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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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哪里？过得怎样？”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顺老汉和老伴一切的盼望，说出口的只剩下这两句话。我至今难以忘记4月8日夜里，离开顺老汉家时，老人颤巍巍地从墙上的玻璃相框里抠出一张小良的照片递给我，“找到他让他来个信。”
照片是老汉和儿子的合影——刚刚下过雨的西安火车站前，一老一少没有表情地站在潮湿的地面上。那是小良上大学期间，老汉去西安看儿子临走时照的惟一合影。
找到小良的下落很容易。寻找过程属于再简单不过的直线，他的同学——他的女友——小良本人。虽然仍漂在北京的小良不愿意直接面对放弃媒体身份的记者，但还是通过电话、互联网保持着坦率的交谈，交谈的内容被有选择地用在我们的节目中。
关于小良现象的报道持续了一周，这在《新闻纵横》节目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一个选题用去如此多的笔墨。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我们始终淡化着小良个人的得失，着力探讨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现象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根源。小良和顺老汉只是一个符号，并不是真实姓名，也没有详细的地址。应小良的要求，也没有直接播出他的声音。而这一切正如我们在节目里的编辑独白中写到的那样，策划这组报道时并没有想到顺老汉和小良的故事会引起社会各界如此热切的关注，于是极力避免使这样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演绎成一次庸俗的炒作，我们努力把整个报道变成一个寻找善良温情、传统美德，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让我们实践了在法律因素之外，当媒体面对他人的失败、痛苦、命运时，应该如何地谨慎和宽容。
第十章 一个卖血父亲的希望7。没有今天，谈何未来
文/童大焕
人类的苦难，一半源于社会，一半源于个人的心灵本身。
小良和顺老汉一家至今没有结束的故事，是一个凄婉的悲剧故事。故事是社会和个人共同导演的结果，在许多孩子和家庭的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演变和发生着，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赤贫的父母，拼了命地卖血供儿子读书，可是儿子考上了大学，离开了贫穷的土地以后，却没有认真学习，而是一头沉溺于自己的网络世界和恋爱世界中，并最终不得不退学，像一个无根的灵魂满世界游荡。他是太着急了，他急于忘却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并试图迅速摆脱自身的现状。所以他迅速沉溺在自身制造的虚幻假象中：他出手大方，并自称家境较好，开支远远超出其他同学。他因越陷越深而无以自拔，甚至忘记了对自己、对家人应负的责任。跟家人的惟一联系，也只是一味地要钱，一开口就是3000、5000，其余时间就黄鹤一去无影踪，而那3000、5000元，可是他两眼巴巴望穿秋水的老父老母四处奔波卖十几二十几次血的代价啊！小良居然都“忘了”。即使心中没忘，但在事实行动中却的的确确地忘了。
小良他们没有直面现实直面贫困的勇气，于是采取了掩饰和伪装，而伪装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不仅是经济的成本，还有时间、学业、心灵健康的成本。可怕的不是贫困，而是对待贫困的态度和方式。面对贫困的极度自卑，其表面，却是极度的自尊，人变得敏感，脆弱，人最可贵的自信和坚强的品质，在这样的过程中离心灵和躯体越来越远。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摆正自己的心态，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有自己真正的幸福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不能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太在乎周围的评价，对周围的世界过于敏感了。他永远不能够活在自己的心中，始终活在自卑的阴影里，他必须不断地用类似于眼前“出手阔绰”般的表演来掩盖自己的自卑和虚弱。
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会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他只顾一味地冰冷地索取，而似乎丝毫不知道反哺，就是最好的证明。但这恰恰是脆弱的表现。人可以踏遍万水千山，却始终走不出自己的心灵，走不出自己的九曲回肠！小良是需要社会的热情帮助的，但是，心病还需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给自己的心灵上锁的，是小良自己，砸碎心灵的枷锁，也只能靠小良们自己！旁观者们干着急，爱莫能助啊！
