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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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岩松
一
10年前的1993年，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跳槽到中央电视台，一步三回头谈不上，不舍却是有的。
10年后，眼前摆放着《新闻纵横》一篇又一篇稿件，和中国很近的内容，和理想很近的呼吁，我不禁在想：
如果10年前，就开始有《新闻纵横》这样的节目，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是否还会走？
二
现实只是现实，它并不提供答案，但记者却必须学会更好地面对现实，以便这个国家的未来能选择到不错的答案。
做《新闻纵横》这样的节目，编播人员并不会特别幸福，都是青春时分，都知道日子多点阳光灿烂才轻松一点才快乐一点，但当你选择了以舆论监督为目前的职业，这种轻松与快乐就离自己远了些。
你必须看到爆炸、山难、腐败，以及很多你不愿看到的事，虽然很多公众也知道，但和公众不同的是，你必须看到更多、想到更多，还要深入其中，去和层层复杂的迷雾做斗争，以便事态能展现得更清晰些。甚至有时还要做好准备，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背后还有很多很多，但你，一个记者，也只能和公众了解的一样多。
心，就这样越来越沉重起来，刚开始进入舆论监督时的勇气与铁肩担道义的少年轻狂，就慢慢被一种责任感所代替，一个又一个节目播出去了，周围的掌声也日益响亮，却时常开始不自信地问自己：起什么作用了吗？我们改变了什么？
三
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通过一期又一期节目改变了什么。就像到《新闻纵横》来求救的普通百姓，他们去过信访办，去过法院，然后来找媒体，他们的材料大多是复印的，看得出，他们一稿多投，心里都明白，媒体这条路不是惟一的，试一试吧！因为他们听到过，只要播出的节目，大多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处理结果还算不错。
但没播出的节目呢？我相信对于《新闻纵横》节目来说，与每天收到的听众寄来的材料相比，播出的节目只是个极小的比例，大多的材料所蕴含的事实都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前途未卜着。
但这并不值得悲观，舆论监督节目在中国真正的兴起也就10年的时间，这样的节目并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存在，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和面对，督促一种更良好的机制建立起来，督促依法治国真的落到实处，督促人治慢慢让位于法治。那个时候，《新闻纵横》门口告状的人少了，该是他们最感幸福的事，但没人知道，那一天离我们是近还是远？
四
从10年前的起步，到如今的遍地开花，舆论监督节目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生存的问题不再困扰我们，发展却是全新主题。
目前的人们，提到舆论监督节目，还是会有种不一样的感觉，但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节目类型还需要被摆放到神坛上，让看节目的人有特殊期待，让做节目的人为幸福而痛苦着吗？舆论监督节目总被单独看待着，是新闻的一种不幸，而在将来，是不是该准备回到新闻本身，让这种节目越来越具有新闻属性而不是政治属性，让这种节目越来越在常态新闻报道中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责，是我们必须期待的。难道还有比更多的知情权与透明度更具有监督色彩的吗？所以，让单点突破后的舆论监督回到新闻大军中，不仅不是一种倒退，反而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星星之火也才能真正燎原。
到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纵横》曾经开过一个怎样的头，并曾经怎样艰苦跋涉过。
五
仅有一个《焦点访谈》是不够的，同样，仅有一个《新闻纵横》也不够，但在过去的日子里，同类的节目毕竟不多，因此彼此之间就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之中的酸甜苦辣不用说也能互相分担，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也曾在球场上和《新闻纵横》的兄弟们刀枪相见，平日的盟友变成对手，竟有种更大的乐趣在其中，看着奔跑中的伙伴，不得不感叹，并不年老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经常这样的幸福并轻松，而偏偏是时常痛苦？
只好给自己找一个不错的台阶：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所面对的一切，就算是为了幸福的痛苦吧！
