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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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绷飨仗玻司魑薇龋菩醒厦髦ο鹿蹋约翰⒎呛廖薏炀酢Ｓ赫辏�1728年）就发生过一次令他震惊的“布兰泰事件”。雍正听属下反映江西巡抚布兰泰执政过于刻薄，就找机会当面询问缘由，布兰泰回答说“臣在江西所办事件，往往从重从严，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蒋良骐：《东华录》，卷29，487页。。布兰泰的话表明：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清代独裁体制中，官场作风普遍迎合，说假话，颠倒黑白，假公济私，栽赃陷害。明明皇帝施政严厉，做大臣的只能投其所好，比皇帝更严刻对待下属和百姓。布兰泰若说“严刻出自皇上”是很符合实际的，可惜他不敢说，因为说了就要掉脑袋。说“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在他自己看来很得体，给皇帝一个争取人心的机会。岂料结果令雍正听了“心中战栗，不觉汗流浃背”。因为施政不论宽严都有限度，现在官吏仍故意从严从重办事，以待皇帝折中，而做皇帝的日理万机，哪能时时小心，一一看出改正。何况大臣们又没有事先声明何事办得过严，需要劳驾皇帝出面干预。再说地方官所办之事，并非都要奏请皇帝，因此毫无补救灵丹妙药，后果仍然要归咎皇帝。这时的雍正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将布兰泰革职法办，以儆来者。
在此之前，如雍正八年（1730年），处于病重之中的雍正帝在曾经宣布的“遗诏大意”已经表示：“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为心，法圣祖之政为政”，但他心里明白，与康熙的“政尚宽仁”不同，他实行的是“严明”之政。《清史稿？世宗本纪论》，卷9。至此到了晚年，政令从严的这支令箭早已发出，立刻明目张胆收回，势必造成政治混乱，所以只可潜移默化，徐图进取，有待来日。无奈他寿命不长，改弦更张的任务只能由他的继承人乾隆来完成了。
乾隆是个有心人，尤其是未当皇帝之前已饱读经书，博涉历史，对过去治乱兴衰颇有了解。二十五岁当皇帝，又目睹康熙、雍正两朝政治得失，绝非等闲之辈。他即位伊始就看出皇祖康熙当政，正值国家经历四十年战争结束之际，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野荒芜，人口锐减，百业凋零，满目疮痍，万民瞩目，这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笼络士民之心，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大力推行宽松仁慈的政治，所谓“非遍覆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当然，由于执法不严，各级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大肆贪污，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之谣。“东海”指大学士徐乾学，“淡人”指内阁学士高士奇。康熙明知故问，对大臣们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昭梿：《啸亭杂录》，卷1，《优容大臣》。结果不过将二人免职了事。康熙还说，即使号称“清官”之人，也未必都那么廉洁，“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多事不如少事。”《清圣祖实录》，卷245，17、26页。说明这位大清圣祖尽管对臣下不法行为如此了如指掌，仍采取驭下宜宽不宜严的态度，以换取他们对清政府的效忠尽力。可是拖到了康熙晚年已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的形势了。于是雍正看到“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按照正常的逻辑推论下去，应该说这是必要的或取得了何等显著的效果，然而乾隆继续说的却是雍正帝属下官吏误解了其中原意，以为目的在于严厉，加上执行中奉行不善，以致造成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这就把问题揭示出来了，但又不损害雍正的形象。
事实也正是乾隆要推出自己的新政。讲康熙的“宽仁”政治和雍正的“严明”政治，都是为这位刚即位的皇帝颁布新政作陪衬。而乾隆的新政，既不宽大无边，也不繁苛累民，其核心的宗旨是“宽严相济”，走“中”或“折中”之道。乾隆初政的“宽严相济”与“中”及“折中”之道是一个意思。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新政方针（2）
