶。想谢叠山的后人选择这个地方为他建祠，也是为了靠近法源寺吧，那一缕不屈的幽灵随香火便一直缭绕不尽。我对谢叠山非常崇敬，面对古代文人的气节，当代文人只有汗颜的份。正是这个原因，我才来这里寻找谢公祠。
老太太告诉我今年5月份这个楼就要被收走，说是保护起来了。我说那多好，应该保护起来，您也能够搬到个宽敞的地方住。她说我可不愿意搬，在这里住两辈子了，都有感情了，再说我是回民，这里买东西方便。然后，她很热情带我绕着楼前楼后转，告诉我这楼前出廊后出厦，以前还有后院，两边也有院子，待会儿你可以去西边去看看，西边的院子原来被街道工厂占了。你别看楼破，都是用老黄花松做的柱子，结实得很，地震那年，楼摇晃了两下，愣是没事。
抬头望望楼上面，朱漆的窗棂和围栏，虽然已经班驳，但云纹雕花还是非常清晰；楼顶有修复的痕迹，但鱼鳞灰瓦一层层基本无损。可惜屋楼顶的斗拱飞檐没有了，被楞楞的水泥抹平。我问老太太楼上住着人家吗？她说住着三户，你现在上不去，楼梯口那儿锁着呢。我问她听说原来楼上供着文天祥和谢叠山的像，您见过吗？她说我没见过，听我们家老太太说，楼上面是供着过神像。
我又去西边的院子，已经彻底看不出当年的样子，不过从最里面的院子后盖出来的一间坐南朝北的房子的窗户里望出去，能够看到谢公祠后厦中间的走廊，幽暗的光线中走廊两侧暗红的漆色，让人容易涌出一种历史久远的错觉。其实，走廊是后盖的，老太太告诉我住进来人多了，在中间开了走廊开了门，通往后院的月亮门的地方盖起了现在的房子。是该修修了，老太太说5月就收回保护了，到那时再来看看。想起谢叠山被押解进京之前写过的“雪中松柏愈青青”、“几生修得到梅花”诗句，他喜欢松梅自况，修复的时候应该别忘记了在楼前楼后栽几株青松和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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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藤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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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没有想到这里是一片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凌乱的破砖碎瓦，剩下不多的几处低矮的平房，残缺不全的立在那里，像是最后的斗士，孤零零的和即将盖起的高楼大厦对峙。走到青厂胡同，看见一位有些岁数的老人，请问他海柏胡同拆了吗？他立刻订正我：是海波胡同。我知道，他是对的，我把海柏的“柏”念成bai了，是应该读波音的。因为这里原来有一座辽金时代的古庙，叫做海波寺，所以自明代有了这条胡同后，就叫做海波寺街。因为胡同在寺的北面，清朝时又叫海北寺街，叫海柏胡同，是解放以后改的，是顺着海北的“北”字改成了音近的“柏”，同时觉得“柏”比“北”有古风诗意吧？北京的地名改动，非常有意思，体现北京人的聪明，也透着北京人的自以为是。但是，当地老百姓叫惯了，即使改成了“柏”字，把“柏”字还是读成“波”的音。
老人告诉我，海柏胡同早拆了，剩不下几家了。然后，他向北指了指：看见了吗？那有新房子的地方，就是海柏胡同。
我向新房子走去，是四五座砖木结构的平房，呈四合院形状散落在那里，新砖新瓦和尚未油饰的木料做成的簇新的梁柱和门窗，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因为四周都是废墟，它们显得很扎眼，仿佛电影里搭制的布景。
