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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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图书出版、发行的最高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对市场中的非法图书怎样看，他们又是怎样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呢？记者采访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副司长、市场办副主任张慧光。他说：“非法出版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打而不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搞非法活动的不法书商往往和我们出版社内部的管理人员、包括从业人员有勾结。
像这样5元、6元的书情况比较复杂，往往是不法书商运用买书号的形式，偷漏了国家的税收，用低价买纸张，不用付管理费，不用付作者的稿酬，这样他能够形成一种低投入，但实际上损害的是国家、消费者、读者的利益。在这当中有的是冒用出版社名义伪造书号出版的一些非法的书，有的是和个别出版社或出版社的个别人勾结在一起。当然也不排除出版社库存的书、积压的书低价倾销，比送到造纸厂化浆要好一些吧，发挥它的社会效益。”
原因之二：不法书商日益嚣张；市场管理法规尚需完善。
作家出版社的很多图书都被不法书商盗印。更有甚者，盗版书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正版书公开挑战。让作家出版社的张胜友总编辑最气愤的是，盗版者竟然公开打上门来：
“有一次全国书市，盗版者盗版了我们作家出版社的图书，而且还把海报贴到了我们的展台上！什么意思呢，好像下战表，好像公开告诉你，我盗你作家出版社的图书了，有本事你去告我。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呢？我们也向有关执法部门举报，但是应该说收效不是很明显。”
对于打击不法书商，张总编给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我们现在打击盗版往往是追源、端窝点，盗版者和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玩游击战、玩地道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穷于奔命，当然也取得很多成效，但很难抑制盗版。我建议，应该堵住出口。这就要制定法规、条例，不管你是新华书店、国营书店、私人书店、地摊，如果你要销售盗版图书，我就严厉制裁你，让你再没有经营销售图书的资格。盗版商不是牟取暴利吗？盗版图书没有市场的时候，他还盗来干什么呢？”
原因之三：某些出版社公开盗印，地方保护主义是滋生盗版的温床。
人们普遍认为，图书市场中的非法出版物主要源于不法书商，而某些出版社对其他出版社图书的公开盗印行为，也是非法出版物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因素的背后往往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文物出版社的图书就是被××出版社生吞活剥般地盗印了。尽管是受害者，但他们向记者反映问题时，还是心存顾忌，满腹忧虑，好像盗印者是他们而不是别人。文物出版社耗巨资出版的《乾隆版大藏经》被××出版社盗版，新闻出版总署就此事曾多次与该出版社交涉，到目前为止，历时8年，该出版社仍旧未做出任何经济赔偿，即使有领导做出的要求该出版社暂停印刷的批示，也不管用。文物出版社认为：地方保护主义是制造盗版的温床，不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盗版现象的。
原因之四：正版书定价过高吓走读者，非法书招摇过市趁机泛滥。
有人认为，正版书价钱太高，不仅导致图书积压过多，而且促进了盗版书的泛滥。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0年全行业积压图书总金额达270多亿元。许多出版社为回笼资金，都不定期地将价格过高、库存时间过长的图书以近于卖废品的价格成批处理给一些书商，这些书最后大都流入了“3元”、“5元”书店。不法分子正是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们以十分低廉的生产成本，大肆盗印畅销图书，并促使盗版书与出版社处理的图书混杂于私营书店、个体书摊，甚至某些国营书店的货架上。更何况盗版书的售价确实又比未处理的正版书便宜得多，人们自然也会乐于接受，于是盗版书的生产销售就愈发猖獗。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扫黄打非工作的黄培新处长曾经说，盗版书的市场份额现在占全国图书市场份额的1/3，当前的盗版技术随着整个社会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得到提高，再加上其明显的价格优势，致使盗版书屡打不绝，甚至越打越多。
非法图书就像一颗能够随时扩散的毒瘤，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侵扰着正常的市场经营，侵吞着国家的财富，侵害着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如果我们任凭非法图书这一文化毒瘤扩散下去，那么它将摧残的不仅仅是我们要维护的公开、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更是中华文化的本身。
