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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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燕教授介绍说，通过调查发现：贫困大学生特别是来自经济较落后地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群体当中，一方面是出现心理问题的比率明显高于来自城市来自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学生群体，另一方面是出现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高于经济条件好的学生群体。针对这种现象，她做了一番分析。
许：我们也在探索他们主要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他们从农村到城里来，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反差是特别大的。从农村到城里，对他们来说城里的生活是全新的生活，而且他会看到各方面的差异，有学习方面的差异，还有物质方面的差异，还有在交友方面开放性的差异，都能体现出来差异。这种差异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压力。这种压力给他们带来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自卑。记：刚才你说到是源于自卑的心理表现出来一些心理的异常，那么这些异常
表现归纳起来有哪几方面的表现呢？
许：最明显的就是自我否定，我什么都不行，学习也不行，人际交往也不行。有什么活动，
来能够展现自我的时候，他采取的是退缩、回避的态度。
记：自我否定，封闭自我。
许：对，不和别人交往，把自己封得很紧，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弱点暴露得更多，反而让别人更看不起。另外在自助能力上也比较差。往往我们说自卑的人有时候容易形成无助型的人格，就是说本来有一些解决办法，但他不用这种解决办法，就形成逆来顺受，你给我什么环境，我就忍受这种环境，而不是去改变。完全有很多很好的办法他们可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去做也不尝试。
《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何建明，长期关注贫困大学生群体，并发表以此为主题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在当时引起轰动。谈到贫困大学生所面临的问题时，何建明说：
“我觉得他有两点，第一我觉得他经济条件不具备，第二是心理条件不具备，还有其他的包括他的家庭、大人的教育方式也不具备。所以这种孩子送入大学容易走向极端，容易走向反叛社会的心理。你希望我好好学习，我就不好好学习。你们其他人生活条件那么好，我就那么差。他的内心世界就有一种非常阴暗的心理在里面。我知道贫困大学生当中5％的心理都不好。他们如果不正确处理的话可能会走向极端，包括危害家庭、伤害父母的感情付出。”
许燕教授在调查中了解到几个贫困大学生走向极端的个案。
许：有时候我们说女生，也有攀比现象，看见别人穿很漂亮的衣服羡慕。大学生现在的消费是逐年提高的，有时候达不到他会想一些不正当的途径来获得。这种不正当的、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女生，那就是出卖自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十几年一直为学生群体做心理咨询的聂振伟老师，也谈到个别贫困大学生的极端行为。
聂：其实这种例子已经不是个案了。在生活当中我也听说过这种极端的个例，其实他就是自卑心理的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有的同学不能接纳自己的身高、相貌、皮肤，很多东西不能接纳，就是打断腿增高。本来我们的学生很贫困，现在贷款也要给自己增长，他觉得自己不美，他还是穷学生的时候想贷几万块钱的款做这个断骨增高。
记：有没有这样的，家庭是不能选择的，对自己的父母他开始疏远。
聂：甚至憎恶，我为什么生在这么倒霉的家庭，不能像别人的父母那样有钱有势给
我找一个好工作，能够资助我上一个更好的大学，甚至给我未来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负面的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一个极端，变态。也有这样的个案，比如回家以后威胁父母，索要高额金钱，都是父母家里不可能达到的数量，他们也知道家里拿不出那个数量，但就是心理的变态，失去了理性。明明知道家里拿不出来，也要给家里施以压力来满足自己，对父母实施打骂，暴力，甚至我看过一个资料打死父母的，你拿不出钱来，干脆就死。
一个个案例，使我们对贫困大学生这一群体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尽管因为贫困
