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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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的眼光视这些人“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不成国体，著传旨严行申饬。《清高宗实录》，卷129，10~11页。但是，转到第二年三月，“直陈无隐”的仲永檀进一步密奏，指出这是一起重大的官员贪污案件，提督鄂善受贿至万金（自认白银千两），侍郎吴家骐亦曾得俞姓银二千五百两，等等。乾隆开始不大相信仲永檀所奏是实，经过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等人按治得实，终于将鄂善处死，许秉义论罪如律，许王猷、吴家骐、陈浩被革职。《清史稿？仲永檀传》，卷306；《清高宗实录》，卷140，17~19页。贪污的问题是严重的，总的来看，乾隆初期惩处贪官污吏也是雷厉风行的，这表现在：
1。从重惩处受贿的高级官员。乾隆元年（1736年），刑部尚书傅鼐向商人王慎德借银两千两，尚书乃当朝一品大官，俸禄优厚，分明是索贿，王慎德因此不借，傅鼐家人仗势要求非借不可，王慎德只好屈服，答应借给两千五百两银子。案发后傅鼐被处以革职纳赎。《清史列传？傅鼐传》，卷15；《清高宗实录》，卷24，10~11页。三年，工部尚书赵宏恩接受许登瀛馈赠银两，事发后大学士九卿按惯例议处革职罪，以为乾隆能从轻发落，因为“恩出自上”，向来如此。岂料乾隆反以为太轻，将赵宏恩依议革职后，还令其自备行李路费，前往西北军营效力，并警告众大臣，“当各自儆省，以赵宏恩为戒”《清高宗实录》，卷72，21~22页。。五年，川陕总督鄂弥达被查出在广东任职期间，听任家人勾结琼州知府袁安煜贪污银上万两，乾隆将鄂弥达革职之外，又因鄂弥达曾在他面前说袁安煜好话，严重失职，特令把袁安煜应赔退贪污银两数，“著鄂弥达照数另赔一倍，以示罚惩”《消高宗实录》，卷114，22页。。六年，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疏参学政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在当地声名狼藉；布政使萨哈谅科派属员，重收入库尾银，库吏禁止，萨哈谅竟斥责库吏胆小，请求将二人革职。乾隆决定从严办理，“交与三法司，从重定拟，以昭炯戒”。是年七月，萨哈谅因贪赃一千六百余两被处绞监候，喀尔钦则被处死。以上据《清高宗实录》，卷138~146，有关此案之记载。
2．从重处理狡猾抵赖转移财产之人。浙江巡抚卢焯在任内广收贿赂，“凡委署知县，俱有馈送，以缺之大小，为数之多寡”。嘉兴县知县阎沛年送给卢焯白银两千两，卢焯就立即将其提升为通判。六年（1741年），嘉兴府相乡县有一富户汪姓子弟为分家产，贿赂知府杨景震银三万两，又托杨景震转送卢焯银五万两，引起物议。闽浙总督德沛遂派人调查此事，卢焯见事不妙，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首先题参杨景震，又参劾湖州府乌程县革职闲居道员费谦流轻信诬奸，其幕客得银五百两一事，企图混淆视听，转移舆论。乾隆派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尔审理此案。由于德沛等人立功心切，进行威逼，布政使吕守曾自杀，案内要犯杖死数人，又造伪证，把几十件皮绵衣服送到卢焯家，舆论大哗，卢焯的部下趁机鼓动数百人上街闹事，“要求释放卢巡抚，推倒副都统衙门鼓亭栅门”。乾隆不为这种假象迷惑，他一方面严厉批评德沛等人严刑逼供的过激做法，同时要求德沛等人继续追查。《清高宗实录》，卷155，24~25页。终于将卢焯、杨景震等人受贿事实一一查清，判卢焯绞监候。后来卢焯将全部赃款退还，按规定可以免于处罚，乾隆仍将其发往北路军台效力。
乾隆十一年（1746年），江南河道总督白钟山被揭发贪污河工银数万两。白钟山非常诡诈，办案人员查封了他在北京的住宅，连搜出白银加上房产合计不过几千两，罪名似乎不成立。乾隆指示此案负责者吉庆扩大线索，务须追回赃款，并限定日期，必须了结。吉庆将调查范围由北京扩大到安徽，结果查出“有淮北商人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又程致中女婿汪绍衣在清江开当铺，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又商人程容德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又商人程迁益代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代为生运”。仅在盐商手中就存有十万两之巨，原来白钟山是个大贪官，他的赃款全部被没收，只是因为他有兴修水利长技，因此免其一死，被派往治河工地充役。《清高宗实录》，卷270，24~26页；《清史稿？白钟山传》，卷310。
3．从严惩处州县官亏空钱粮案件。清朝初期地方办公费用不足，特别遇有兴兵打仗，谒陵祭祖，秋狝围猎或水利工程等重大开支时，常令地方官设法办理。所谓设法不外乎两种，或预征百姓，或挪用公款，结果经常是寅吃卯粮，连年财政赤字，当时称之为“钱粮亏空”。其中地方官借办理公务之机，上下其手，侵吞公款，成为钱粮亏空的重要原因，为此，雍正朝曾严迫亏空，很多地方官因此被抄没家私抵补亏空。乾隆继位后，为从根本上杜绝钱粮亏空、澄清吏治，规定凡有军国大事，一律动用国库钱粮，以防止地方官假公济私，亏空钱粮。然而，乾隆十年前后，各州县官员亏空钱粮之事不断发生。而各地方督抚并不认真清查，甚至对亏空州县官员多加庇护，乾隆不得不采取如下几个办法给予惩治。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严惩贪官（2）
