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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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断，而志不可屈。”徐鼐：《小腆纪传？弘光纪》，卷1。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后，连尸体都没有保留下来，其家人把他的衣帽埋在城外的梅花岭上作为衣冠冢。迄今墓仍在。
刘宗周，浙江绍兴人，天启元年（1621年）为仪制主事，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刘宗周上疏弹劾魏忠贤倚势横行，“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正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熹宗根本不听，他反被革职还乡。清军入关后，他与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主张抗击清军。多铎挥军攻下南京和杭州等地后，刘宗周心情极度悲痛，说：“北都之变（即北京）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者，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即南京）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不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即浙江）又陷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也？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犹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明史？刘宗周传》，卷255。决心以身殉国。他祭拜祖先坟墓后即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刘宗周回家后，绝食一连二十六天没死，又绝水十三天，死时年六十八岁。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进士，官左中允。明人说他刚直不阿，卓绝伦表。黄道周因上疏直言，触怒崇祯帝，被充军广西，并终身不赦。他先在南明福王政权中任礼部尚书，后来又参与建立唐王政权，主张抵抗清军。唐王政权由大军阀郑芝龙控制，郑芝龙不仅不主动进攻清军，收复失地，还暗中勾搭清军准备投降。黄道周请求赴江西募兵，组织起一支九千人的军队进攻清军，结果战败被俘。他被押往南京，经过东华门时，黄道周坐在地上说：“此与高皇帝（即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明史？黄道周传》，卷255。，坦然就义。
乾隆很敬佩史可法、刘宗周和黄道周等人的大无畏气概，称：“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清高宗实录》，卷996，17~18页。给予如此之高度评价，连他们的后代都是不敢想象的。
乾隆提到应该褒奖的明朝官员还有：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之人；不甘国破在家自杀之人；抛弃妻子田园为明朝复国流离颠沛之人；至死不肯到清朝当官之人。在乾隆看来，牺牲战场者算是“舍生取义”，能保持臣节者可称“疾风劲草”，他表示要抛弃前嫌，遵照封建正统观予以表彰。他说：“凡明季尽节诸臣，即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乾隆命令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根据《明史》、《通鉴辑览》等书所载史实，查核人数，考其事迹，按照原官给予谥号。
几个月后，乾隆又下令将明初死于“靖难之役”的官员列入褒奖范围之内。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大封诸子为藩王。他的长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采纳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建文元年（1399年），镇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反叛，其军队称“靖难军”，朱棣与建文帝争夺最高统治权的这场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以朱棣攻入南京夺取帝位而结束，朱棣成为后来闻名的永乐皇帝。靖难之役本是皇家内部权力之争，但朱棣攻下南京后，大肆屠杀站在建文帝一边的明朝大臣，齐泰和黄子澄全族被杀。文学博士方孝孺不肯为朱棣起草继位诏书，朱棣以诛杀九族相威胁，方孝孺答道：“便十族，奈我何？”严词拒绝。朱棣盛怒之下，兽性发作，不但杀了方孝孺的九族亲属，还把他的朋友学生算做一族杀掉，总计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守卫济南，多次击退朱棣军队，南京城破后被俘，见朱棣不肯屈膝下跪，朱棣将铁铉凌迟处死后，又将尸体投入油鼎烹炸。御史大夫景清，表面上投降，暗中怀藏匕首打算刺杀朱棣，被发现后，朱棣将景清全族处死仍不解恨，还扩大到杀景清老家的人，杀其乡邻，“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夏燮：《明通鉴》，卷13，考异引王鏊：《守溪笔记》，与《明史》不同。。除被杀者外，判刑流放充军之人则无法统计，且在明朝始终被视为叛逆子孙对待。乾隆从维护封建正统观出发评论说：“当时永乐一藩臣耳，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诸臣以大义自矢，固当不共戴天。虽齐泰、黄子澄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以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迨大事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愧名教者。他若景清、铁铉辈，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其致命纵各不相同，而志节凛然如在。”《清高宗实录》，卷1000，22页。乾隆又说，他对朱棣如此残忍阴刻，大逞淫威，“未尝不深愤而痛嫉之”，为这些忠臣志士的英名长久处于冤抑之中深感不安。乾隆既然标榜身为大公至正的清国皇帝，当然不能容忍这些忠臣“湮没于千百世”，必要拨乱反正，为他们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3）