第一章 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2。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一）
文/张磊
盗版史
正如今天的不法书商为牟取暴利大量印制盗版图书一样，在古代，图书也存在着严重的盗版现象——古人称之为伪作。古代由于印刷技术落后，图书出版数量很少。有的古籍经过多年流传之后，逐渐流佚或失传。而那些利欲熏心的书商，往往用新本冒充旧本，或将普通本伪造成善本，有的甚至高薪聘请雕刻高手、抄手，摹制稀见的古籍版本。例如隋代有位叫刘炫的人，为迎合隋文帝酷爱《易经》的嗜好，竟伪造先秦著述的易经祖本——《连山》、《归藏》两部图书，献给隋文帝。
在我国出版史上，大量作伪古籍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的。明代大学士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详细记述了宋元版书的作伪情形：“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茧纸，或用糊背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早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中板残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作伪之术，数不胜数。有清以来，特别是进入近代，印刷术得到迅猛发展，古籍图书的作伪手段越来越高明，不仅有宋元古籍一项是仿制的主要对象，就连明代的专供皇家御览的大字本古籍，以及清代康雍乾时期印制的珍稀版本也成为作伪的目标。
经过中国近现代的多年战乱，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流传于现今的古籍已经越来越少，价值自然十分珍贵。在中国书店海王…、嘉德等拍卖公司的古籍拍卖中，宋元时期的古籍可谓寸纸寸金。一页宋版书的拍卖价一般都在万元左右，成本成套的宋元古籍，更是无价之宝，如果谁家现在收藏有一套宋元古籍，就可以步入古籍收藏家的行列了。记得前几年海王…拍卖公司以1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一卷南宋《资治通鉴》的残本。巨大的经济利益、诱人的投资前景，促使古籍收藏热不断升温，促使一些靠造假起家的古旧书商，纷纷仿制古籍。近年来在北京潘家园、报国寺等民间古旧书市场上，来自天津、山西等地的不良书商，甚至简单地将民国时期或建国后影印的古籍版本，撕掉其中的版权页，用酱油搀水浸渍书页，晒干后冒充古籍原版书进行煞有介事的买卖，开口就敢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那些缺乏古籍鉴定知识又急功近利的“淘书人”极易上当受骗。
盗版图书缘何猖獗？出版社也有自己的苦衷。
出版商安波舜说：“我从1994年开始打盗版，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去取证；却往往买盗版书的订书条都拿到手了，没抓住人的手脖子，就算不上证据——有孤军奋战之感。”
河北省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某印刷厂盗印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法院判该厂停止盗印，予以赔偿，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下达已有半年，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当地迟迟执行不了。
中国不法书商盗印、仿制正版书的历史是伴随活字印刷术的出现而出现的，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现代社会，印刷制版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运行、合作方式的不断多样化，也在“盗版史”上写下了前所未有的猖獗的一页。
改革开放以后，有关管理部门虽然每年多次对图书市场进行清理整顿，但盗版、盗号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一些出版社对此也深感无奈。
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为例，2001年该社有200多种图书被盗号，即盗用该社已出版的图书的书号而非法印制其他的图书。这类非法盗号印制的图书多为内容失实，政府严禁出版的涉及政治、色情、暴力类的图书，并印有骇人听闻、引人注目的书名。有些盗版、盗号的图书印刷精致，装帧考究，一般外行人很难分辨出真假。这些非法图书堂而皇之地占领城市、乡村的地摊、书摊，虽然错字连篇、内容庸俗、低级、失真，却迎合了一些人的猎奇心理，仍然有着广泛的销售市场。这类书籍的传播，对政府、对秩序、对道德的危害极大。
盗版、盗号图书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业内人士认为：正版图书售价太高，非工薪阶层所能随意买得起。“买得起书的人不看书，需要看书的人买不起书。”
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副司长张慧光女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图书盗版可谓成本低、有暴利，如果风险又小，盗版者必然趋之若鹜。”山西临汾的郭家庄有200多户人家，曾经几乎家家都有印刷机，专门非法印刷教材教参。在村子的附近还形成了一个批发市场，有二三千人的发行队伍。这个非法盗印窝点在1996年被端掉了。
商务印书馆版权处一负责人认为，印刷厂的恶性繁殖是盗版猖獗的根源所在。他分析说，全国目前只有565家出版社，而登记注册的印刷厂却多达18万家，未登记的则不计其数。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了印刷能力的严重过剩，也就必然使盗版泛滥。