第一章 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序：职业荣誉（卢跃刚）
文/卢跃刚
原来，我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电视时代、读图时代，没有人会去听广播。而且，我晚睡晚起的习惯更加强化了这种印象。《问题》这本书帮助我改变了观念。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的同志把部分书稿交给我时，告诉我，每天早晨7点钟播出的《新闻纵横》至少有两千万听众，节目广告两千多万。
这些数字着实吓了我一跳。
一个20分钟的节目，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广告收入，远远超过了那些主流大报。而且还必须说明的是，主流大报的发行没有一家没有强买强卖的嫌疑，而广播的听众则是靠手来“投票”的。你的节目好，我听，节目不好，手指头轻轻一拨，就把你抛弃了，而且你还不能像一些“权威”大报那样不依不饶地打上门去。
听众的选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广告商都是人精，广告跟着影响力走。
社会“影响力”无疑是衡量一个媒体的刚性指标。读者、听众、观众才不管你是什么局级部级。有影响力的媒体，是靠有影响力的编辑、记者来支撑的，是由稳定的对社会负责任的价值观来支撑的。否则，媒体的社会功能将会蜕化，编辑、记者的职业能力将会蜕化，真要打仗的时候，可能没有可用之脑，没有可用之人。
这不是危言耸听。君不见一些主流媒体像得了肠功能紊乱综合症，吃啥拉啥，发行量拉稀，每年止不住地下滑？
而我读《问题》的目录提要和部分稿件，我有一种“同道”的欣慰和冲动。我知道，电台的记者收入不如报社，更不如电视台。我知道，要完成那些报道，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需要具备很高要求的职业精神。他们的报道告诉我，他们用他们的行动维护着记者这个职业的荣誉。
《问题》的编者强调，他们所编内容涉及非法图书猖獗、房地产欺诈、社会道德沦丧、司法腐败、艾滋病泛滥等，大多数是“舆论监督报道”。所谓“舆论监督”，是指媒体的社会功能。从新闻类型来看，这些报道都属于调查性报道。有意思的是，电台的调查性报道样式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不同，与《焦点访谈》类似，也不尽相同。为什么这么说？由于高层领导人的偏爱和重视，也由于电视媒体本身的影响力，《焦点访谈》是一个享有新闻特权的栏目，拥有非常特殊的权力背景和传播氛围（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一栏目的水平与高度）。
电台的调查性报道样式与报纸更不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文体和品格。它的故事由记者、主持人、被采访对象三个单元混合构成。如果广播稿不形成文本，社会和历史研究无法引证广播内容，大家可能永远记不住记者的名字。报纸不同。报纸记者因为一篇重大的独家报道而一夜成名的例子多的是，电台记者呢？像《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那样的电台记者还会有吗？
时代不同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对《新闻纵横》的记者们表示敬意。他们是真正的媒体英雄。我相信，他们的报道会是也必须是历史的一部分。
很凑巧，3年前，我主编了一本书，三卷本，叫《本报今日出击》，汇集了1978年至1999年20多年《中国青年报》几代人有代表性的调查性报道。我在“序言”里说：“张建伟经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捧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树，培一捧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际会，波澜壮阔。”
是为序。
第一章 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1。非法图书猖獗中国
文/张磊
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的北京市图书批发市场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图书批发交易市场。整个市场经营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北京市内几乎所有的私营书店、个体书摊都经常从这里进书，同时它也是北京的一些国营书店及外地书店的主要进货渠道之一。从清晨到傍晚，来这里拉书、送书的各式车辆络绎不绝，拥挤在市场门前的停车场上。
市场内，前来购书、送书、推销书的人们熙熙攘攘。一位经常光顾这里的推销商说，若是周六周日，市场内的人还会比平常多好几倍。记者以一名书商的身份在市场中进行了暗访，结果却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记：《金庸全集》有吗？
