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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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如此讲究，地方官更不敢怠慢，竞相比赛，看谁把接驾之事办得风光。乾隆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远，遥望岸边有大桃一枚，硕大无比，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乾隆喜欢论佛，常和途中僧侣议论禅机，地方官就叫文人中通佛理者假扮和尚出面迎驾，并与这些人相约定，如受到皇帝的恩赏，就要从此做真和尚，酬以白银万两，若皇帝不喜，仍然还俗，也能得数千两银子。稍通佛教的文人则趁机改善了穷困局面。南巡时盛行演剧，乾隆喜看新剧，据说绅商们匆忙请人编了《雷峰塔传奇》，曲调、唱词都没排练，而御舟已到，就用旧曲旧腔唱新词，新词忘了时就用旧词对付，把戏台驾在两只船上，驶在御舟前面演唱，“高宗辄顾而乐之”《清稗类钞？巡幸类》，《高宗南巡供应之盛》。，居然也效果蛮好。
实际情况是，乾隆嘴上讲诸事务俭约，心里却希望各省尽量办得场面壮观。十六年，初次南巡前，黄廷桂在江苏为接驾搞得民怨沸腾，御史钱琦提出反对，要乾隆回銮后派亲信大臣清查州县办差亏空，以杜绝铺张浪费现象，乾隆却以“事之虚实，尚难悬定”为由，置之不问，这样就为奢侈之风开了大门，而愈发不可收拾。南巡途中，建行宫达三十余处，名义上是各官捐助资办，最后都由乾隆下令报销了事。《红楼梦》中赵嬤嬤向凤姐介绍江南甄家迎接皇帝南巡，挥金如土的豪华场面后说：“只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这句话说得非常透彻，道出了南巡花费的全是国库银两的真实情况。如乾隆五次南巡时，直隶各官员共捐养廉银五万两，山东官员共捐养廉银十三万八千五百两，江南官员共捐养廉银十二万三千余两，作为办理差务经费。乾隆深知养廉银是地方官的办公费和生活费，命令从两淮盐商捐助的一百万两银子中给还。两淮盐商虽然拿出一百万两银子来，当年却得到蠲免应完银一百二十万两，缓征银二十七万两，总计一百四十七万两，去掉拿出的一百万，仍可净赚四十七万。乾隆花掉的都是国库里的银子。各省官员大兴土木，为迎接乾隆南巡，不惜捐助养廉办差，奥妙就在于“朕又复加恩赏给库银，用示体恤，伊等办理，尽足敷用”《清高宗实录》，卷1099，3页。。可以说这是上下其手，借办差之机而捞银两，用的都是公家的钱，进一步说都是人民的血汗。
观风问俗的真相，很多也是表面文章。每次南巡，无不标榜为了“省方观俗”、“周察民隐”、“欲知闾阎疾苦”，而前往江浙。实际上恰恰与之相反，巡幸队伍所过之处，警戒官兵如虎似狼将百姓驱赶集中，根本不可能了解到真正的民情。据史载，乾隆南巡经过扬州时，当地办差官员于运河两岸支港汊河、桥头村口，各设卡兵禁止民船出入。御舟通过时，塘河两岸，左右打纤，称龙须纤，每纤道一里，设站兵三人，只许村镇民妇跪在地上观望，有的为安全起见，又禁止男子瞻仰而不禁妇女。一日，御舟过平望，“适一女子将炊，于楼头钻石取火，火光熠烁不定。御前侍卫见之，以为潜蓄逆谋，将危及卤簿也，遽从舟中发一箭，女遂应弦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虽有待研究，但禁卫之严，防范之密却不可否认。
中国的人民大众一向纯心善良，有一些人相信乾隆真的是来巡察民隐，为民解难，遂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叩阍告状”，结果反而招来杀身之祸。
秋狝和巡谒效法康熙南巡：观风问俗之真相（2）
二十二年，乾隆南巡至徐州，江苏布政使彭家屏告病在老家河南夏邑休养，离徐州很近，乃前往接驾。乾隆询问民情，彭家屏奏对河南上年水灾造成庄稼歉收，他自己家乡夏邑县和永城灾情尤重。乾隆闻听，虽然立刻传旨讯问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心中却“以彭家屏为本地缙绅，不免有心邀誉乡里，言之过甚”。所以当图勒炳阿报告夏邑等县仅少数低洼地方有积水，“俱有六七分收成，可以不必给赈，酌量借粜已足接济”，乾隆的心就释然了。
然而，乾隆回銮徐州时，有河南夏邑民人张钦遮道告状，称上年夏邑实在被灾，而地方官匿灾不报。乾隆沿途见到徐州“穷黎鸠形鹄面”，暗想夏邑等县与徐州是近邻，恐怕受灾也不会轻，暗派步军统领衙门员外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而观音保未回之时，又有河南夏邑县民刘元德叩阍告县官散赈不实等事。南巡本为了周察民隐，如今夏邑民人接连告状，恰给了乾隆了解民间疾苦的机会，殊知乾隆却不准百姓告状。他说，州县官是小民的父母，哪有做子民告自己父母的呢，“朕岂听其一面之词，开挟制把持之恶习！譬如祖虽甚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清高宗实录》，卷536，18~20页。。乾隆把民告官视做刁风恶习，因此下令对刘元德严加审讯，以此告诫百姓，务必安分守法。在严刑逼供之下，张钦、刘元德供出系该县生员段昌绪、武生刘东震二人指使，还为他们告状提供了路费。
