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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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不多。信用社为了还款还只能跟彭继青说好话。对于通过打官司收回贷款,银行、信用社都缺乏信心。湘乡市信用联社冯主任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走法院这条道路,因为不愿挫伤各方面的关系。湘潭市雨湖区信用联社副主任周鹤鸣觉得还是跟党政部门合作争取还款比较现实:通过法院起诉,他不还,还要倒贴钱,他们打过好多这样的官司,诉讼费花了好几十万,赢了一张纸回来没什么用。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借钱或者替人担保借款不还,给金融机构的正常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周行长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除了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外,这个里面也不排除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你像贷款管理不严,还有些放人情贷款,还有一些属于不正常放款。比方说税务部门,一方面税务部门有他的权力,金融机构有惧怕的心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一种讨好心理,想把关系搞融洽点,说白点就是税收上给点优惠,说直率点,就是偷漏一点国家税收。不然的话,我照章纳税、依法纳税,我怕你干啥。有一些是个人利益,有一些是单位利益。还有一些党政干部是实权派,牵扯到很多很复杂的关系,很多利益关系在里面,我给他放点贷款,我得到一些人情,下次我有什么事情找他,他肯定要关照我,有来有往,拿贷款做交易,拿贷款送人情。”
湘潭下属的湘乡农村信用联社主任冯志奇认为他们很多时候都迫不得已,特别是一
些乡镇领导、执法人员,都是在信用社所在的乡里工作,有的是派出所所长,有的是法庭庭长、乡镇长和书记,而信用社好多工作需要他们支持,所以迫不得已,不该借的也借了。
特殊的地位、错综复杂的工作关系,使党政干部很容易在当地金融机构贷到款。尤其是信用社,由于特殊的体制,更是成了当地一些党政干部眼中的私人钱柜,想贷多少就打招呼填多少借单,可是对还款日期却满不在乎。
2002年7月10日,湘潭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决定由市纪委牵头,联合监察、人事、财政、公安、司法等部门,以及全市所有金融机构,计划用5个月时间,首先清理和催收全市范围内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拖欠的银行贷款。7月11日,湘潭市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文强调:凡是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在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或担保贷款逾期未归还的,由银信部门对其发出催款通知,限定在接到催款通知书之日起20天内归还贷款本息。从清收党政干部不良贷款入手,营造诚信环境。
湘潭市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幕如认为:要求社会讲诚信,但是我们有些干部借了金融机构的钱长期不还,在老百姓心目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干部借钱不还,老百姓借钱就要还吗?我们湘潭有句老话: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再借就难。借贷不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不好,党政干部要做示范,要带头。
第十四章 党政干部贷款难倒银行信用社2。游笔于法与权之间
文/蒋琦
借钱还钱,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许多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实中却未必能够有因有果。比如湖南省湘潭市的金融清欠问题。在湖南省,湘潭市应该算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也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心,大中型企业很多,民营经济发展也比较快。今年6月底,湘潭首次突破了200亿大关的存款,但是贷款只有130个亿。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银行不敢贷、怕贷、恐贷。为什么呢?现在贷款实行终身追究制,经办人员放了贷收不回来,就要停发工资下岗。而最难追讨的是党政干部的贷款。
6月中旬,一则线索引起了《新闻纵横》编辑和记者的注意:湖南省湘乡市党政
干部不良贷款多。记者一开始时,是本着关注这些不良贷款的人的身份去的。记者通过湘潭市委宣传部的联系,将电话打到了湘乡市信用联社负责人的手机上。从他吞吞吐吐的声音中,记者听出了他的不愿意。在记者一再解释下,他才退了一步,让我去找他的上级主管单位,也就是湘潭市人民银行。可能是一种歉疚心理吧,他还告诉我,党政干部贷款不还的情况在整个湘潭市都很普遍,而且市人行可能最近要采取措施来处理此事。