而产生心理压力，甚至出现异常行为的大学生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贫困大学生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奋发图强，他们以自己的成功证明：贫困不是低贱甚至猥琐的代名词。贫困有时会是一种财富。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小良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对于这一问题，仅仅关注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分析“小良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解决的方式方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魏曼华说：“‘小良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许多青年人、大学生对困难的心理承受力差，他们难以用正确的方式面对困难、解决困难。对于一些贫困大学生来说，贫困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很多大学生对待贫困的态度。贫困大学生应该如何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在大学生跨入大学校门的时候要适应新的环境，不能在变化的环境面前乱了方寸。”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聂振伟说：
“从自身的原因来讲，部分贫困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心理上的自卑。由于极度的自卑
造成了自己看不起自己，不能面对自己，精神很紧张，导致很多时候失控。比如说，对偶然的考试失误、参加活动没能显出才能、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们都非常在意，甚至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
聂振伟接着分析说：“部分贫困大学生产生心理扭曲，
发生这样那样的极端行为，并不完全是贫困大学生自身的原因，还有他生活的环境社会环境给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在一些学校里，同宿舍的人丢了东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贫困的孩子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说：
“目前社会上某些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大学生中间普遍存在。他们
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总体来说，大学生的价值观是偏向实用的。这种实用强调功利价值，强调功利性。在整个调查中，他们在题目中列举了6种价值观，学生选择排在第一位的是实用性的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沈杰说：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被人们所淡忘，特别是在新一代人身上。但是良好的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观念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很容易形成青年大学生行为上、道德上的真空或者空白状态。心理上的迷茫、行为上的迷失都时常发生。”
如何解决部分贫困大学生在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矛盾和困难呢？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办公室主任张健为认为，应该逐步拓宽为学生提供心理服务的渠道，选择一些日常化的手段来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燕说：
“针对一些存在心理问题的大学生，他们曾经做过专门的心理辅导、心理调整，效果比较理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聂振伟说：
“在经济方面，目前学校对部分贫困大学生经济上的资助已经建立了许多渠道，比如，勤工助学、助学贷款等等。”共表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办公室主任张健为说，团中央在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从1996年开始，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做过一个“济困助学活动”，主要是针对高校里的经济困难学生，我们当时发过一些助学金，帮助经济困难学生解决生活费用问题。目前，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加，要进一步吸纳社会资源，给他们提供一些资助。
对于顺老汉的遭遇、小良的行为，人们给予了充分的同情、理解，以及善意的批评。如今，小良已经脱离了贫困大学生的这个群体，他需要勇敢地面对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面对未来。小良的典型意义在于他反映出一些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种心态集结成了“小良现象”。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梳理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心理影响、价值取向影响。我们为善良人性的传承、为传统美德的张扬寻找支点。我们相信，关注就是行动的开始，就是改变的开始。我们相信，通过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小良也许还会有，但仅仅是个例，而不再是一种现象。
第十章 一个卖血父亲的希望6。顺老汉与小良的故事
文/张军、孟昕
这是一次没见到主人公的采访，其实当逐渐了解了整个事件的轮廓时，那个一直被我们寻找的核心人物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一种现代社会的情绪，一种缄默着扩散的价值判断，一种被某些新思潮袭击的传统观念，成为报道中极力要捋清的一个脉络。
