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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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保成学校的招生报上说在北京地区参加高考，注册北京学籍，一是北京地区高考分数线偏低，历年低100分。光保成学校我们还不相信，这个招生报上还有濮阳市教委的招生广告审批章，保成学校是一个民办学校，但濮阳市教委是行政部门，我们相信了它，为了孩子走一个好学校，才走了这一步。”
凡报名参加北京学籍注册的考生需要交纳费用6000到9800元不等，短短几个月时间，在濮阳保成学校交钱报名注册北京学籍的学生就达105名，交款合计72万多元。
实际上，国家有关方面早就有规定：学生应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高考录取一直都是按照不同的省区市不同的分数线录取的。比如，河南、山东、湖北等人口众多的省份高考分数线比起北京等地区的分数线相差悬殊，同样的分数在其他省市可能只能上专科甚至没有学上，而在北京却有可能上本科甚至重点。对这一现象，各方人士见仁见智，争论激烈。
而濮阳市保成学校真的能够突破这种地域限制吗？
学生家长刘洪迪刚开始也是将信将疑，但保成学校宣称，他们和北京市民办高校北京京桥大学实行联合办学，再加上濮阳市教委的大红印章和濮阳市教委社会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的出面，这就使105位学生放心地做起了北京学籍的美梦。
然而2001年6月15日，距高考仅有22天时，事情突然有了变化。保成学校晚上11点多给报名的学生家长打电话，通知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说，注册北京学籍这件事因为有人举报，不能进行了。
这个消息对于准备参加北京高考的濮阳考生们无异于晴天霹雳。
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按北京地区的3＋2高考模式准备考试。而当年河南的高考模式是3＋大综合，比北京的考试模式要多出4门功课。让考生在短短的22天时间里突击复习4门功课，实在太难了。
刘洪迪说，这个消息把他的女儿完全击垮了。
“回家后不吃不喝，哭得没法想像，‘爸爸，我完了，我一辈子前途完了。’我们给孩子解释，不要紧，咱继续来，你加油干，她说没时间了，她简直都想轻生。”
据家长们介绍，2001年的高考中，这批考生的成绩都受到了影响，其中保成学校本校想要注册北京学籍的几十名考生没有一个人达到本科分数线，赵发海的孩子去了郑州的一个专科学校，另一位家长林恩波的孩子到今天还在复读。北京学籍事件成为他们永远不愿提及的痛苦记忆。
第九章 异地高考毁了大学梦2。异地高考毁了大学梦（二）
令家长们痛苦的不止是北京学籍梦的破灭，还有那一大笔所谓的北京学籍注册管理费：按照当初的协议书上规定，如因学校原因不能使学生参加北京高考，学校将无条件无息原数退还北京学籍注册管理费。
保成学校说所交费用9月20日到9月30日返还，然而学生家长9月30日去了之后，学校说推到10月30日；10月30日学生家长又去了，学校说已经为学生到北京高考办了一些程序，花了一部分钱，京桥大学那边也退不回来，一直推。开始还见面，后来就不见面，再后来学校干脆把门锁了，根本就不让家长进。无奈之下，2001年12月11日，33位受害学生家长向濮阳市市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保成学校退还他们办理北京学籍的全部费用，并分别赔偿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1万元。
事情到了这一步，考生和家长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到底责任在哪一方呢？
记者首先联系到了保成学校校长杨银举，出乎记者意料，杨校长一开始就承认这个事情确实是违规的。
杨：这个事情肯定是违反高考政策的。
记：既然您知道，为什么当初还要办呢？
杨：因为当时不是高考改革吗，它是北京的学校，是吧？
记：不管是哪儿的学校，这个事情明显是违规的。
杨：是。
杨校长认为，虽然是违规的，但是本着为学生着想，为家长分忧的原则，才办的这件事。
记：家长认为这个事一开始就是违规的，但是咱们学校，包括北京这个学校给家长这个承诺，教委也盖了章，他们认为受到了欺骗？
杨：咱实话实说，我们很谨慎，开始我们选了4个学生，后来家长知道了就来找我们，并且我们把风险问题讲得清清楚楚。
记：您说的这个风险是什么？
杨：就是违反高考政策。
记：您当时跟家长这么解释，说，这个事是违规的，可能到时候办不成？
杨：是的，就是跟他们明白说的。
和杨校长的观点相近，濮阳市教委社会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也认为，学生家长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一定责任，但是教委没有责任。
孙：家长也不是小孩，是成年人，那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只有经济损失，没有其他损失，经济损失你也认可了，当时你如果没有认可你别给他签嘛。
记：您说是北京市批准的，是批准的双方联合办学这个协议，还是濮阳学生异地册学籍这个协议？
孙：他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北京市教委，他大前提是你北京市主管部门批准这个学校了，你一切都得负责，对学校的管理教学。
记：有的家长认为是因为有了教委的章他们才上当受骗，咱们教委有责任吗？
孙：有也是北京的责任，教委没有责任。
那么，作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北京京桥大学如何解释这件事呢？保成学校杨银举校长对这个当年的合作伙伴很生气。
记：北京这边怎么解释，当初承诺的事现在又办不成了？
杨：就是因为濮阳告状。
记：他认为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比如赔偿？
杨：他们现在也很硬，我们生气就在这个地方。他们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因为濮阳人告状，没把事情办成。
记：他们认为责任在告状人？
杨：对。
杨校长告诉记者，去年高考前夕，有人向北京市教委举报了这件事，北京市教委勒令京桥大学立即停办此事，并处理了相关责任人。但是，对于赔偿的问题，京桥大学一直没有给予答复。