当然，完全责怪小良是没有道理的，他是太着急了，
欲速则不达。我也相信他一样深爱着他的父母兄弟，一样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们就泪流满面甚至抱头痛哭——就像他的父母想起他就泪流满面一样。也许他朝思暮想都在想着
有一天自己能够时来运转衣锦还乡，也报答养育的深恩，补偿自己心头多年来积压的愧疚。小良自己也知道，他“最大的依靠是爱和被爱”，但是他显然不知道自己爱和被爱的方法。方面，更多的责任在家庭和社会。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教得最多的是如何要人们成功，教得最少的是如何教人们懂得爱和被爱，爱的教育是一片苍白的教育，仿佛人只是成功的机器和工具，而不应该是爱和快乐的果实。在这样的畸形教育下，千千万万的小良们自然而然就会以为：成功就是对父母、家人最大的爱、最大的孝，而不成功就是最大的不孝。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成功，甚至
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不惜以牺牲自己和家人眼前的幸福和快乐为代价！
我很想对千千万万的小良们说：天生的贫困并不是耻辱，耻辱的是对待贫困我们没有正确的态度，没有直面现实的胆量和勇气。我们没必要遮掩，没必要掩饰，坦坦荡荡，卸去心灵的重负，你一样会赢得人们的尊敬；也只有卸去了心灵的负担，我们才能更加自由、更加轻装上阵地向前，并最终可能取得成功。幸福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重要的是珍惜现在；幸福是不能期待未来的，人活的就是现在，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对于父母，对于自己，对于社会的爱和责任，不能期待未来，只能从现在开始，否则，正如那位同学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母不待”啊！千万不要一失“策”成千古恨，因耽误今天而干出遗恨终身的傻事！不管社会曾经给过我们什么，就让悲剧和苦难终结在“我”身上吧，不要让它再像传染病一样传染给社会，并延续给下一代了。我们不能马上改变社会，但我们可以从改变自己开始。
在这一个冬夜，让我们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的话互相
取暖，互相鼓励吧，她说：“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乱，人们饱受痛苦，每一个人都极度忙碌，渴求更大的发展和追求更多的财富等等，以致做子女的腾不出更多时间去关怀父母，做父母的也没有时间彼此关心，这招致家庭生活瓦解，直接扰乱着这个和谐的世界。”
“即使是那些无家可归的、病入膏肓的人们，他们所渴求的，也不单是日用的口粮，而是爱、别人的照顾及与他人的关系；这些人即使赤身裸体，所需要的也不单是用来蔽体的衣服，而是一份爱，一份甚少人愿意付出给陌生人的爱；他们无家可归，所需要的不单是一座坚固的房子，而是别人视他们为亲人的那份关心。”
任何人都无权给自己的责任和幸福开一张永无期许的未来支票，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每个人都应该强调彼此之间的当下关怀，给当下的自己、家人和社会最大的照顾、温暖和爱。没有今天，谈何未来！
第十一章 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1。山鹰：飞翔的生命故事（一）
文/谢磊
北京大学登山队5名队员在希夏邦马雪山遇难之后，人们从各种角度关注着这一事件，人们讨论着登山的各种细节，经费的缺乏、经验的不足、指挥的失误等等都可能是造成山难的具体原因，有关部门在事出之后的种种表演和控制舆论的行为，也的确让人为之愤怒。这些报道和讨论，也许对今后减少类似的灾难有重要的借鉴，但仅仅就是这些吗？让我们最为关切的是：这些业余登山运动员们在想什么？那些已经永远留在雪山之上的遇难者如果活着，他们将会说些什么？有幸的是，他们留下了一盘录音，那是他们最后的声音，这种声音里有雪山的洁白，有阳光的灿烂，有雪水的透明纯净，在高山深谷中不断地回响……
北京大兴区东边的北京高校学生军训基地，北京大学开学升读二年级的1000多名学生正在这里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的暑期军训。在炎热的操场上，记者见到了王志…同学，他被编在三连三班。
王志…是北京大学山鹰社的队员，也可以说是希夏邦马雪难事件的幸存者之一。为了赶回北京参加军训，8月4日，他随第一批撤离队员一同下了山，这使他同死神擦肩而过。撤离前，在5800多米高处的一号营地，他们和留下继续冲顶的几名队员热烈话别。非常难得，王志…将这次谈话用他的MP3全部录了下来。这也成为那些遇难队员留在世间的最珍贵也是最后的录音。
“这儿海拔5854，C2的位置是在大约6180，哦，6260，纠正一下。C3估计6700，我
们的目标是后天到C3，把C3建起来，然后大后天就是修路，加上突击冲顶。……兄弟们，我就快回来了！我胡汉三会回来的！（笑声）”