论背景，乾隆的宽严相济之政出台，也有他自己的实践感受。他刚一即位借宣布“皇考遗诏”的机会，提出了“宽大”的施政方针，可是一经实行便出了偏差。即位仅一个多月，乾隆就要阐述他的施政方针本意。他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兢不，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
这里把新政宽严相济的本意说得很明白，但乾隆仍有不放心之处，进而发出严厉警告说，“经世理物”，贵在君臣上下孜孜不倦，互勉互励，“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然后“政和事理”，这样才可以使“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这也是诸臣赞助之功；如果不能这样，恐怕相习日久，必至人心玩愒，事务废弛，“激朕有不得不严之势”，这就不仅是臣工之不幸，亦是天下之不幸，更是“朕之不幸”。为防止将来之流弊，期于共相勉勖。《清高宗实录》，卷4，29～31页。
此后仍然继续因宽大无边而出现了新政得不到有力推行的问题。乾隆元年三月十一日，不得不再次重复说明他的大政方针本意。乾隆这次以“训饬诸臣纵弛”，对总理事务王、大臣说：“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他列举即位以来，为了消除雍正时期的“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误以为他的意思就在一个“宽”字，遂相互只知纵弛，如盗贼赌博之类也露端倪，而天津一带盐枭，纠合多人，肆行无忌，亏得总督李卫明晓政体，捉拿归案，免除了为害地方。又如宽赋一事，诸臣动辄以关税为例，不知关税正额，本无害于商民，为害者乃胥吏之额外诛求，唯正之供，不可妄减。他指出，如大违雍正及他的本意，“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其扰害，风俗渐就浇漓”，有鉴于此，恳切告诫，“继自今务去偏私之锢习，各以大中之道，佐朕办理天下事务，永底平康之治”《清高宗实录》，卷14，21～23页。。之后仍有偏宽的倾向，乾隆也为此而谈“折中”之道《清高宗实录》，卷19，17页。，但新政的方针至此基本定型。
初政布新消除严苛：释放政敌（1）
乾隆即位以后，为实施“去严从宽”，特以纠正前朝遗留的政治隐患为己任。他有恃无恐，敢用快刀斩乱麻的气魄，在最短时间内，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求君臣一心，共同维护大清王朝的立国根基。乾隆头脑非常清楚，其父执政期间，严酷镇压允禩集团，杀戮年羹尧、隆科多，株连甚众；又大兴文字狱，迫害文人学士；整顿吏治，惩治官员，冤枉者也不少；遗留下数不清的政治案件需要重新审理。在这些重大案件中，必须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处理过严过重的为突破口，以扭转全局，在政治上开拓出崭新面貌。
对允禩集团的惩处曾是雍正朝特大要案，重新审理这一案件，可以化解皇族内部矛盾。清王朝历来在皇帝与皇族成员、皇帝与满汉大臣、皇帝与地方官员、皇帝与八旗将领、皇帝与文人学士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其中皇帝与皇族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为此，乾隆在九月二十四日，即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训饬宗室时便提到“治国之道，以亲亲睦族，移风易俗为先务”，而过去却有一二不肖之徒，“互相排挤，不知向善”，风俗因而敝坏。他指责：“弘春伊父获罪监禁，伊反以为喜。弘暻亦以监禁伊兄为快。”继之，一方面指责宗室中确有不孝不悌的人，另方面反复说明皇考不惮勤勤，孜孜教诲，十三年过去了，有的感恩戴德，有的心怀不满，以为“待伊等刻薄”。话头一转到自己仰体皇考之心，整饬宗室积习，期归于善，“岂无一二人感化自新，勉励向善耶”《清高宗实录》，卷3，25～26页。。乾隆这是为释放被监禁的宗室造舆论。但是允禩一案为其皇考亲自处理的头号大案，阿其那、塞思黑已死多年，盖棺论定，所以没有人胆敢响应翻案。到十月初八日，乾隆只好自己公开下谕：“阿其那、塞思黑孽由自作，万无可矜，而其子若孙，实圣祖仁皇帝之支派也……其作何办理之处，著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其中若有两议三议者，亦准陈奏。”《清高宗实录》，卷4，28页。乾隆在谕中还将当年革除允禩、允禟子孙宗籍的责任推到大臣们身上，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将从宽处理的意图暗示给诸王大臣们。然而，尽人皆知，监禁致死阿其那、塞思黑，将其子孙削除宗籍，虽然“诸王大臣再三固请”不假，但是受雍正之命所为实不可否认。现今作从宽处理，具体到何种程度，又使大臣们为难了。于是乎出现“九卿等始议给黄带，继又议给红带。旋议旋改，胸无定见”。直至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亲自宣布：“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其应拨并何旗，及拨给产业养赡之处，著宗人府另议具奏。”《清高宗实录》，卷7，37页。乾隆四十三年正月，作最后处理说：“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清史稿？允禩、允禟传》，卷220。