记者几次拨通了北京京桥大学校长张艳梅的手机，张校长称她在外边，说话不方便，表示要给记者回电话。但是记者一直没有等到张校长的电话，再次拨打张校长的手机，却发现已经停机了。
而濮阳市市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时，京桥大学经法院合法传唤后，拒不到庭。
在这一事件的调查中，最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是违规的，但是所有人却又都参与其中，而又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如果说，家长为了孩子上学心情迫切，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濮阳市保成学校，北京京桥大学，甚至包括濮阳市教委这样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所作所为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如果当初没有人举报，事情会怎样？濮阳市教委社会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作了回答。
记：这个事情当初运作得很正常，结果到高考前夕突然有人举报？
孙：在北京已经会考了，会考两次。
记：如果没有人举报的话，这些学生就可以按北京学籍参加高考？
孙：如果没有人举报，那就很难说了。濮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张玉田认为，这种事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只不过是濮阳的这个事没有办成而已。
我们不清楚濮阳保成学校和北京京桥大学到底如何运作这个事，但有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如果真的能办成，说明我们有关部门在管理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漏洞。异地注册学籍不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且，不仅没有改变高考地域差别的不公平现象，还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不公平。
今年5月17日濮阳市市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书称：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均应明知原告不在户口所在地报考的行为及欲通过被告办理北京准考户口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双方均有过错，其损失保成学校负担70％，学生家长负担30％，第三人京桥大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法院一审判决，原被告双方均不满意。据了解，目前濮阳保成学校已经向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九章 异地高考毁了大学梦3。少数人的故事
文/徐冰
新闻界的朋友都知道，在西方新闻界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少数人大于多数人。据说有一位报社总编这样说过：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一群人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意思是说，如果新闻只是笼统地报道某一新闻事件，就难以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而应该抓住一两个个案，用故事化情节化的描写赚取读者的关注。例如，在美国的新闻里面，某个遥远的，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的地区发生的战争灾难导致很多人死亡的消息往往只是寥寥数语，而国内某一个明星的凶杀案却会连篇累牍，占尽风光。据说这一点深为国内某些学者所不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又一佐证。
但是，如果从新闻规律来讲，这个理念无疑是对的。从人们的心理接受来讲，人们对某一个具体人物的命运的关心要远远超过对某一群人的关心。比如，报纸上经常集中关注某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女孩的命运，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最后小女孩得救了。但是中国可能还有成千上万类似的人无人过问。人们可能会关注几只被硫酸烧伤了的黑熊，而不知道在很多地区难以计数的野生动物所遭受的更悲惨的命运。
说到这里，您可能会认为我也是在批驳这一理念，发泄自己的不满。恰恰相反，我认为，和以前我们社会缺乏温情、整体冷漠的情况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关注少数人，才能更好地关注多数人。比如，希望工程多少年来的宣传并没有让多少人记住那些枯燥的数字，但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那渴望的神情却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如果从中庸或者道学的观点，我应该把关注少数人这一理念一分为二，褒扬其优点，鞭辟其不足。但我不会，因为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对个体的关心还很不够。从小我们就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个人应该服从集体，必要时甚至应该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当然，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要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就应该从每一个具体的人做起。