根据乾隆的上述谕旨，大学士九卿制定出表奖条例。其主要规定为：1据明殉难官员职位高低、事迹影响大小分为专谥和通谥两种。凡大节卓然事迹感人者给本人专谥，平时无突出事迹但能临危捐躯者给以通谥。通谥分“忠烈”、“忠节”、“节愍”、“烈愍”四种。2。明天启、崇祯两朝已给谥号者从其旧，不再另给。3诸明臣得谥号后，应于原籍设牌位入祀忠义祠，由翰林院撰写谥文一篇，发给各省悬挂忠义祠内。允许明臣后人立碑。4．在明原为阉党奸臣、陷害忠良之人，虽死于国事，概屏而不录。5．应给谥之人事迹以《明史》、《通鉴辑览》两书为主要依据，兼顾《清一统志》和各省通志所载，其他野史家乘碑文行状一律不予承认，保证宁缺毋滥。
经乾隆最后核准，予以表彰给谥号的殉难明臣总数达三千六百人之多《清高宗实录》，卷1002，19页。，其影响之广，又岂能用数字来衡量，受到表彰的明臣后裔亲属，当然会对清朝感恩不尽。
与给谥号相配合，乾隆又命令保存明末官僚士人文集。清朝一贯标榜和明朝“向为与国”，入关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从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取得政权，不承认曾经受明朝的管辖。因此，清朝编纂的史书中，对努尔哈赤及其先祖被明朝委任建州卫指挥、龙虎将军等事一概删削不录。明末，努尔哈赤崛起辽东后，关心边事的明朝官僚士人的文集中保留对努尔哈赤向明朝进贡、受封、袭职等记载，且有一些侮辱用词，如称建州部为“建夷”，将努尔哈赤写做“奴儿哈赤”。清入关后，对这些文集一律收缴焚毁。编四库全书时，又下令搜书。乾隆阅读明人文集后，发现其中对清朝先世的记载极其有限，绝大部分内容是对明朝腐朽政治的抨击。如刘宗周、黄道周文集中指斥阉宦专权、朋党争斗之事。读他们的文集，从中可以悉知“明季秕政，渐至瓦解而不可救”，不能引起对明朝的思念。所以，乾隆认为保留下来对清朝统治无甚危害，“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他特别提到坚决反对大宦官魏忠贤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李应昇、周宗健、缪昌期、赵南星、倪元路等人的著作，“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实不忍并从焚弃，致令湮没不彰”。乾隆明确说，保存这些文集的好处在于“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朝所以亡，本朝之所以兴”，作为教育后人的“殷鉴”。清初，多尔衮曾写信给史可法，企图招降南明，史可法回信严词拒绝，“语多不屈”。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曾为广泛刊刻，以鼓舞抗清军民的斗志，因此敢保存者以死罪论处。乾隆很佩服史可法的节气，派人去书肆和藏书家处寻找这篇文献，当然没有人敢拿出来。最后，从内阁大库的档案中寻到原件，乾隆说一读再读，不忍释手，“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矣”《清高宗实录》，卷1021，3页。。他还说，史可法信中并无对清朝不逊之词，不过“明臣尊明之义耳，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清高宗实录》，卷1035，3~4页。，下令将该信原件全文刊刻，还为史可法像题诗一首：
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芳名史可法被谥“忠正”二字，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43，《题史可法像》。。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不可慎君纲。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命复书书卷内，千秋忠绩表维扬。
风励臣节以效忠大清王朝，这是乾隆的最终目的。
编辑《明臣奏议》。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决定编辑是书。如乾隆所说，明朝享国近三百年，其间志士仁人风节伟著者层出不穷，他们规陈治乱，匡救君主之失，敢言抗诤事迹与汉唐宋元各朝相比毫不逊色。“而奏疏未有专本，使当年绳愆纠谬，忠君爱国之忱，后世无由想见”，他要补上这一空白。乾隆提出，不能以人废言，凡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有裨时政之疏都要收入。编辑的重点放在明神宗之后，明朝主暗政昏善恶颠倒，宦官专权奸人执政，以致举措失当赏罚不明，特别要收录杨涟、左光斗、熊廷弼等人揭露上述问题的奏疏。乾隆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明亡仅一百四十余年，“殷鉴不远，尤当引为炯戒，则诸人奏疏，不可不亟为辑录也”。他强调“即有违碍字句，只需略为节润，仍将全文录入不可删改，此事关系明季所以亡，我朝之所以兴。敬怠之分，天人之际，不可不深思远虑触目警心”《清高宗实录》，卷1143，26页。。乾隆任命皇子和上书房总师傅蔡新为总裁官，皇孙、皇曾孙及他们的师傅与翰林官任纂修校录，让他的儿孙们通过编书，吸取明朝灭亡经验教训，以永保大清帝国万年江山。