摊：要好的？要便宜的？
记：便宜的。
摊：买几套啊？
记：贵的多少钱啊？
摊：贵的550，正版书。
记：开不了票？
摊：发票能开。
记：上哪儿开？咱这儿能开吗？
摊：咱这儿开就行。
记：上市场开？
摊：不用，不用！
记：你自己有发票啊。
在另一家书摊，一位50多岁的大妈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记：文字差错率高不高？
摊：肯定有，钱差好几倍呢。卖了多少套了，人都没回来找。
记：能开票吗？
摊：发票，开不了。
记：直接交钱提货是吧？
摊：哦。
记：就是开不了票？
摊：那不行，你要是那样我就不能卖给你了，你一说给我捅出去，那哪儿能给你啊？你从我这儿拿书得保护我的利益，有我的利益才有他们的利益。一检查，人家给我送的我也不知道，完了。你得有这经验，没这经验你怎么做买卖？奸商奸商不奸不商，你给人家捅出去谁还给你书啊？好卖人家也不给你，我这儿客户多了，排大队拿书。
这时，陆续进来一批买“便宜书”的关系户，大妈也就无心开导不谙经商之道的
记者，急忙去料理自己的生意去了，看来她的确很繁忙。
在图书批发市场的3楼，记者看到这里经营的几乎都是礼品书，这类书定价在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而令人奇怪的是，这类书的批发价格大都还不到1折。
记：《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呢？
摊：100，还不到1折呢。
记：原价是？
摊：1280块。
记：100块钱就批了？
摊：对。
记：能开发票吗？
摊：能啊，到后边就开了。
面对如此诱人的礼品书，面对书商如此周到的服务，记者不禁产生疑问，这些严重背离价值规律的批发价又是怎样“出炉”的呢？在另一家书摊，记者从一位书摊的老板那里找到了答案。
记：为什么这么便宜？
摊：自己家的书，自己家装订，都是一条龙下来的。四大名著××出版社的最好卖，才卖55一套。
记：我要给这个出版社打电话进点儿货能多少钱呢？
摊：就这个出版社这一版书我们包了，版权我们买了。它都
不允许卖这书，卖这书等于是违法。
记：给一笔钱就把它包下来了？
摊：对，我卖多少就是多少，跟他没关系。
记：我还可以开发票？55就可以开？
摊：可以。
记：假如我买一套55，开1000您都能开？
摊：能开。
记：假如我就买100块钱的书吧，您能给我开1000吗？
摊：能，我们开市场统一发票。
记：我把书拿走了，市场那不会验我货呀？
摊：我给你开，我盖个章，我担保下来，我开多少他就不管了。
这家书摊看来很有权威，不仅可以自己印书、自己装订、自己发行，还可以随便填写发票的数额帮助客户逃税、报销，也可以花钱买断出版社的版权，并能够决定出版社是否违法！什么都是自己家的。相比之下，出版社若真是看书商眼色行事的话，似乎倒不风光了。
针对在调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图书批发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周秉华。周主任认为：对出版社来说，编辑、印制、发行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否则即可认为是买卖书号。他说，这种不法情况北京最多，查起来也很困难。主要是有些出版社管理很不规范，发书时连书单都不开，这就造成了许多不法书商打着出版社的旗号进入市场，使图书市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给打假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谈及3楼的礼品书时，周主任说，那里的书995％都有问题，普遍存在着偷税、漏税甚至不交税的现象。但人家各种进货、销货等手续齐全，而其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仅靠一个图书市场管理办公室就可以解决的。他呼吁新闻出版总署应该从上到下都要重视打击非法出版物的问题，严格管理约束各出版社，特别要注意所谓合作出书、收管理费等变相买卖书号的现象。
作家出版社的张胜友总编辑在谈及盗版书籍时义愤填膺：
“盗版到了什么样的状态呢？明火执仗、公开抢劫！你只要了解图书市场、关心图书市场，你就会发现，满大街小巷、书摊、地摊、一些书店，甚至一些国营书店，都可以发现盗版图书，铺天盖地，已经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公开叫板。那么现在我们和盗版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呢？他们是公开的明火执仗，我们搞得偷偷摸摸。”
非法图书正在大摇大摆地占领图书市场，肆无忌惮地破坏国家税收，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规制度，穷凶极恶地搅乱正常的市场环境。非法图书为何如此猖獗？
原因之一：非法书商与出版社相互勾结，买卖书号，偷税漏税。
作为全国图书出版、发行的最高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对市场中的非法图书怎样看，他们又是怎样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