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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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实六部之政是统于皇帝的。自朱元璋废丞相后，就是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了。清雍正中设立军机处，内阁大学士更形同虚设，皇帝更权大任重了。年轻的乾隆，是非常清楚肩上的重任的，他说他自己“每于引见时，必执笔详记，详视熟察，虽有碍于观瞻而不顾者，即为知人其难一句耳”《清高宗实录》，卷19，30页。。表明他对任免官员的高度谨慎。他还说：“但人才自昔为难，即如州县等用科目出身之人，原为伊等读书攻苦数十年，始博一官，是以按资铨叙。每于引见时，有年力衰迈之员，欲不用则弃置堪悯，用之贻误地方，不得已令其改教。在伊等摈而不用，则未必尽皆心服。若使强词夺理，方谓一见何以决其不能胜任，究亦难与辩晰。其实衰庸辍字保喜荒茆呙裆缰丶模次淳鄢吐加眯旃燮浜笳撸嗖恢布敢印！薄肚甯咦谑德肌罚�288，23页。一番话既道出了他在官吏任免上的苦衷，也说明了清朝选官制度存在无法克服的积弊，因此，整顿吏治的经常化是不可避免的。
居安思危整顿吏治：勤求治理（1）
春秋方盛的乾隆登基伊始，面对的是升平之世和群臣对他的颂扬。却有一位资深老臣上疏进谏，这位披肝沥胆的老臣便是吏部侍郎孙嘉淦。原疏甚长，其精华在于“三习一弊”之说，不妨摘录如下：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清史稿？孙嘉淦传》，卷303。
孙嘉淦的忠谠之言，就是希望年轻的乾隆帝不要骄傲自满。乾隆看到这份奏疏很高兴，立刻念给在场的大臣们听，实际是既表示他的虚怀若谷，又使大臣们也应以此为戒，君臣上下，力避“三习一弊”，励精图治。
乾隆主张“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他说自己“日理万机，唯日孜孜，不敢暇逸”。《清高宗实录》，卷106，15页。他把提倡勤政实政，把反对苟且因循作为整顿吏治的目标。
首先，乾隆身体力行，做勤政的表率。这位大清皇帝相当辛苦，他一天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政事上面。尤其御门听政之日，当天微露曙光，就得穿戴整齐，做好准备，等待大臣们上朝。大臣们可比他起得晚。按照朝仪，大臣们都到齐了，皇帝才出来见他们，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太监们去看了好几次，“始云齐集”。诸大臣上朝见皇帝奏事经常迟到，每天到各衙门办公，自然就更晚了。然而，众臣多为先朝年长之人，乾隆不便发火，只好经常引用《尚书》中“君子所其无逸”和“无旷庶官”之类的话告诫这些人。有一次，乾隆帝天一亮就起身阅读送来的奏章，诸件批示完毕之后，忽然想起几天前曾叫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尚书和侍郎人选，有些事情还需要当面和他们谈谈，就派太监通知大臣们前来。这时已是辰巳时刻（8、9时），他等了好一阵子，一个大臣未到。这一回他可真是“龙颜大怒”。因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他官署在紫禁城外，各部尚书来晚还有借口。而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内，应该招之即来，据太监们报告大学士查郎阿、陈世倌、史贻直等人根本没来办公。乾隆非常愤怒地训斥这些姗姗来迟的大臣们，“可见向来所奏每日入署办事，粉饰之虚辞耳！尔等身为大臣，当以早朝勤政进规于朕，方无忝责难于君之道。而先自偷安，有是理乎”《清高宗实录》，卷259，27～33页。。大臣们个个只能是面面相觑哑口无言而已。
乾隆二十五岁继位，自幼接受骑射锻炼，因此身体强健，精力过人，是他勤于政事的客观条件。但也有生病的时候，如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续晫趁机上奏折说“伏愿皇上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养精神”等等，企图博取乾隆的好感。可是乾隆见到朱续晫的奏折后，对他非但没有表扬，而是大加痛斥，他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乃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节一身之劳，遂将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缪已甚”《清高宗实录》，卷109，1～2页。。