录用熊廷弼、袁崇焕后代做官。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谕：“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时抒诚效命，所奏诸疏具见忠鲠。而其时主暗政昏，不惟不用其言，转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熊廷弼系湖北江夏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舒常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清高宗实录》，卷1170，1页。不久，湖北巡抚舒常报告，熊廷弼后人均以务农为业，没有一人出仕为官，其后代受迫害可以想象。他有个五世孙熊泗先，读书授徒，人尚明白。乾隆遂令任命熊泗先为训导官，“如能胜任，以后优先保举”。还下谕：“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即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据广东巡抚尚安报告，袁崇焕死后无嗣，由堂弟袁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尚未出仕，乾隆令照熊廷弼后人例录用。《清高宗实录》，卷1170，10~11页；卷1181，4~5页。王钟翰先生已证袁崇焕有遗腹子，名文弼，世系班班可考。见其《清史新考》，123页。有意思的还在后头，袁崇焕的后人被编入了汉军正白旗，渐从满俗，六世孙富明阿官至吉林将军，七世孙寿山曾在甲午战争中英勇抗击日寇，历官至黑龙江将军，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将领。袁崇焕生前，绝不会料到如此。
乾隆按照封建正统观念，表奖殉难明臣，给予谥号，入祀忠义祠，又保留其著作，刊刻其奏疏，都是打着“至正无私”的旗号进行的。但他的真实意图在于彻底清除反清复明思想的滋生土壤，博取过去敌对势力后代的好感，笼络士人。根据史载，予谥殉难明臣达三千六百人之多，他们的后代、族人、亲属恐怕要有几十万，政治影响更无法以数字计算。乾隆捐弃前嫌，意在化敌为友，使人们在思想上承认清政权是正统所在，要人们效忠服从其统治，不敢再存任何非分之想，达到统一思想之目的。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贬斥“贰臣”（1）
明清之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与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曾采用争取明朝降官降将的政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战役，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锦州战役，清军入关和南下的进程中，先后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降清并受到重用，其中许多人为清统治的确立建有不世之功，称得上清朝的开国元勋。
降清还是抗清，曾是清初衡量人们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而今乾隆提出要改变这个标准，不问降清反清，唯以忠君为准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帝读文人钱谦益《初学集》，题诗曰：“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他指责钱谦益降清为失节，欲重新评价历史上曾投降清朝之明臣。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正式提出编纂《贰臣传》，按照忠君标准，重新评价那些降清的明朝官僚。乾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称为“贰臣”，说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清高宗实录》，卷1022，3页。？从封建道德出发，乾隆斥责这些明朝官员“大节有亏”，说尽管这些人的子孙还在本朝做官，也不能隐匿原谅他们的变节行为。他下令国史馆编纂《贰臣传》，将在明和清两朝做官之人收录其中，以为“万世子孙树纲常”。乾隆举出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王铎、宋权等十几个人做收录标准。乾隆又说，出现贰臣现象，当皇帝的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一味责怪做臣子的不忠，像洪承畴这些人，本身原有若干才华，得以担任各级官僚，明朝皇帝腐败昏庸自覆宗社，本来没有贰臣，“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清高宗实录》，卷1051，25页。。他们不得已降清之后，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清朝赤胆忠心，积有功勋；另一种人颜持禄，毫无建树。乾隆指示编纂人员要加以区别，“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据史直书，以待天下后世公论。分为甲乙两编以示区别，反映出乾隆的精明之处，继续坚持了忠君标准，那些效忠清朝之降官可以列入甲编，使他们的后人感到乾隆的通情达理，减少了抵触情绪。对明清两不尽忠的人列入乙编，更加证明编辑《贰臣传》的必要，容易与汉族知识分子得出共识，达到统一思想、瓦解民族意识、维护统治的目的。
《贰臣传》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卷七十八、七十九两卷中，共收明末清初人物一百二十余人，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
1．在明朝为低级末员，降清后忠贞效力得以高升，如李永芳。李永芳为辽东铁岭人，明万历末年任抚顺所游击，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首先进攻抚顺，李永芳未经抵抗即投降。努尔哈赤将李永芳所部降民一千户迁居赫图阿拉，按明制设官管理，擢李永芳为三等副将，并以阿巴泰女妻李永芳。李永芳为明朝职官降清第一人，当时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多次派人招回李永芳，来人都被他捉住送交后金。后金进攻铁岭、开原、沈阳、辽阳，征朝鲜，李永芳均参与其间献计献策，功勋卓著，因此被免死三次。《清史列传？贰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