就在追查出段、刘二人时，受命微服私访的观音保从夏邑返回，向乾隆报告说，夏邑、永城、商丘、虞城四县灾情甚重，庄稼连年歉收，积水未涸，无法下种，百姓惨不忍睹。观音保仅花了几百个铜钱就买了两个男孩子，并有买身契约为证。至此，证明彭家屏及告状民人张钦、刘元德所说不仅句句属实，而且还把灾情缩小不少，乾隆不得不宣布，将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效力，夏邑、永城知县俱革职。
本来此案该完结了事，乾隆却要求穷治段昌绪等指使告状一事，夏邑知县孙默报告说从段昌绪卧室中搜出吴三桂伪檄一纸。“段昌绪为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乾隆得到报告后，立即宣布，图勒炳阿、孙默等人能查出吴三桂伪檄，“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清高宗实录》，卷537，16页。，图勒炳阿仍留河南巡抚任，夏邑、永城二知县也留任原官，并且说，段昌绪家既有禁书，彭家屏家也不能保其必无。命令召彭家屏来京当面查问。
乾隆回京后，亲自查问。彭家屏承认家中藏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豫变纪略》等书，但当地官员前往搜查时，一无所获，原来彭的家人听说段昌绪因家中搜出禁书获罪，早已把家中有关书籍毁之一炬。这时图勒炳阿又呈上彭家族谱，谱号有“大彭纪年”字样，乾隆赐彭家屏狱中自尽，段昌绪处死。
彭家屏、段昌绪本属统治阶级中的成员，他们不过如实地揭发巡抚图勒炳阿玩视民瘼、草菅人命而已，反而被罗织成罪名丢了性命，而图勒炳阿匿灾不报仍然高官照做。以后，乾隆出巡，百姓经此教训，当然不敢再叩阍告状了。“观风问俗”就是只有对广大人民空泛的“浩荡皇恩”了。
乾隆一生中的巡游，以南巡路程远、时间长、耗费多，对老百姓骚扰最大。乾隆在《南巡记》中告诫他的继承人，对南巡之事要慎重，扈从官兵须守法，地方大吏要奉公，江浙人民能欢迎，“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乾隆晚年曾说：“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害，实为做无益害有益。”梁章钜：《浪迹丛谈》，卷3，《吴槐江督部》。当嘉庆打算南巡时，直隶总督吴熊光便抬出乾隆的话来坚决阻止，以后的清帝遂再无南巡之事。
维系满洲旧俗“国语骑射”：倡满语根本（1）
满族和汉族社会习俗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在清代，差异更大。民国《伊兰县志》载诗一首，对此略有反映：
地连使犬部，族杂打牲人；
胙肉豚留客，生鱼脍宴宾。
立竿群敬祖，击鼓跳通神；
老幼携菸草，纵横积作薪。
开荒田，计垧甸畇畇；
乌拉能添履，麅皮且当中。
火犁耕处处，冰橇走辚辚；
移垦由清代，文明自女真。
但是，清朝入关后，满汉杂居逐渐扩大。随着满族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生活的改善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八旗兵尤其是满洲旗人“渐染汉俗”，并引起八旗军队战斗力的普遍下降，这种情况到乾隆初年尤为明显。北京八旗兵不仅缺乏尚武精神，且由于生活讲排场，生计出现困难。乾隆从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山发，强调保留满洲旧俗，以保证八旗兵战斗力。这当中“国语骑射”被排在首位。
“国语”即满语，当时也叫“清语”。满族的前身是明代女真人。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人散居东北各地，分为数十个大小部落，虽互相独立，但保持共同的语言。至明中期，女真人对外往来已不用女真文，而使用蒙古文，这和元对女真人的统治有关。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明朝政府停止与女真人往来使用女真文，见《明英宗实录》，卷113。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因没有本民族文字感觉非常不便。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加以改进，在字母右边加上圈点，使一个字母代表一个语言，并增加了几个新字母，称为有圈点满文，又称新满文。努尔哈赤经过三十多年的民族统一战争，至天命四年（1619年）“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8页。。同一音语是满族统一的历史条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占领辽沈，进入汉民族聚居区，出现了语言不通的问题。努尔哈赤说：“得辽东后，本欲设诸申官员管理，但恐尔等因与新附之民语言不通而受劳苦，故令汉官管理之。”《满文老档》，上册，264页，中华书局。努尔哈赤因此采取以汉治汉的办法。明朝投降后金的将领，也遇到言语不通的问题，“到我国后，没任政事，也不懂诸申的话”。这些人为无法替后金统治者出谋划策而苦闷。皇太极曾命令达海等人将汉文的“《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等书译成满文，借以学习汉族文化。上述情况证明满族人在入关以前，除额尔德尼、达海等少数人懂汉语外，大多数人只能讲满语和懂满文。