湘乡是湘潭下属的一个县,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如果题材范围“扩大化”,事实的严重程度就加深了,那就是表示“小鱼”变成了“大鱼”。这就好比一个猎人进山打猎,原本计划打只兔子回家就算对得起一家大小了,没想到扒开草丛一看,发现了一只狼的新鲜脚印。
更让记者惊喜的还在后头:对于党政干部贷款不还的现象,已经不仅是金融系统一家的事了,湘潭市委、市政府将联合纪委、监察、人事、财政、公安、司法等部门,会同所有金融机构一起行动,计划用5个月时间,全面清理和催收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拖欠的贷款。不提民间有借有还的传统,单就金融法规来讲,借贷不还绝对是违法的事情,应该有一系列相应的惩罚措施。而湘潭市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出动了除司法和金融系统本身外的其他党政机关,无非表明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与金融系统相关的司法制裁其实很苍白;二是借贷者的身份很特殊;三是金融系统本身有漏洞;四是在向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中,目前还是权比法管用。当然,湘潭市委、市政府的魄力让人佩服。
正是基于这些思索,记者决定把关注的焦点,由当初单一的对一个县级市的借贷不还者的曝光,转移到对全市上来。如何将记者自己的思索反映出来呢?一条基本思路就是:多采访个人,多问为什么,一些难言之隐多用被采访者自己的话来反映。
由于定的基调是批评与褒扬并举,应该说,比批评性稿件采访要顺利。而且记者也主动取得当地宣传部门的支持,因此,无论是湘潭市的党政领导,还是金融系统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是积极配合记者的采访的,对记者提的问题有问必答,甚至包括金融系统本身的漏洞,诸如贷人情款,花钱赢了官司却要不回钱等。而正在外地开会的市纪委书记也专门约定了时间和地点接受了记者采访。
也有不顺的时候,就是对借贷的个人采访。这可以理解,不光彩的事没有人愿意自我曝光。
记者采访了两个人,一个是法庭庭长,一个是公安干警,用了两种方法。对贷款数额巨大的法庭庭长的采访,请求信用社同志带记者去法庭拜访他,不暴露记者身份,通知对方市里有关清收党政干部不良贷款的精神,算是信用社友好地提前打招呼,记者暗中开启录音机。可惜庭长不在办公室,记者只好回到信用社,让信用社干部电话通知对方,记者在旁边录音;而那位公安干警在当地名声很大,以脾气火爆闻名,信用社以前为还贷的事情与他发生过激烈冲突,记者就让信用社同志带路,将车停在公安局院内,车头调好对准大门,让他们在车里等我,以备万一情况不对,能够及时撤退。记者只身一人去办公室找他,亮明了记者身份后,借故将办公室里的其他同志支走,关上门后才表明采访他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接受采访,但不许录音。
记者后来悄悄打开了采访机,可惜对方一直讲很难听得懂的本地土话,这些录音不能用。但有一个细节让记者印象很深,这个干警口口声声没钱还贷,但抽屉里放的烟和他抽的烟都是20多元钱一包的。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信用社的同志看见什么事也没发生很是惊讶。
对于这样的采访对象,记者心里有底:只要尊重他们,在现场给他们保全面子,他们一般也会急于向记者解释辩解。更何况记者本人还是湖南省公安部门的特邀监督员,不怕他为难记者。
报道于8月5日播出后,影响很大。深圳市有关部门向我台索取了有关信息,由市监察部门和市金融系统等组成考察组,专程到湘潭市取经。新华社湖南分社索取了稿件,整理出上中下三篇内参,在《湖南内参》刊登。《南方周末》也摘介了此消息。《人民日报》记者也专程到湘潭市就此问题进行采访,打算推介湘潭市的做法。到10月底止,全市已经有多名借钱不还的干部被实行双停(停职停薪),其中包括稿件中点到的湘乡市某法庭庭长。
清末民初大学问家王国维有个有名的“境界三说”,其实在我看来,采访也有三层境界:“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人云亦云,是第一层次;“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顺藤摸瓜,这是第二层次;“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透过表面看本质,才是最高境界。不能说湘潭这篇稿件很深刻,很完善,但是当记者主动去向更高层次的采访靠拢时,就应了那句老话:努力总有回报。
湘潭金融系统联手市委市政府一起清理党政干部不良贷款,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一些老百姓甚至放鞭炮庆祝。但是记者在10月底从湘潭市人民银行得到的信息并不乐观:3个月过去了,只收回欠款的15%。
第十四章 党政干部贷款难倒银行信用社3。最致命的诚信缺失
文/潘多拉