迈过高低不平的废墟，在最东边一个一半已拆一半尚在小院里问一位对夫妻，朱彝尊故居在哪儿？透过拆得只剩下恐龙架子似的房子空隙，他们指着外面新房告诉我：这就是，我们这个院子也是，院子老大呢，28套房子都是。其实，他们说得并不准确，他们所指的是整个顺德会馆，当时朱彝尊住的只是顺德会馆里的三间南房而已。即使如他这样曾经编修过明史、写下过《日下旧闻》42卷、《曝书亭集》80卷辉煌著作的清朝大学问家，当时因为私自带人进宫抄写馆藏书籍，一下子被贬而从康熙皇帝御赐的禁垣黄瓦门（在现今的景山之北，属于中央直属机关的分房，该算是如今的高尚社区了）迁出，无奈之中才住到这城南一隅，不过是并不得志的潦倒文人而已。历代从来是这样，文人永远赶不上当官的。如果翻修整个顺德会馆后都当成朱彝尊的故居，他可真的暴富了。
然后，他们对我说，你要是想看原来房子的样子，看我们这里的就行了，那都是新盖的，没什么看的。说着，他们指着拆空的房子的房檩和房柁告诉我：你看，原来房子里面的结构，用的什么材料，都能看出来。
他们说得没错，原来的房子虽然都已经年久失修，有的木料甚至腐朽了，但毕竟是老房子，如果从朱彝尊住进这里算起，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如何修复有这样悠久历史的老房子，成为今天城市建设的难题。特别是对待如朱彝尊这样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的故居，总想不埋没他们而且最好能够挖掘出他们最大的潜能价值，这是没有什么错的。只是，历史可以翻旧如新的那样修复吗？把老房子都拆光后，原地再盖起新房子来，还算是故居吗？我想，那顶多只能算是一个纪念馆了。一座房子，其实和人一样，其生命是有年轮记载在其中，其记忆是随日子镌刻在其中的。所谓历史，就如鲁迅先生说的走的日子多的才能成为路，没有日子的积累，都简单化地履为平地再重建新的，历史的风霜就这样被我们轻松地抹去了。而恰恰是因为具有这样遍布胡同深处的老房子，北京历史的厚重才体现出来。将这些老房子全部拆掉，原地再盖起新房子，即使也有生命，是有限的生命，不过是借助一个面具来说话，让它们涂抹上历史的一层晚妆而已，就像潘家园里那些仿旧的赝品
我在原顺德会馆走了一圈，除了几户人家没有搬迁，其余的房子都拆得光光的了，到处是瓦砾和凄凄荒草。那被称为“古藤书屋”的三间南房，房间虽小，却曾经是朱彝尊和他的朋友吟诗抒怀吞吐风云的场所，他的好友查慎行当年有诗：古藤书下三间屋，烂醉狂吟又一时，惆怅故人重会饮，小笺传看洛中诗。如今，那古藤书屋更是早没有了，屋前那两株藤花树和一棵柽树，荡然无存得一点儿影子都找不到，代之而起的是一株高大的白杨树，不过，那肯定是后种上的，白杨树长得快，别看又高又粗，撑死了不过几十年的光景。想起后人曾经的咏叹：柽叶绿如伞，藤花红满檐。真觉得藤花有意，时光无情。还想起朱彝尊从这里搬走移居到下斜街时候写下的诗：不道衰翁无倚著，藤花又让别人看，直觉得朱老先生有点儿好笑，他还惦记着那藤花让别人看呢，如今上哪儿看去呀！
曝书亭和院门尚在，曝书亭只剩下残柱断梁，冰裂花纹图案的窗棂摇摇欲坠。我想那也绝对不是当年的，而是后人重修的了。只有院门是当年的，斑驳苍老的木纹和炸裂凸起的漆皮，都和朱彝尊一样的年龄，有三百多岁了。树比人活得长，即使死掉的树成为了木头。门前的抱鼓石墩看不见了，正好走出来一位上厕所的中年妇女，忙问她石墩也没有了吗？她指指被砖砌成的两个方块说：那不是吗？怕人偷，大伙给砌上了。你不知道，这木门上星期刚让人给偷走了一扇。我这才注意，确实本来的两扇对开的门，现在独耳一样只剩下了一扇。希望它和那两个被“坚壁”的石墩别再被人偷走，那样的话，朱彝尊故居就彻底什么都没有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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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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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中，我第一个听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