其次，强调督抚选拔官员应当有德又有才，德居首位，反对滥举非人。封建社会里选拔官吏很注重品德，要求为官清廉。但每个帝王又有其侧重，如雍正强调的是才干，认为“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倘于地方政务不能经理”，乃是“洁己沽誉之巧官”，比操守不清者“贻累地方更甚”。乾隆则与之相反。他说：“大凡论人之道，才品兼长，固属甚善，但二者不可得兼。但才胜于品，虽一时涂饰可观，而心志不诚，根本不固，将来荡检逾闲，必至难于驾驭。若品胜于才，虽一时肆应不足，而心术端方操守廉洁，将来扩充历练，必能不愧循良。”《清高宗实录》，卷64，22～23页。乾隆要求负有考察、荐举和参劾官吏大任的督抚及部院大臣们，都要以此为标准，一丝不苟。对于那些敷衍了事，趁机收买人心者，一经发现，立即纠正。贵州总督张广泗在乾隆初年因平定古州苗乱，深受倚重。张广泗当年指挥平乱，要兵给兵，要钱给钱，乾隆多次表示：朕决不遥制，一切唯张广泗是问。但对官吏任免则控制极严。一次，张广泗向乾隆推荐云南迤东道员王廷琬才具可用，乾隆了解到王廷琬曾因贪污被革职，就派人取王廷琬的档案阅视，结果发现王延琬在任内收散铜入己，数量很大，应该判处重罪，因乾隆登基大赦逃脱惩治，但贪赃事实俱在，给以“永不叙用”处分。了解这些真相后，乾隆一方面命令吏部不必引用王廷琬，同时亲写谕旨申饬张广泗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径。《清高宗实录》，卷141，6页。陕西巡抚陈宏谋，在荐举属官王乔林的评语中写道：“淡泊自甘，意念中常存民物。风力素著，严正内还寓慈祥。”乾隆并不完全相信这些评语，而是调来其档案直接阅看，结果发现王乔林原在江南镇江府内，以错拟罪名曾被降级，后来在西安署理知府任上，又因滥用非刑革职。于是批示：“天下焉有存心慈祥之人，而错拟罪名滥用非刑者乎？可将此询问陈宏谋，令其回奏。”《清高宗实录》，卷242，26页。
不仅督抚滥送人情，在京部院大臣们也同样如此。乾隆十一年（1746年），谕令大臣们保举可胜任尚书、巡抚、侍郎之人。清官制尚书从一品，侍郎、巡抚从二品，职高任重，其才难得。乾隆本因人才难觅才有此谕，而这些大臣们倒没有“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的感叹，心中只想这可是一个送人情的好机会，人人踊跃推荐，大学士陈世倌保举十人，赵宏恩也举十人，史贻直举到十四人，其他人也多类此。看来大清王朝人才济济，俯拾皆是。但被保荐的人究竟如何？大学士查郎阿保举德龄能胜任尚书一职，而实际上德龄只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终日饮酒为乐，乾隆只好把他从巡抚任上调回北京任护军统领，但德龄又不能带兵，让他担任工部侍郎，照旧每日嗜酒。史贻直保举吴应枚为侍郎，此人曾任奉天府尹，平日昏庸无能、办事草率，被参劾调回北京。盛安说金溶合适做侍郎，金溶任御史时就被免职过，乾隆重新起用后，仍然毫无建树，纯系一滥竽充数之人。《清高宗实录》，卷259，27~33页。荐举人才当以政绩为主，除乾隆指出的这几个有明显劣迹的人外，其他也多为碌碌无为之辈。
由于乾隆经常给这些负有察吏责任的大官僚敲警钟，使他们常存公忠体国之心，吏治官风逐渐有所好转。
最后，以督抚为整饬重点。乾隆处理政务的基本方式是批阅各省督抚的奏折。他要求对于气候变化、庄稼长势、粮食价格、吏治官风、民间习俗、水利设施维护、城防修筑、军营操练、农田开垦、粮食储备、赈灾恤民等所有事务都要及时具折报告，以使他最大程度地发现问题，消除隐患，巩固统治。他要求督抚在奏折中要实事求是，忧喜俱全。对于那些粉饰太平、虚报政绩以及阿谀逢迎之词，一经发现，即给以严厉斥责，以督促这些地方大员实心实政。请看几个实例：
乾隆元年夏天，山西巡抚石麟在给乾隆的奏折中说本省今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预示又是丰收之年。而实际情况与之相反。山西春夏之交始终干旱，刚刚得雨而已，石麟显然在说谎。对于他的欺君行为，乾隆直截了当地批示说：“八月初一始得雨，而谓禾稼勃然长发，吾谁欺乎？此可见汝等年成之奏报，不足为凭矣！”《清高宗实录》，卷25，25~26页。
居安思危整顿吏治：勤求治理（2）
六年（1741年），喀尔吉善升任山西巡抚，因而请求乾隆赐戴花翎。乾隆在他的奏折上批示：“准汝所请。但朕闻得布政使萨哈谅操守不清，学政喀尔钦取录不公，亦有簠簋不饬之名，汝为巡抚，何置之不闻耶？且宽厚姑息，取悦于人，是汝之过，而因以获罪于皇考者也。今朕复用汝，而汝不知改过自新，可谓不具心胃者矣！此旨到日，即将二人过端严行查察，若有实据，具题参奏。”《清高宗实录》，卷137，16~17页。
七年（1742年）三月，直隶总督高斌奏报当地米价不过中等水平。乾隆批示：“二两以外，尚得谓之中价乎？此意即邻于讳灾，亦不可也。”《清高宗实录》，卷163，19页。