办法之一是恢复上司分赔之例。乾隆九年（1744年），山西浑源知州刘廷诏于八月初六被参革，第二天就病逝，留下大笔亏空。显然其上级有意纵容，知道刘廷诏必死无疑，才将其亏空揭发，倚仗朝廷不能向死人算账要钱，企图因此一笔勾销。乾隆回忆起雍正年间有属员亏空，上司分赔之例，由于奉行严苛，上下知所畏惧，此类案甚少，近年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因此他虽然不得不放过刘廷诏，却宣布“刘廷诏未完亏空银两米谷，著该上司巡抚以下分赔，并传谕各督抚知之”《清高宗实录》，卷289，30~31页。。十二年，江西巡抚开泰题参万安知县马淇瑞侵亏案件，“据称该府于十一月内盘查，并无短少”。马淇瑞丁忧离任，距盘查不及半年时间，该县竟查出亏空五千多两。事情很清楚，知府“明知挪借掩饰，转令自行弥补”。没想到马淇瑞丁忧必须离任，已无法遮盖才提出参劾。乾隆命令到马淇瑞原籍追查，如马淇瑞不能补完，则由开泰等人赔补。谕令以后凡遇这类情况，一律依此办理。《清高宗实录》，卷292，9~10页。
办法之二是修改侵贪条例。直隶涿州知州张德荣，贪赃枉法罪恶多端，按律应处斩首。但张德荣任内亏空银两数目很大，按处理亏空条例规定，亏空银两若没有补足，应留待下一年处理。乾隆审理此案时，感到如此规定很不合理，“未完者转得邀缓决之恩，而全完者反抵于法，则侵欺之犯，惟以托欠帑项为幸免之计，谁复将亏空之项完补？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乾隆特将侵贪条例修改，规定自乾隆十二年起，再宽限三年，凡亏空银粮之案犯必须补足亏额，否则按律治罪，表明他决心“欲惩一儆百，以息贪风”《清高宗实录》，卷298，7~8页。。
办法之三是坚决镇压以身试法者。乾隆十二年修改侵贪条例后，全国各地贪风多少有些好转，钱粮亏空案件也减少许多。虽然这年底陕西省曾将李铭盘、吴浩、丁棻三个亏空案件列入报请死刑案内，乾隆认为侵蚀毕竟与贪污有区别，法外施仁，又给他们一年期限令其完补。于是州县官们错误地以为乾隆仅是说说而已，仍旧置若罔闻，大肆侵吞国帑，甚至宁愿杀头也不肯交出公款。云南的戴朝冠，手段十分恶劣，把库银运回原籍购买房屋土地，“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瘐死了事，刘樵侵蚀多至累万，而伊子且携资捐纳”。乾隆大声疾呼，“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是锧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从这年十月起，凡侵贪官员逾限未完列入情实（即证据无误）者一律立即斩首。《清高宗实录》，卷349，13~17页。十四年，戴朝冠、刘樵、荣大成、臧根嵩等人都被杀头。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打击朋党（1）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中产生朋党现象至少已有两千年了。汉、唐、宋、明都有，宋朝欧阳修为此而写过《朋党论》。及至清朝，也是始终存在，特别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利害关系不同，朋党斗争非常激烈。顺治末曾对满汉大学士等提出严重警告：“但能力绝党私，始可倾心委托，历代人臣植党，因之遂致乱亡。”《清世祖实录》，卷135，15页。但是，清朝的朋党并未因此绝迹，其后的康熙朝，朋党屡禁不止。康熙四十年（1701年），也是对大学士们，康熙帝借推举人才之机，感慨地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尔等致位宰辅，皆有可否人才之责，朕凡咨访人才，当以实对。”《清圣祖实录》，卷205，17页。鳌拜、明珠、余国柱等都是康熙朝以朋党著称的人物。
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时，曾不遗余力地反对大臣结党干政。雍正二年（1724年），他也写了一篇《朋党论》，或称《御制朋党论》，向诸王、贝勒、公、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等宣称：“朕即位后，于初御门听政日，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谆谆以朋党为戒，今一年以来，此风犹未尽除。”“朕今御制朋党论一篇颁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予朋党者，则当益加勉励；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务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恶，公是非，断不可存门户之见。”雍正的《御制朋党论》，中心思想是强调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痛斥臣民结党营私，认为一切朋党都是对君主的挑战。他说：“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团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指责朋党之害就是“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雍正对欧阳修的《朋党论》极为不满，文中指斥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以同道为朋”说，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换句话说，无论君子、小人均不该同道为朋。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特别指出此点值得注意。按着欧阳修的看法，可以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君子的，另一种是小人的，君子的可以存在，小人的应该取缔。而雍正的看法是，凡是结为朋党的都是小人，他说欧阳修所谓的“君子以同道为朋”的那个“道”，亦是小人之道，欧阳修之论只能为小人结为朋党作掩护，实际是没有那种君子的朋党的，甚至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以上雍正发动禁止朋党的言论及《御制朋党论》，均见《清世宗实录》，卷22，11~19页。。
