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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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考试中出现差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某些主管部门的态度。据说，当地有关部门曾经决定让这几个考点的考生补考一次，后来却临时取消。理由很冠冕，不能为了几个考生影响大局。认为如果让这几个考生补考，别的考点如果也提出类似要求怎么办，会不会损害别的考生的利益，等等。至今还没有给这些受到影响的考生一个说法。毕竟，相比全国上百万考生来说，他们只是个别。且不说让这些考生补考是否真的会影响大局，即便如此，就能因此而不顾这些考生的利益吗？对这些考生来说，所谓的大局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当有人认为这个选题事件太小的时候，笔者感到诧异，如果这当中有你自己的孩子，你会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如果说上百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一件小事，那么不知我们还能关注什么大事。做节目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一个事件非常典型，或者从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说，非常恶劣，能够引起记者和听众心中的强烈的共鸣和愤慨，总是有一种冲动，要把这一事件公之于众。但是往往会有人站出来，板着面孔告诉你，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没有代表性。结果，用我们内部的黑话来讲，这个选题被枪毙了，或者说死掉了。如果我们只报道那些正常的应该发生的事件，那还叫新闻吗？连马克思他老人家都说，偶然中蕴含着必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必然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构成的，群体是由不同的个体构成的，新闻的意义就在于从偶然中发现必然，由个体来反映群体，关注少数人的命运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
闲扯了这么多，似乎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如果给自己总结一个中心思想的话，就是我们的新闻还是过于政治化，教条化，缺少一些人文关怀，缺少一些发自内心出于良知的对于社会的主体、新闻最应该关注的主角——人的关心。有人说，任何科学都是人学，新闻也不例外。一个新闻记者，如果缺少了人的感情，缺少了对于人的关爱，
就只能是一个文字机器，就不会写出真正能震撼人心的作品。
第九章 异地高考毁了大学梦4。谁毁了他们的高考梦
文/潘多拉
河南濮阳市民办保成学校在招生专讯中承诺，可以为学生注册北京学籍，提供在北京上学及参加高考的机会。既有濮阳市教育委员会招生广告审批的大红印章，又有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出面“现场指导”，家长们仿佛吃了定心丸，岂有不信之理？于是短短几个月内，保成学校为105名濮阳籍学生办理了注册北京学籍的手续，共收取费用72万多元。事情最后弄砸了，105名考生在北京上学并高考的梦幻毁于一旦。
这件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学生及学生家长、保成学校、濮阳市教委及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与保成学校联合办学的北京京桥大学。保成学校辩称，当初给学生家长讲得很清楚，给学生注册北京学籍，是违反高考政策的做法，可能到时候办不成。濮阳市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更是一口认定，“学生家长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一定责任，但是教委没有责任”，“有也是北京（教育主管部门和京桥大学）的责任，（濮阳市）教委没有责任”，把濮阳市教委和他本人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在濮阳市市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保成学校负担学生家长经济损失的70％，京桥大学承担连带责任，学生家长自己负担30％。对此，学生家长、保成学校双方都不满意，事情看来不会这样草草了结。