河南巡抚雅尔图，于八年五月，因本省受灾得蠲免钱粮，专折感谢皇恩浩荡，内多溢美之词，其中有“水旱虽尧汤不免，殊恩实千载难逢”之句，吹捧今上胜过尧汤。乾隆通过批示予以驳斥，说“朕从不以地方偶有水旱，归过督抚，惟有令其加意抚绥”，而“汝则不然，从不体朕此心”，“且尧汤不免水旱，若视水旱为固有之常，而不知惧此则致乱之由，而必欲以无水旱为政治之符，亦惟勤其政耳。岂有政治之失处尚多，而侈谈丰豫”。并且指出他上次来京求见，“高视阔步，昂然自得之意”，已知他将来必然有“满招损之祸”《清高宗实录》，卷193，18~19页。。
十一年（1746年），大学士鄂尔泰之侄、广西巡抚鄂昌请求将鄂尔泰入祭广西名宦祠。鄂尔泰虽在雍正三年（1725年）授广西巡抚，“甫上官，调云南，以巡抚治总督事”，但在当地并无政绩。后来任云贵总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为统一事权，曾兼辖广西，时间也不长，是不够广西名宦资格的。但他的亲侄当了地方巡抚，地方属官请求为鄂尔泰树碑，目的在于讨好鄂昌本人，此事属例行公务，遂用题本呈通政司转内阁批发。本来皇帝并不阅视，但是乾隆事必躬亲，“于诸臣章奏及一切庶务，无一事不经心，亦无一字不过目”。鄂昌及其部下企图绕过乾隆，将鄂尔泰入祀名宦祠的目的因此没有得逞。《清史稿？鄂尔泰传》，卷298；《清高宗实录》，卷274，9页。
乾隆不仅通过督抚奏章来发现问题，借以催督地方大吏以实心任实政，他还依靠一些亲信官员秘密调查各省督抚的具体施政情况，根据发现问题之大小，分别给以处理，以加强对吏治的进一步整顿。乾隆二年（1737年），湖广总督、宗室德沛到任后，即遵命暗中调查前任总督史贻直，发现其任内有接受盐商贿赂之嫌，请求可否公开查处。史贻直时内调回京任工部尚书，此人熟悉政事，有办事能力，因此乾隆指示德沛：“史贻直身为大臣，朕不忍扬其劣，当别有以处之。”《清高宗实录》，卷59，24页。三年，管理苏州织造、郎中海保遵旨秘查许容，并报告说：“苏州巡抚许容，从前历任，俱有刻薄之名，观其到任以来，操守廉洁，精细明白，实心任事，声名亦好。”《清高宗实录》，卷83，38页。乾隆在海保的密折上只批了七个字：“此奏至公之论也。”
乾隆四年（1739年），湖广总督班第遵旨调查湖北巡抚崔纪。他“访得崔纪并无劣迹，但性情浅狭，遇事有偏僻处。现办聚众抗官之劣衿，不速行发落，听其狡展，拖累多人。今经向伊申说，彼知自咎，除与崔纪公商，饬属速行，审详结案外，其所参道员崔鼐用，伊曾认为同宗兄弟，有无别情，访确另奏”。乾隆认为班第的调查是“俱秉公议”，给予充分肯定。《清高宗实录》，卷102，9页。后来发现崔纪曾挪用公款给亲属使用，又听任百姓买食私盐等，遂将其撤职降级使用。十一年，湖北巡抚开泰报告遵旨密查湖广总督鄂弥达，知其虽然年老体衰，还能正常办理公务，听人说他的家人有接受门包之事，数量不多，鄂弥达好像不知道。乾隆告诫开泰：“非但此也！彼（指鄂弥达）往查南省（即湖南），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则全不阅看，朕亦降旨申饬矣。但此其过尚小，求全责备，朕从不为，若过而弗改，并欺朕而益肆者，亦不肯稍宽。”让开泰继续监视调查鄂弥达。《清高宗实录》，卷261，33页。
为了整饬吏冶，乾隆帝以各地督抚为重点，密查暗访，不论满、汉，一律对待，身为督抚者，有时遵旨调查别人，同时也被别人调查。虽然这种手段并不光彩，但是乾隆通过督抚的日常奏章和指派官员的秘密报告，起到了监督封疆大吏的作用，他们因此不敢欺君虐民，必须实心任事，有效地保证了大清帝国这架统治机器在经过百年的漫长岁月之后仍能正常运转。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严惩贪官（1）
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的一天，北京城内死了一个凿石匠。死者名叫俞君弼，生前在工部以凿石为业，早年丧子，嗣孙年幼，晚景凄凉。而出乎意料的是丧事办得非常像样，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詹事府詹事陈浩四处照应，大学士徐本、赵国麟亲临吊祭，张廷玉也派人送柬慰问。全城为之轰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不久，这件事就作为官吏贪赃枉法的案件被举报了。乾隆也知道俞君弼原充工部凿匠，积攒大笔家资，病故无子，其义女之婿许秉义欺其嗣孙年幼，图谋占有其家产，竟以婿名主丧，因向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他遍邀汉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于是达官贵人往者颇多。乾隆以清朝统治者的眼光视这些人“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不成国体，著传旨严行申饬。《清高宗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