为了禁止朋党，雍正一朝屡兴大狱，如允禩、允禟案，隆科多案，年羹尧案，以及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楠案，虽然各有所指，案件具体内容不同，有时也有其他的名称，如文字狱等，但共同点就是他们又都是在禁止朋党的名义下发动的。当然禁止朋党是一回事，不断结成朋党又是一回事。所以到雍正逝世，乾隆即位，朋党依然继续存在。当大臣们因为结成朋党而与“乾纲独揽”的皇权发生矛盾时，乾隆也发动了一次次打击朋党的斗争。
1．取缔以允禄为首的宗室党人活动。允禄（1695—1767），康熙帝第十六子，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过继为庄亲王博果铎之后嗣，袭封庄亲王，在当时被认为是得到一次厚爱。《清史稿？允禄传》，卷219。他与康熙帝第十七子允礼同被雍正遗命授为辅政大臣，而乾隆三年（1738年）允礼去世后，允禄的地位在宗室王公中更是鹤立鸡群，无人出其右者，引得不少宗室王公奔走其门。然在乾隆心目中，“王乃一庸碌之辈”，并无有所作为，尽管允禄不顾忌地收买人心，但处理政事模棱两可，能力有限，不会对皇权造成太大威胁，因此乾隆一直取包容态度。
经过一段时期，允禄和理亲王弘晳（废太子允礽之子）、火器营都统弘升（恒亲王允祺之子）、弘昌、弘皎（怡亲王允祥之子）等人结成一个小集团之后，乾隆就不能不提高警惕并注意防范了。因为弘皙“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弘升在雍正朝获罪圈禁，后被放出在家思过，乾隆继位后加恩任命他为火器营统领，仍不知感恩悔过，“但思暗中结党，巧为钻营”。“弘昌秉性愚蠢”，自小不服管教，到处惹是生非，其父允祥不得不奏请将他圈禁在家以避祸。允祥死后解除圈禁，乾隆封他为贝勒。“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这些“不守本分”之流聚集在允禄周围，“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对乾隆的皇权构成威胁。《清高宗实录》，卷103，1~3页。四年九月，乾隆首先以弘升“挑动事端，使我宗室不睦”的罪名将其逮捕，交宗人府审问，再经进一步调查，于一个月后，又以“结党营私罪”革去允禄的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务。弘晳、弘昌、弘普分别被革去亲王、贝勒、贝子封号。后来福宁告发弘晳听信安泰邪术，捏称祖师显灵事，继续追查，安泰又供出“弘晳曾问过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等语”。表明弘晳不仅结党营私，还企图复辟，属大逆罪。乾隆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遂将弘晳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允禄因此再次被痛斥。《清高宗实录》，卷106，12~15页。允禄经此打击，再也不敢过问政治，后来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数学、乐律上，成了古音乐专家。其他宗室王公也多以书画诗赋自娱。
2．警告鄂尔泰、张廷玉及其党人停止活动。鄂尔泰（1680—1745），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姓西林觉罗。康熙时中举授内务府郎中，雍正为雍亲王时与鄂尔泰交结被拒，因而雍正认为他为人刚正不阿，才可大用。雍正四年（1726年），他就由一个小小的郎中升擢至云贵总督，地位令人瞩目。他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为统一事权，特受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他在西南设置州县，稽查田粮，平定土官叛乱，功勋卓著，十年内调回京，任首辅大学士。鄂尔泰一人得道，家族势力也大为膨胀，如弟弟鄂尔奇雍正时已担任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子侄多半为总督巡抚：鄂容安官至两江总督，鄂实参赞大臣，鄂弼四川总督，鄂宁云贵总督，鄂昌甘肃巡抚，鄂乐舜山东巡抚，真是满门显宦。鄂尔泰主要以地方满人督抚和京中部分汉官为主，组成政治小集团。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打击朋党（2）
张廷玉（1672—1755），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进士，末年已担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四年升任大学士，被视为股肱之臣。因对西北用兵，雍正七年设立军机房，后改为军机处，其制度多由张廷玉规划完备。他还负责纂修《清圣祖实录》，对雍正帝参与争夺皇位事实巧加掩饰。张廷玉的子弟也多为达官要职，“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清史稿？刘统勋传》，卷302。。张廷玉的势力主要在内阁六部，他的党羽主要是科举出身的汉九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