姑且承认，学生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不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高考，以及通过保成学校这样一所民办学校办理北京准考户口，违反了国家有关政策，但对于家长在这种情况下与保成学校签订注册北京学籍协议的行为，也不能简单看成是与一个人明知办假身份证违反国家法律，但还是花钱找假证贩子办理假身份证性质完全相同的违法行为。原因很简单：一个人找假证贩子办理假身份证，并没有看到、也不指望看到、更不可能看到假证贩子在正式媒体上公开打出的广告，不可能看到有公安部门在假证贩子的广告上盖着大红公章，不可能看到有公安局户籍处处长在假身份证制售窝点进行现场指导。笔者也算见多识广之人，尚未听说有哪个地方的公安局给假证贩子的非法小广告盖上了“审批合格”的公章，有哪个地方的公安局户籍处处长亲自在假身份证制售窝点进行现场指导。所以，如果一个人办理假身份证出了问题，找到公安局讨说法时，后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回敬说：我们公安局没有责任，你明知办假身份证违法，却要与假证贩子进行交易，你自己要承担责任！但濮阳市教委和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与此不同。在保成学校为105名学生办理注册北京学籍手续的过程中，濮阳市教委为保成学校的招生广告盖了审批合格的公章，孙同江出面充当保成学校的“活广告”，用自己身为政府主管部门官员的身份，成功地打消了家长心中的疑虑。这说明家长们原本是有足够的理性和守法意识的，不具有办理假“北京学籍”的主观故意，正是濮阳市教委的大红公章和孙同江主任的“现场指导”扰乱了他们的心性，弱化了他们的正常判断能力。所以，说得不客气点儿，濮阳市教委和孙同江主任的所作所为，几乎就相当于公安局给假证贩子的非法小广告盖上“审批合格”的公章，相当于公安局户籍处处长亲自在假身份证制售窝点进行现场指导。你看，濮阳市教委，以及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孙同江，能肯定自己在这起事件中没有一丝过错，能断言自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吗？
无奈，身为受害者、处在弱势一方的学生家长们，没有把濮阳市教委和孙同江告上法庭。法院本着“民不告，官不究”的原则，也就没有判定濮阳市教委和孙同江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以及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最后再说几句也许并非多余的题外话。河南濮阳市的这起“异地高考毁了大学梦”事件之所以发生，除了前面分析的那些环节，还不能忽略当前宏观的制度背景。如果不是因为北京地区的高考分数线比河南低100分，不是存在着同样分数的考生，在河南可能只够上专科，在北京则可能上重点本科这样的强烈反差，那么，在河南就不可能有考生抱有搭乘“北京学籍”便车的心理，保成学校“为学生注册北京学籍”的承诺，就不可能在濮阳的学生和家长心中产生那么大的诱惑力。归根到底，不同地方之间在录取分数线上存在着的有时是很大的差别，反映出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均衡状态，这是长期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国家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地区实行优先发展教育并用教育保障就业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环环相扣，层层相因，在户籍、高考、录取名额分配、录取分数线高低不同等关节点上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发生作用，在不同地区的考生之间人为制造着不公平的考试结果。好在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可望逐步缓解，加上户籍制度等改革的大力配合，国家在考试、录取等方面的限制政策势必逐渐放宽（比如从去年起不再限制考生的年龄与婚姻状况），对不同地区的录取名额分配、录取分数线划定也势必逐渐趋于公平。可以预计，今后北京考生和外地考生在录取待遇上的差距将越来越小，办理一张“北京学籍”引发的招生热潮和集团诉讼之类的悲喜剧，也将越来越少。
第十章 一个卖血父亲的希望1。一道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难题（一）
一个卖血父亲的希望
文/张军、孟昕
这是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海拔2621米。光秃秃的黄土山连绵不断，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弯来弯去挂在山坡上，那是村庄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房屋像黄土堆起
的一个个玩具，散落在山坡上和山坳里，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就是一个自然的村落。
村子里的青年妇女喜欢穿艳色的衣服，红色或者粉红色的上衣和头巾，在四面黄土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鲜艳。然而，50岁的顺老汉曾经有点儿惧怕红色，长期卖血的经历，已经使他习惯于面对针头刺进血管、鲜血顺着塑料管流出的场面。当想到自己
卖血赚来的钱会变成儿子上大学的学费、变成儿子碗里的饭菜、身上的新衣，顺老汉的脸上常常会露出微笑。
记：你儿子上大学，你们靠卖血供他上学，一共花了多少钱？
陈：6万多。
记：都是卖血的钱？
陈：80％都是卖血的钱。
记：4万以上都是卖血，其他钱是哪来的？