八旗兵入关以后，满族人又遇到语言问题。“国初海内甫定，督抚多以汉人充之，凡文移用国书（指满文）者，皆不省识。每省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文书。”昭梿：《啸亭杂录》，卷8，《内院笔贴式》。这是说汉族官员看不懂满文，要靠北京派往各省的笔帖式来翻译成汉文。满族官员不会讲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昭梿：《啸亭杂录》，卷2，《启心郎》。。这种情况对于加强清政府内满汉地主的联合，推行清政府的政令特别不利，尤其妨碍满洲贵族在清政府中的主体地位。清初，有一个叫达都的满族人，他由户部侍郎任上升调做浙江巡抚，到任以后，因为“不识汉字”《清圣祖实录》，卷51，13页。，办理公务出现诸多麻烦。他在无奈之下提出辞职，“举浙江布政使陈秉直自代”。
为了统治的需要，满族有些人学习了汉语。“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清高宗实录》，卷443，28页。清朝统治者从入关起，也开始大力倡导学习汉语文。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八旗官学，“年幼者习清书，稍长者习汉文”。顺治十年，设八旗宗学，“入学者分习清、汉书、兼骑射”。雍正六年（1728年），设咸安宫官学，其他如景山官学、觉罗学、世职官学、八旗及礼部义学，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等学校，都是专门供满族子弟学习文化的地方。光绪《大清会典》，卷1、86，有关宗人府、八旗都统所属学校。清政府设立的这些学校，尽管分别设有满汉教习（即老师），既学满文，也学汉文，但在一定时期，清统治者的意图主要是使满人学汉文，希望满洲子弟尽快地学习和掌握汉族文化，以便充当封建政府的各级官吏。
清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提倡学习汉语文，满族人民从自身需要出发，也必须掌握汉语文。无论居住在北京城，还是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均处于汉族语言文字的汪洋大海包围中。满族有相当多的人靠兵饷为生，从满足物质生活资料而言，他们就必须能讲汉语、识汉字，否则，生活十分不便。另外，满族人可以和汉族人一样，走科举做官的道路。清代笔帖式一职，专为满族人而设，负责翻译政府各种满汉文件，是满族人升官的捷径。所以，满族进关以后，文风蔚起，出现了学习汉文、讲汉语的热潮，经过百余年，在满族广大人民之中，讲汉语、用汉文日益普遍。
维系满洲旧俗“国语骑射”：倡满语根本（2）
乾隆继位时，满语文的使用出现了严重危机。由于满族人熟练运用汉语文，满语文逐渐废弃不用，平时乐于讲满语、写满文的人越来越少。清政府日常政务活动，也出现汉语文取代满语文的大趋势。清朝入关之初，颁布很多法令都是满汉文合璧的，还有专用满文的，这种情况后来逐渐发生变化。“国初，刑部谳狱录供，不用汉文。”由于专用满文，很不利汉族官员参与命案审理。到康熙时尚书王掞提出，犯人供词不用汉文记载，“汉官无由知曲直，随声画诺，便成虚设。于是始命录供兼清、汉稿。至乾隆间，裁满字稿”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6，63页。。理藩院是清政府专门处理蒙古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规定不用汉人，专用满族、蒙古人担任高级官员，是一个汉族文化影响相对薄弱的地方，文字一向使用满、蒙文。然而到了康熙中，随着担任高官的满、蒙人员汉语文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太宗时，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治蒙古诸藩部事，案册向用满、蒙文，无汉字。康熙二十八年，从马齐请，兼用汉字。”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9页。清政府每年秋审时办理刑部案件规定：“九卿科道上班预审者，先期分送，进呈者谓之‘黄册’。有点画模糊处，总办秋审司官润饰之。谓之‘描黄’。招册向用清、汉文，乾隆间裁清文。”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6，62页。清朝皇帝为加强皇权，将其批示的重要文件由军机处通过“廷寄”的方式发给各地督抚大臣。各地督抚大臣多由满族人担任，他们熟悉满文，“乾隆以前，廷寄清文多，故满章京事繁，近来多改汉文，满章京遂成闲曹矣”震钧：《天咫偶闻》，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原来满族人都说本民族的满语。语言是人们互相交流的媒介，比文字更普遍、更经常使用。在广大人民的生活中尤其如此。清政府在康熙十年（1671年）就取消了专管翻译的“通事”一职。康熙给兵部的谕令说：“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通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