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副司长张慧光女士如是说：搞盗版的人甚多，而打击盗版的专业人员太少。地方的“扫黄”办、出版局、文化局都人手有限，跟铺天盖地的盗版相比，力量极不平衡，可谓寡不敌众。正版书有多大的市场空缺，盗版书就能弥补多少。
第一章 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3。说不完道不尽的盗版故事（二）
盗版书猖獗有市场的原因：一是价格低廉，盗版书由于不支付版税、稿费，偷税漏税等原因，价格便宜。二是出版快。一些畅销书，正规书店还没有出售，书摊上已经随处可见了，许多追求先睹为快的人就从书摊上购买。另外，现在许多出版社忽视图书装帧、印刷质量，粗制滥造，从外观上看，质量甚至还没有盗印它的盗版书好。在这种情况下，不明底细的读者又何必花大价钱去买正版书呢？一位读者说：“虽然有关部门打击盗版书，但我还是很喜欢盗版书的，因为它价格低，如果不是有大量的盗版书，那些出版社及书店、书商、书贩还不知道将书价炒到什么程度呢，正是因为有了盗版书，对正版的高价位才有了制约作用，盗版书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些出版社为牟取经济效益，接连采用“卖书号”这种短平快的方式来创收，为非法图书的泛滥提供了合法的条件。国家明令规定，严禁出版社将书号以各种形式倒卖给任何个人和机构，出版社的每名编辑每年只能从新闻出版总署领取最多5个书号。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谋取更多的书号，一些出版社不顾自身的出版能力，将本社的图书发行人员、图书印制人员，甚至财务人员、返聘人员等等，无论有没有编辑资格，都列入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行列，上报到出版管理机构。国家的一些出版管理部门，对这种现象疏于管理，致使出版社通过这种途径捞取的范围外书号，有相当一部分被以二三万的价格卖给了不法书商。目前，无论是国营图书批发市场，还是在地铁、邮局、国营书店内批发、零售的印刷考究、装帧精美、折扣极低的礼品书（很多礼品书批发价、零售价低于1折，按照合法的出版运作方式和正常的价值规律原则，绝对不应出现如此低的折扣），很多都是通过买卖书号的方式运作出来的。这类礼品书，虽然不属于盗版，但也属于非法图书的范围。与盗版一样，很多书通过偷漏税、不付稿费、大批量印刷等手段，达到降低成本、谋取利益的目的。不过它的运作方式更隐蔽，并能满足低薪阶层的购书需求。
有关人士认为，解决非法图书的办法，除了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整顿图书市场，堵住盗版源头，加强书号颁发、使用的管理之外，出版社更应该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多出一些价位适中的图书，这样才能逐渐缩小非法图书的市场范围。
盗版图书的猖獗程度据版权管理部门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查处的侵权盗版案件达3400余起，平均每天466起。
非法图书的市场份额已经占中国图书市场总额的1/3，而且还有加大的趋势。那么别的部门查处的有多少？没查处到的有多少？没有统计，或者没法统计。三联书店发行部主任王明春认为，不夸张地说，图书市场上盗版与正版之间的比例应该是1∶1。有些非法出版商还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据报载，五六年前就有非法出版商出高价请法律顾问，逐字逐句琢磨法律中的条文。图书凡畅销者必有盗版，几乎已成定式。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副司长张慧光女士说，工具书、武侠小说、名人传记、名人随笔、教学辅导用书的盗版情况尤甚。
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内地版出版前，写了一篇“讨盗版檄”，附在书前，但载有“讨盗版檄”的《山居笔记》同样被盗版，而且“讨盗版檄”赫然印在盗版本的卷首；作家出版社出版余秋雨先生的《霜天话语》的消息披露后，又被人盗用书名，成集出版，逼得余秋雨先生不得不临时将《霜天话语》改名为《****》，不再透露书名，以防盗版。
此外，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辞典》、《新华字典》，三联书店的《金庸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文献出版社的《周恩来传》，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崔永元的《不过如此》，二月河的康雍乾系列，甚至包括《邓小平文选》，只要你能想起来的卖得好、读者多的书、刊，就一定有盗版本。正如北溟先生在《北京青年报》的评论：“关于图书盗版的故事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已谈不上有什么新闻价值：它们起先让人震惊并深恶痛绝之，继而发人深思，最后差不多就是司空见惯波澜不惊了——因为关于盗版和打击盗版的话题已经谈论了这么多，思考了这么多，有关各方面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但盗版现象并未完全根绝，有些地方甚至有更加猖獗之势。”
盗版危害有多大
盗版泛滥不仅严重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额损失，而且还阻碍了我国出版产业的良性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盗版横行，挤占了正版书的市场，无疑会严重打击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