湖南湘潭市党政干部从银行、信用社贷款,用于个人做生意、买房子等私事,到期不但拒不还款,反而在“谁借钱越多,银行越怕他”观念的支撑下,对金融机构形成了事实上的威慑。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罕见,而湘潭市尤为典型。借债还钱,杀人偿命,在中国自古都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以情势而论,银行、信用社是金融机构,是“有钱”的一方,而希望从银行、信用社借钱的个人是“缺钱”的一方。后者想借钱,前者可以借,也可以不借,所以两相比较,前者应该算是强者,后者应该算是弱者。尽管有人早已总结出“借钱的时候我求你,还钱的时候得你求我”的规律,但那主要说的是民间个人借贷,不适用于金融机构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借贷关系。长期以来,作为“弱者”的普通老百姓要想从作为“强者”的银行那里借出个千儿八百,必须又是请人开证明,又是找人做担保,有时还得走一下不那么正规的渠道。而即便投资亏本,做生意失败,只要约定的还款期限一到,即便再叩头作揖向其他人借高利贷,也要争取把银行的欠款还上,否则银行一纸诉状告到法院,法警“呜呜呜”鸣着警笛开着警车到家里来抓人、搬东西,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可是湘潭市的情况典型就典型在这里。首先,借款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干部,他们向银行借钱,用不着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相反,虽然银行有钱,但干部有权,“有钱”的一方好多工作需要“有权”的一方提供支持,于是别说“有权”的一方开了尊口,有时就是人家没有开口,“有钱”的一方也上赶着借给对方几万块钱做人情。到了该还钱的时候,麻烦出现了,“有权”的人很干脆,就是不还钱,而且也不是真的穷得揭不开锅,而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还钱。态度好一点儿的,人家还设身处地为信用社着想,请信用社不要将他借款不还的情况上报市里。如果不报,他可以每年还1万元利息,如果报了,他就彻底没法还了,“请信用社的同志权衡一下报与不报的利弊”。遇到那态度恶劣的,“我就是不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看你们信用社能把我咋样!”要是普通老百姓,不用“看”就知道信用社、法院能把他“咋样”,但这些人谁也不是省油的灯,连堂而皇之地判决某某欠款者几月几号之前必须还钱的法官大人和法院院长,很可能自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欠款不还者。你说,信用社和法院能把他们“咋样”?你要真把人家领导同志逼急了,谁来保证这一方水土的“安定团结”?
最近有消息称,自今年7月湘潭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下发《关于清收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不良贷款的意见》以来,通过送催款通知书、限期归还、诫勉谈话、停薪停职等措施,720多笔、本息合计近900万元久拖不还,经多次催讨且大多已过诉讼时效的贷款,都已归还到了银行和信用社;有多名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因未在规定期限内归还自借或担保的贷款,已经被停薪停职。严格说来,此次湘潭市纪委、监察、人事、财政、公安、司法等部门联合行动,共同向党政机关干部贷款不还的恶劣行径宣战,不能算是法治社会里的一种常态,而是带有一些计划经济色彩的“非常行动”。因为不是常态,所以这些做法在此时此地有效,在彼时彼地未必有效。正如判人家还钱的法官自己可能也是一个欠款不还者,从而使得法院的判决陷入难以执行的尴尬。如果在贯彻执行《关于清收党政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不良贷款的意见》的过程中,一些贯彻者、执行者自己也可能是欠款不还者,从而使得《意见》无法真正落实到位,真要到了这一步,请问还有什么办法?3个多月过去了,湘潭市采取联合行动的结果,也只是追回了党政干部欠款的15%,形势依然严峻,局面实在不容乐观。
在所谓“诚信年”里,全国上下曾围绕如何建立和巩固诚信的问题展开大讨论,结果人们发现,社会是否诚信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诚信,而政府是否诚信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领导干部是否诚信。政府如果不讲诚信,今天吹东风,明天刮西风,朝令夕改,变幻莫测,企业和公民无所适从,惟恐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于是被迫放弃长线投资,转而注重短期效应,甚至能躲就躲,能骗就骗。每个人都有用“大环境”为自己的“小行为”做掩护的本能,贪污受贿的说“现在官场都这样”,偷税漏税的说“现在企业都这样”,欠款不还的党政干部说“银行的钱就是我们的私人钱柜,哪有还钱的道理”,那么普通的债权人也大可振振有词:连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这样,我欠这点儿钱算什么?正如中国先有洋务运动,接着有戊戌变法,再接着有新文化运动,当技术出现问题,人们寄希望于机制,当机制出现问题,人们寄希望于文化,然而当文化也出现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难道只有等到遥远的那一天,中国最终培养起了高度成熟的诚实守信的文化传统,同时像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完善的信用评价与监控系统(机制),普通公民、公职人员和企业一旦有不良信用记录,就会造成经济活动和生活、工作上的极大困难之后,我们才能看到解决企业三角债、党政干部贷款不还、法院执行难等(技术)问题的希望?
第十五章 声讯台传出色情声音1。声讯台传出色情声音
文/张磊、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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