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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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想你傅斯年虽是一学界大鳄，具有呼风唤雨的超凡天才，但霸气再大，能力再强，毕竟不能一手遮天，傅氏不是如来佛，自己也不是孙悟空，你越叫喊着让我无处可去，我偏一个跟头跳出你的手掌心，找个去处给你看看。顾颉刚想到此处，遂坚定了离去的决心，并深信“如果能够成我理想中之作品，一定抵得过种种毁坏的损失”【32】。恰在此时，顾收到了中央研究院寄来的聘书，请他与傅斯年、杨振声共同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顾认为在研究所可做些自己乐意做的学问，乃辞掉燕大之聘，暂时留下以观后效。但这时的顾颉刚产生了一个错觉，他认为既然自己成为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名委员之一，或许能控制该所的方向与命运，一旦自己掌控了这个研究所的前途，自然是不屑与傅斯年这个“二杆子”式人物共事的，但看在傅氏为此奔波忙碌，整日拖着肥胖的身子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分儿上，索性划一块地盘让其独自经营，以示报答，而作为史语所的大本营则由自己，另外再拉上一个胡适共同掌控。
第42节：由同窗到仇寇（2）
胡适自从1926年7月以英庚款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赴欧洲考察后，于第二年5月方从美国、日本转道回上海定居，直到三年半之后，即1930年11月28日才重返北伐成功后的北平，重执北大教鞭。
顾颉刚把自己心中的计划向时在上海的胡适作了透露，“最好北伐成功，中央研究院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搬到北京，由先生和我经营其事，孟真则在广州设一研究分所，南北相呼应”【33】，等等。此信正如台北研究者杜正胜所说：顾颉刚“对傅斯年的规划似乎一无概念，对胡适在傅斯年的学术中的地位也相当模糊”【34】。不仅如此，无论从哪方面看，顾颉刚作如此构想都是一个大忌，或者说是点燃了一枚危险的炸弹，此事显然已背离了为人处事光明磊落的基本原则。顾颉刚没有明白，或曰糊涂中揣着明白，这个“无中生有”的研究所，主要是凭借傅斯年的霸气与才气加天才的办事能力，才迫使老校长蔡元培批准并鸣锣开张的，这里面更多的是包含着蔡元培对傅斯年而不是对顾颉刚的信任。确切地说，这块研究所的牌子是傅斯年从中央研究院费心尽力地扛到广州的。顾氏所为，假如让傅得知，其情形自可预料。顾颉刚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所以特地叮嘱胡适不要把信的内容透露给对方。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的胡适在感情与学术认同上，已由原来偏向于顾氏转向了傅斯年，并对顾公开说过“我不疑古了，我要信古”【35】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顾颉刚虽感到“惊骇”，但没有想到胡适竟转变得如此之快和彻底。此时的胡适对顾出此策略内心是何种感受，外界不得而知，所知的是傅斯年借出差的机会到上海胡家拜访，向来以和稀泥、捣糨糊之法处理人际关系的胡老师，竟不顾当事人顾颉刚的再三叮嘱，径自把信的内容透露给了傅斯年。傅闻讯大怒，咬牙切齿地把顾颉刚视为仇寇，二人在感情上彻底决裂。接下来，带有火药味的肉搏也就不可避免了。
据顾颉刚女儿顾潮说，当傅、顾、杨三人在中山大学某室商量筹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傅斯年与父亲两人各有一番设想：傅氏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父亲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犟，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36】。
面对这一恶劣情形，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37】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只好以导师兼朋友的双重身份出面为二人调停，并劝顾颉刚不要因骄傲树敌。而顾氏可能已感觉到胡适此前并未践约为自己保守秘密的信条，遂心生怨恨，不再听这位导师的啰唆，胡适的和稀泥调解宣告失败。顾颉刚在1928年8月20日给胡适的信中说道：“我自己觉得傲则有之，骄则未也。……所以这两年来树的敌虽多，但我自己心无愧怍，则亦听之而已。（我树的敌人可以分做两种，一种是妒忌我，一种是想征服我，这两种都是没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悦人而自暴自弃，迁就了别人的标准。我自己不愿压迫人家，也不愿人家来压迫我。如有人想要压迫，当然反抗。此其所以结怨而心无愧怍也。）”【38】此处所说的“征服”与“压迫”，自然是指傅斯年的所作所为。而傅斯年越想征服，顾颉刚越竭力反抗，并坚定地表示：“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39】
到了此时，顾颉刚还未明白，由于他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轻举妄动，满身霸气的傅斯年不是“差不多”，而是确切地把他视作乱臣叛党了。顾氏提出的先培育一批人再由一二学者研究的主张，固然与傅斯年原有的设想不合，但敏感的傅斯年同时也有了顾氏想借此培植私人势力的警惕，言语相激中才有了双方开骂，几欲肉搏的场面。在傅斯年的心中，顾颉刚总在想方设法地把史语所变成他的独立地盘，以实现全权掌控，做山大王的野心。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在致清华大学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三人的信中道：
第43节：由同窗到仇寇（3）
金甫竟这样恼了吗？一去一字不来。如果是我骂的，不知“其词若有憾，其实乃心喜之”也！报上看见诸兄弘谟，不知清华修得此？岭表孤臣，不尽倾慕！
我们（你们都在内，北平话‘咱们的’inclusive）的研究所，以我暑假在此之拼命，经费、设备、接洽工作等，俱有成就了。北平未去，实不敢去也。怕得自己未组织好，辛辛苦苦的为人吞了也。如果人是肯工作的，不把些不相干的大大小小满着，奉送之不暇，何用此怕？此实为事业怕耳！幸元任、寅恪、半农，皆亟欲晤者，均于此快晤之矣！【40】
此时，杨振声因感到与傅的性格和顾颉刚的做学问理念有异，同时又觉得两姑之间难为妇，已弃广州到清华任教。傅信中“其词若有憾”，显然是有道歉之意，二人后来一直作为朋友相处。但后面所说的怕“为人吞了”，当是指顾颉刚无疑。所谓“满着”等语，自然包括顾给胡适密信中所说的要在北平办所之隐情，可见傅对顾的忌恨之心一直萦绕于心头。既然双方都有了如此之异心，只有分道扬镳的结局。顾决定退出史语所，把挑子扔给傅斯年。当中研院史语所正式宣告成立时，顾颉刚没有出席成立大会。这次事件，宣告了傅、顾之间同窗之谊与十几年密友关系的破裂。