比较起来，对允禩集团重要成员允和允的处理则好办得多。十月十二日，宗人府向乾隆报告，锁禁高墙的宗室新德、新福、云乔顺、宗教，散禁高墙宗室鄂齐，在家锁禁宗室丰库，散禁宗室裕伸、德存、勇端、讷尔苏、广宁、杨德、华玢等，“平日行为恶劣，不安本分”，请求如何办理，乾隆命令将上述十几人“放出高墙，俾各在家居住，不许出门”《清高宗实录》，卷4，48～49页。。接着提出对允、允“酌量宽宥”《清高宗实录》，卷5，32页。。后来不但很快将其释放，乾隆二年均被封为辅国公。十三年，允进封为恂郡王，至二十年逝世。《清史稿？允、允传》，卷220。
阿灵阿及其子阿尔松阿，因在康熙年间支持允禩争当皇太子，雍正继位后进行打击报复，将阿尔松阿夺官，发遣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守其祖墓。阿灵阿此前已死，将其墓碑改镌“不臣不悌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后来又借故处死阿尔松阿，妻子没入官。对允禩的另一支持者揆叙，也削官除谥，墓碑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清史稿？阿灵阿、揆叙传》，卷287。这种处理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对雍正产生极坏印象。乾隆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下令为其恢复名誉，原来将阿灵阿一支逐出本族，入于包衣佐领，这次决定把阿灵阿抬出包衣佐领，仍归本旗，所有阿灵阿一支，仍归原族，还强调阿灵阿之祖父遏必隆原系对清朝尽力的有功之臣，在其茔前立那种碑是错误的，并说这是“伊族中之人，办理错误，此碑著不必立”《清高宗实录》，卷29，8页。。揆叙的碑也被拆除。
此外，康熙六十年（1721年），内阁大学士王掞请复立允礽为太子，遭痛责，并将其子王奕清发往西陲军前效力。乾隆二年（1737年）王奕清要求为其父请恤典，乾隆认为“情词恳切，王掞当日不能深知皇祖默定储位之圣心，冒昧渎奏，固属不合，但伊身居政府，为国本起见，尚属分所应言”。于是决定加恩宥过，其应得恤典由该部察例具奏，王奕清准给假回籍。《清高宗实录》，卷41，14～15页；蒋良骐：《东华录》，卷24。其他直接涉及皇位继承问题而受流放的朝官陶彝、任坪等十二人也一律召还，或复官或恩恤，均予妥善处理。
年羹尧一案，是仅次于允禩、允禟等皇族内部斗争的大案。乾隆即位后着意解决了此案，因为受株连的人很多，他们有的被关在狱中，有的被流放边远地区，也有的被革职赋闲。其中不乏精明强干之文官武将。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十八日，乾隆谕吏、兵两部：“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人员，实因当日年羹尧营私作弊，伊等遂萌侥幸之心，其罪尚有可原。其革职人员内，未必无年力精壮，才具可用者。著行文该旗都统等、该省督抚等，秉公确查：文员自知县以上，武弁自守备以上，若有可用之才，保送该部，再加验看，拣选奏闻。候朕酌量降等录用。”《清高宗实录》，卷7，9～10页。
不仅对于年案人员，即因处理年羹尧而引起的文字狱案人员家属，也能够从宽赦免。乾隆元年三月初六日，谕令总理事务王、大臣：“朕查阅汪景祺旧案，景祺狂乱悖逆，罪不容诛。但其逆书《西征笔记》，乃出游秦省时所作，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发遣宁古塔者，开恩赦回。其族人牵连革禁者，悉予宽宥。”同时，对于受隆科多案而遭株连的查嗣庭案，明确表示：“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将十载，亦著从宽赦回。”《清高宗实录》，卷14，7～8页。
初政布新消除严苛：释放政敌（2）
年、汪、查案件，都是雍正亲自办理的震惊全国的大案。特别是查嗣庭一案，虽由文字发难，其主要罪名是“趋附”隆科多。为查案平反，有为牵连隆科多一案人员昭雪的实际意义。这样做的结果，便有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士上奏，要求彻底查清见事生风、株连波累的文字狱：“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条例上陈候旨，嗣后有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告之罪。”《清高宗实录》，卷13，8页。他的建议被乾隆采纳，说明新皇帝确实想尽其可能纠正前朝广事株连之风，以树立起一朝新政的气象。
对于前朝因种种原因被罢斥、废免或看押人员，乾隆即位后则根据情况，能起用的就起用，能释放的即释放。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