当记者随同王志…从训练场回宿舍取录音资料时，看到他从一个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巴掌大的银灰色小机器，这就是记录了当时谈话的MP3机器。机器已经很旧了，他庄重地把机器托在双手上递给了记者，并一再叮嘱记者保管好机器。为了不影响王志…的军训，记者不便多耽误他的时间，只好匆匆告辞。在记者的感觉中，一米七几身高、略显清瘦的他并不愿意多说什么，表情始终很严肃，特别是眼镜后面那总是若有所思的眼神里似乎埋藏着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记者希望通过他的录音能读懂他的眼神，他的心思。
倾听这段录音时，记者发现其中很多录音无法分辨出自哪位队员。为了找到5位遇难队员留在雪山上的这最后的声音，也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记者再次联系了王志…，希望他能帮助分辨录音，同时也希望通过他的讲述对所有登山队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志…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此次攀登希夏邦马西峰的登山队队长刘炎林来帮助我们分辨录音。刘炎林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但是，山难发生以来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刘炎林并不愿意过多地表达自己和幸存队员们的感受，可以感觉到，失去队友的阴影还笼罩着他。“（笑声）现在是8月4日（插话：‘8月3日。’）中午12点多。（笑声）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A组和C组运输物资到C1，现在正在吃午饭，大家都想讲一些话给大家（带回去）。
“下面是大刘。
“啊，这是一号营地。天气好，好得不得了，冰塔林也亮得不得了，老天太给面子了
。整天面对着一座伟大的山峰，但是攀登的是它旁边的一座山峰。（笑声）好，我们的计划是……
现在正在录音，（笑）用6天的一次行军，把3个组都搞上去。天气非常非常的好，现在希峰顶上一片云雾，估计雪也很硬，非常好走。”
从刘炎林的录音中听得出来，好得出奇的天气、登山计划进展顺利，这一切让大家都心情舒畅。事隔10多天，已经回到北京的刘炎林回忆起与5位队员最后分手时的情景，当时的快乐仍然历历在目。
刘炎林：当时天气非常好……阳光非常好，冰川就在我们营地的附近。他们每个人
笑容都那么灿烂，一个队员还带了一个录音的东西，我们就给每个队员录音，当时就想让他带回来，给在北京的同学，向大家报告我们的情况，让他们听听我们的声音。然后我们就给每个队员都录了音，当时大家的情绪都很乐观，开了很多玩笑，把我们这几天的进展、后面的计划都说了一下。录完音后，休息了一下我们就往下撤。这是我跟A组队员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就再没有跟他们联系上。
记：你记得跟他们5个告别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刘炎林：他们跟我们说要注意安全，我们也跟他们说要一切小心，送别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句话。
MP3里，这群快乐的登山者还在继续挥洒他们的快乐。
“等我想想，（笑声）同志们，冲啊……”
“这是雷宇。”刘炎林说。遇难队员雷宇是山鹰社的老社员了，刘炎林曾经和他一
起上过雪山，雷宇的牺牲精神和责任感让他至今难忘。
“他是我们去年登山的队长。去年我们最后一次行军的时候，从一号营地到三
号营地的路，登山时开路是最累而且最辛苦的，消耗体力最大，当时我们5个人一个小组，往上行军的时候他就走第一个，从一号营地到三号营地，最后把他累得不行了。”
在北大校园里，有一个人这些天每次打开书包就会想到雷宇，他就是山鹰社的社员，
北大物理系学生牛强。对5位遇难的队员，牛强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雷宇是大四的，已经保送研究生了，是电子系的。登山队临走之前，因为大四的很多书籍已经用不着了，他就在我们食堂门口卖掉。我的包里还有一本书是他的，他的一本1～6级英语词汇。那时候我吃饭突然看见他了，就跟他打招呼。他说，来来来，替我处理几本书，拿走拿走，不要给钱。我就去拿了，其中就有那本。谁知道那本书就将要成为我的珍藏了。”MP3里，跟在雷宇后面出场的是杨磊。
“刚运输一趟上来，感觉非常累，下午还要从C1到C2，然后扛一些东西上去。（笑
声）明天是从C2到C3，然后后天是从C3往顶峰道路上修路。（大口喘气，笑声）现在感觉还可以吧，就是最近一段咳嗽。（咳嗽声，笑声，插话：‘咽炎，咽炎。’）对，咽炎，比较严重。”
不知道牛强听到杨磊咳嗽时会不会心痛他的嗓子。在牛强的记忆中，杨磊的拿手好戏可全靠嗓子。
“杨磊最喜欢唱的是韩红那首《天亮了》，也是最好听的，也是别人最喜欢听的。
”“（插话：‘安红，我想你，我想你想得……’）不要说这种话嘛。（笑声）刚走了一趟上来，身体有些反应，头还非常疼，总的来讲反应头疼头疼……希望早点登顶早点回家吧。（插话：‘是想回去看她吧？’）对，想回北大。”
这就是张兴柏，刘炎林说他虽然是东北人，但却感情细腻如水。他的家在东北农村，牛强说，临去雪山前，他还给大家看过家人的照片，看得出来，他很恋家。
“走之前不久他从家拿来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和他母亲的，那时候他穿得特别严实，东北比较冷，我们当时还说，太土了，太土了。还有他几个弟弟的照片，也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