陈：都是亲戚家借的，现在还有1万多没有还，17000多块钱。
记：你们怎么还？现在你们还钱的能力从哪儿来？还是卖血？
陈：老天爷睁眼睛，雨下得多一些就多挣一点钱，今年种粮食还是不够，还是靠卖血。
记：另外63000块钱你是怎么加上来的？你都记着账吧？
陈：对。
记：把账本拿给我看看。
记：汇款的底子都留着吧？你把记的账都拿出来我们看看，这是当父亲的心血，你的功劳簿。
顺老汉看上去是一个开朗的西北老人，个子不高却很结实，暗红色的脸上没有多少皱
纹。靠卖血供儿子上学，顺老汉的故事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从儿子小良读高中到上大学，学费不断增加，顺老汉卖血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有时候，他的老伴也和他一起去卖血。
记：你们一年卖血能挣多少钱？
陈：5000、6000，那时候我身体好，一天3次也抽过。
记：都是你一个人吗？你怎么挣的？太多了吧？一次你献全血240块，你有多
少血献啊，可能吗？你说现在吧，你大儿子上高中之后，你和你老伴开始卖血了，你大儿子开始上高一的时候，那是8年前。
陈：9年前。
记：你大儿子上高一，你和你老伴就开始卖血，那时候你们主要卖血的钱是供孩子上学的？
陈：有时也买些粮食吃。
记：那时候你们一个月卖血能卖多少钱？
陈：300、400要挣来，有时候400、500，都能挣到。
记：最近几年你们卖血平均能挣多少？5000左右吧？
陈：没有，特别好的时候才能挣到。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顺老汉所在的村庄沿袭着历史遗留下来的贫困。村里的耕地像碎纸片一样铺在山坡上，连续的干旱，小麦收成很低，大大小小的土豆是村民的主要口粮。近几年来，村民们从国家西部开发的政策中受益，实行退耕还林之后，国家每亩地每年补贴200斤粮食和20块钱，村民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然而，很多村民为了尽快改善生活条件或是供孩子继续读书，他们想到了最直接的办法，卖血赚钱。
1997年，儿子小良去西安上大学以后，顺老汉感觉到儿子慢慢变了。变得很少给家
里写信，仅有的十几封信，除了要钱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在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儿子知道你卖血供他读书吗？顺老汉说，当然知道。儿子小良上高中那几年花了8600块钱，也是卖血换来的。对顺老汉来说，儿子小良的一封封信，就像一页页卖血的通知单。
记：当时是不是你一个人卖血已经力不从心了才叫上你老伴的？
陈：就是。
记：自己身体受不了老伴才跟你一起卖血。她是不是卖得少一些？
陈：少得多。她心脏有病。
记：一直有病吗？
陈：对。
记：你献血献了那么多的时候，有没有害怕的时候？
陈：只要给钱能供儿子上学，那就不害怕。
记：曾
经害怕过吧？有没有身体的不舒服？你毕竟还有老伴，还有其他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担心，
怕身体垮了？
陈：我的亲戚朋友都劝我不要卖血，说你真正没办法去贷点款也行。但我贷不上啊。
记：你花那么多钱，耗费了自己那么多血汗，你现在后悔吗？
陈：花再多的钱都不后悔，后悔的是没有感情了，就在我们这个村里80％的人都知道。
记：他们怎么说？
陈：青海的学生一般1万多2万块钱就够了。
记：就是说他花钱花得太多了，一般一两万就够了。这63500块钱是一笔一笔记下来的。
陈：不是我记下来的，而是他每次来信都要3000、5000，10多封信都是3000、5000这样给。
记：只要来信都是要钱？
陈：上次他们来都看了。
记：这些信你都留着吗？
陈：有的留着，有的没有留着。
顺老汉知道，国家有个《献血法》，禁止有偿献血，而且一个人两次献血的间隔应该是6个月。可是，为了凑足儿子要的钱，顺老汉想方设法增加卖血的次数。
陈：今天在这里卖，明天在那里卖，后天到那里卖，40多天没回家，抽了1720多
块钱。
记：那是什么时候？
陈：儿子考上第二年，11月到腊月这段时间我把儿子的报名费全凑起来了。
记：40多天没回家，就为了凑你儿子上学的费用。
记：你现在身体有什么病吗？
陈：没有。
记：你最后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
陈：春节前，2月7日。
记：当时你老伴去了吗？你最后一次卖血是什么时候？
陈：14日正好3个月。
记：现在卖400毫升是多少钱？
陈：240。
记：最近四五年，你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刚才听你说一天有卖过两次，扎两针。
陈：现在要查身份证了。
记：有没有和你一起卖血的人用假身份证或者别人的献血证，有吗？
陈：青海查得严，别人的身份证根本不行。
记：你到甘肃的医院去呢？
陈：容易一些。
记：在甘肃医院里假身份证也能混过关，一天
可扎两针，还是怎么回事？
陈：兰州是间隔6个月为标准，他
们就拿假身份证，6个月当中卖两次。
记：卖血听说还有什么血霸，专门介绍你去卖血什么的。
陈：像甘肃医院各家来电话要多少人，你就带来。
记：就是说医院说要多少人、多少血，专门组织人去抽？
陈：对。
顺老汉最后一次和儿子小良相聚是2001年春节。春节后，小良离开了家，然后就失
去了音信。2001年7月小良大学毕业后，顺老汉失去了儿子的通信地址，电话也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