西方学者经常说起这样一道两难选择命题，在一个铁路岔口上，一列火车呼啸而至。前方有两条线路，一条线上有1个人，另一条线上有10个人，已经无法闪避。如果你是一个铁路工人，必须扳道岔，你会往哪边扳？据说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应该牺牲那1个人，而保全另外10个人。其实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就像是有的愚蠢的女人问自己的丈夫，如果我和你妈都掉到河里去，你到底先救谁一样，任何回答都不落好。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少数应该服从多数，少数人应该服从多数人，牺牲少数人来保护多数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凭什么认为10个人就要比1个人重要？对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讲，每一个人都是最宝贵的，宝贵到胜过全世界的一切。
说到这里，您可能还有点不知所云，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这跟节目有什么关系吗？您先别急，领导告诉我写采访手记要离题越远越好。下面我们再转入正题。
河南省濮阳市的异地注册学籍事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很奇怪，这件事情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多媒体的关注。一个小地方的几十个学生的高考事件看来不算什么大事。媒体这样认为没什么，可是似乎我们的教育部门，法律机构等也都这样认为。在报道中，我的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很多部门都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违规甚至只是经济纠纷。从法院的判决书上，从教育部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部门对这几十名考生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同情。
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没有采访受害考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忍心再去刺激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北京学籍”梦破灭后，高考成绩受到严重影响，在同学中也成为被讥笑的对象，很多受害学生性格变得内向、敏感，有的孩子至今一提起此事，就会情绪失控，浑身颤抖。他们不但怨恨保成学校，而且怨恨自己的家长。一位当初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入保成学校的父亲在见到记者时痛哭失声地说，出事至今，孩子从没有主动和他说过一句话。现在家长们和保成学校打官司都背着这些孩子，生怕他们知道后再受刺激。可见这一事件在他们的心目中会留下什么样的创伤。
其实，每一个参加过高考的学生或者家里有学生参加高考的家长都知道，高考对学生的意义何其重大。虽然一到高考就会有专家站出来告诉人们，榜上无名，脚下有路，社会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但是，我估计他回到家就会教训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你就死定了。对高考的过分重视不是家长和学生的错，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太注重“学而优则仕”，
太重视学历和文凭而不是个人的能力。在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任何差错都会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罪行，甚至株连成千上万人。当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对每一个学生而言高考仍然是关系到一生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他们应该有一个说法。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濮阳市的教育部门参与了这件事，最后竟然不负任何责任。北京京桥大学的那位校长始终避而不见，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理。国家包括北京市的教育部门也没有给出什么说法，对记者的采访要求也置之不理，认为是小题大做。法院认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精神赔偿没有依据。这里我不是要抱怨什么，只是时常想到那几十名当初满怀希望的考生，他们的心灵中对人生对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没有人关心，没有人过问，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违规的，因为相比全国考生而言，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还有一件事情。在这个报道之前，记者还做过一个和高考有关的报道。新疆阜康市200多名考生在英语听力考试中，因为考试程序出现差错，考试已经开始，学生还以为是在试听，等到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匆匆做答，成绩受到较大影响。这次事故从记者的调查来看，设计考试程序的部门和学校负责播放听力考题的人员都有一定责任。但是，教育部门和学校都认为自己没有错误。这岂不是怪哉？既然都没有错误，怎么会出现事故呢？
其实，考试中出现差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某些主管部门的态度。据说，当地有关部门曾经决定让这几个考点的考生补考一次，后来却临时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