1929年2月，顾颉刚趁戴季陶、朱家骅不在校之机，携眷悄然离开广州返回北平。同年7月28日，顾分别致信戴、朱二人，正式辞却中山大学教职，谓：“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为低，但是我本不计较这些，我所计较者只在生活上安静与学问进步。燕大既在北平乡间，甚为僻静，又一星期只有三小时功课，不担任事务，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计划，将应读的书读着，应研究的学问研究者。我无所爱于燕京大学，我所爱的是自己的学业。”【41】同年9月，顾终于应燕京大学之聘，出任历史系教授、国学研究所导师及学术会议委员。10月31日，顾颉刚致书中山大学文史两系同学，表达其恋恋不舍之情。同时对广东人“有信仰、肯干、肯吃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情的基本条件，而不幸长江黄河两流域的人都缺少了它，使得具有这种精神的我在这敷衍因循的社会中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旁人都笑我，而我则以之自傲。但到了广东以后，我就觉得此道不孤，我明白广东人的势力所以远被的缘故，我祝颂广东能成为将来的文化中心。”信中，顾颉刚对自己离开广东另择燕大作了诚挚的解释：“这个学校固然是教会立的，但因设在北平，吸着文化中心的空气，故思想比较自由。他们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国学研究所，经费更为稳固。又有前辈先生主持，用不着我去担负事务的责任。”【42】自此，顾颉刚彻底脱离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顾颉刚。而傅、顾二人天南地北，时聚时散，却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携，终生再也没有一起共事。后来，傅斯年接替胡适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与顾颉刚重续旧缘，聘顾氏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再为傅氏驱使，以免遭到压迫与征服的耻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再度暴跳起来，并写信挖苦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阅信后则漠然置之，在日记上反讽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43】
顾颉刚出走后，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以他的霸气与超人的办事才能，四处网罗人才，并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当傅斯年敏锐的目光投向北方的时候，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只有陈寅恪独木苦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第44节：由同窗到仇寇（4）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称赞，向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谓，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44】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歪理邪说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代之而起的是掌控校园的官僚与管理服务人员多于教授几倍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其教育质量与人才的培养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许这也就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根本原因吧。
关于清华园横空出世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称号最先由谁呼起，后来的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道：“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45】杨氏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她所说的张，即张仲述，也就是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四大”的名称当是清华校内高层首先呼出，尔后逐渐为社会所接纳默认的。
不过，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云云。后来有对大学制度不满者，总好拿此例说事儿，以此证明当年的清华领导人是何等伟大英明，高瞻远瞩。其实外界多有不知，陈寅恪进入清华的内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真相比流传的美妙故事却要曲折复杂和艰难得多。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时为筹备处主任的吴宓推荐。在得到允许后，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寅恪接电后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曾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加以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复协商。6月25日，吴在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46】面对陈提出的种种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总算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才于同年12月18日携俞大维的宝贝儿子俞扬和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8日方到清华园。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等几位哈佛同学，几人皆学界名流俊杰。但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因校长曹云祥这一关未能通过，其结果便皆成梦中之花，不了了之。
为什么荐陈寅恪来清华令吴氏深感“费尽气力”与“难哉”！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陈寅恪放洋十数载而未得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这几顶象征学问层次阶梯的高帽，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假如陈氏有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之事就顺利得多，至少无须举荐者多费口舌与力气。王国维与梁启超二人由于其本身的资历与在学术界光照日月的声名，另当别论。而与陈几乎同时就聘的导师赵元任和讲师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由于赵、李二人皆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且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声，故曹云祥很快拍板定案，荐举者仿佛是异乎寻常地轻松。为什么吴宓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让陈寅恪走进了清华园，而同时荐举的其他几位学界大腕却名落孙山？这就涉及王国维与梁启超同心协力的相助了。
第45节：由同窗到仇寇（5）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47】。——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入校经过。
这段妙趣横生的梁曹对，是蓝的再传弟子陈哲三记录的，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