去过中国大西北的人，干燥的黄土一定是记忆中的底色。甘、青交界处的民和县连绵不断的黄土山沟，对于战争时代的人们是个天然的避难所。顺老汉在这山里生活了50年，他的前辈们当年逃到这里，求生的信念让他们在这个干旱得几成不毛之地的地方生起炊烟，垦荒、扎根、繁衍后人。地理环境的恶劣带来的不仅是他们想要的安全感，还有天然的贫困，这种因地域而相对固定下来的命运在当今中国依然普遍。
小良70年代末出生在这里，他是顺老汉的大儿子。黄土地上的阳光和风沙腌制出他们的黝黑皮肤，还有像皮肤颜色的脾性。发生在这两父子之间的故事也是许多中国家庭父子关系的缩影：家庭暴力、亲情、冲突。我所能了解到的小良从小学习很好，3个亲兄弟中只有他最终考上大学，以最体面的方式跳出了养育了他却又让他惧怕的黄土山。在小良眼里，父亲顺老汉是个暴躁的人，频繁的痛打曾经多次让小良的心里升起仇恨。而同时，老汉以出卖体内鲜血的方式表达着对儿子的期盼和父爱。高中的学费、大学的学费、吃的住的，小良离家到西安上大学时，身边的那些固体的东西几乎都能换算成曾经流淌在顺老汉身上的红色粘稠液体。“卖”血，在甘、青交界的一些乡村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起源可追溯到解放初。村民赖守成已经年过七旬，他至今保留着青海省卫生厅20年前发给他的义务献血先进个人的证书。
赖守成说，50年代国家号召义务献血，他是村里成百上千个献血村民中的第一个人，从二十几岁开始年年坚持，直到过了献血年龄才停下来。因为这件事，他在村里成了名人。“那时候根本不是为了钱，也没啥钱，就是国家需要嘛，最近这些年就变了吗？”赖守成回忆。
“血霸”的出现，直接将血和钱联系在了一起，剔除了其间的种种精神因素。“血霸”通常和采血站、医院采血点有密切关系，这些关系能给卖血的人提供便利，随时可以卖血，“血霸”从中抽取可观利益。不知从何时起，村民们将卖血列入家庭相对固定的经济来源之一，这使卖血者和“血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国家1998年10月施行的《献血法》以及卫生部门的文件，禁止有偿献血，规定献血周期，同时严格限制离开户口所在地跨区域献血。
但这并没有阻止村民用假身份证、借献血证，通过“血霸”尽可能多地增加卖血次数。他们用各种手段，漠视国家的法规和自己的生命。什么是健康？村民们有自己麻木而实际的认识，“赖守成一辈子卖血，也70多了，身体好着哩”。当地的乡党委书记李福平说，政府想方设法遏制非法卖血行为，“县里乡里把科学卫生知识也都宣传着哩，效果不大”。丙型肝炎等传染疾病已经在卖血者中间悄悄蔓延，一些人因此离开了卖血者的队伍，而另一些新人又加入进来。卖血者常以家庭为单位，1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卖血像是他们的“成年仪式”。从外表看不出频繁卖血给顺老汉造成的直接伤害，但他自己承认有时头晕，行动迟缓。“一共6万多块钱。”谈到卖血供子读书，顺老汉说话声调突然显得高而响亮。对儿子上大学的账目，他有着清楚的记录，“其中43000元是卖血的钱，最多时一天卖3次血浆。”老汉保存着小良每次向家里要钱的信件。为了儿子读大学，家里省下除了吃饭的几乎所有花销。顺老汉身上紧巴巴的中山装，是亲戚送的，也是他惟一一件出门的衣服，穿了5年。
2002年4月8日，我在顺老汉家里坐了整整一下午。在这之前，为了这一下午谈话，我和另外
两个朋友已经在这极易让人烦燥的荒山沟里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开车走了3天。这个国家级贫困县里最贫困的村庄，政府给的大量补贴，已经可以保证不饿肚子。但村民其他的开支只能靠卖血和打工。顺老汉的老伴40多岁，可满脸的皱纹和病容使她衰老得像上年纪的老人。3个儿子，只有一个在家。除了小良，另外两个都还没过20，就已过着四处打工的生活。在家的儿子是老二，刚刚从甘肃酒泉打工归来，将挣来的钱给父母买了两件衣服，他不愿意将现金拿回家，不愿意看着老人像往常一样将这笔舍不得用的钱再次寄给他那个只用一个邮政储蓄的账号与家里维持着联系的大哥。这个沉默、羞怯的青年，不愿谈他大哥小良的任何事，眼睛里充满埋怨。
小良1997年到西安上大学后，花费比周围的同学高得多。同宿舍的人说，他迷恋上网，有时给网友打电话，一张100元的磁卡一次用光。在同学眼里，小良的举动像是生在一个境况很好的家里的“少爷”，小良自己跟别人也说，自己的父亲是做生意的，有钱！
至今让我难以判断的是，小良难道怀着一种幼稚的叛逆心理，要通过报复自己来报复对他施以暴力的父亲？能够想像得出，走出深山的小良遭遇着全新的世界。西安的现代城市生活与小良在家时的贫困农村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带来的压力对他的心理冲击，改变着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更看重经济实力和地位的社会实际，使他因家庭环境产生的自卑心理演变成畸形的自尊行为。这种行为在我们的追踪报道过程中，从社会的角落里被展现出来，由一个模糊的影子扩展成一个数目可观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生存方式在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一书中能找到种种细节。
小良的例外之处是他的失败，虽然我希望说是暂时的失败，包括家人、社会对他行为的埋怨、同情、斥责。学业荒废，没有毕业，西安学校方面回答得更为干脆：“退学。”而家中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落魄的小良来到北京，想一边工作，一边再次寻找学习的机会，而来北京的原因大半是他的女友正在北京读书。
2001年小良离开西安后，家里失去了他的确切消息。老汉每周都要步行3个小时，去县城边上的公用电话打一次小良留给家里的那个永远关机的手机号码。小良也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信里有个账号，还是要钱。
“住哪里？过得怎样？”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顺老汉和老伴一切的盼望，说出口的只剩下这两句话。我至今难以忘记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