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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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北京初会（5）
然而，光绪与陈宝箴等维新者的好梦刚过百日，八月初五（9月20日），一直猫在颐和园暗中观察动向的慈禧老佛爷，从紫禁城飘来的雾影风声中感知将有祸及自身的兵变发生，乃采取先发制人的兵家策略，于月黑风高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中南海，下令囚禁光绪帝，次日宣布训政，捕杀维新党人。时康有为、梁启超辈均在京师，闻变，康逃香港，梁逃日本避难，得以免死。而名噪一时的军机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与在维新变法中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者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之弟）等“六君子”，俱被捕获，斩于京师菜市口。
据云，当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离京师，流亡海外，或到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使馆避难。然而谭氏却认定“中国的新旧两党非闹得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希望”，故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志，并号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30】当谭嗣同于菜市口走下囚车，受刑前一刻曾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刚毅答曰：“我哪管得那么多。”扬手投去杀头的令箭，让刽子手持鬼头刀上前行刑。谭嗣同的头在被砍下的刹那，还在高呼口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氏在戊戌政变前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人头落地前歇斯底里的狂呼大叫，令后世研究者大感迷惑，并为此争论不休。许多年后，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对他的学生石泉谈到早年家住湖南巡抚衙门时与谭嗣同的一些交往，多少道出了一点玄机。陈谓谭嗣同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常常跑到陈家去哭。谭后来热情奔放，易于激动甚至偏激的性格，恐与早年家庭环境有关。按陈寅恪的说法加以推断，谭氏在脑袋掉地之前歇斯底里的狂喊怪叫，当源于此。另据陈寅恪透露，“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只不过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的帝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极端结果，其实就在戊戌政变前，慈禧的后党已是杀机四伏，危及光绪帝的党徒了。当年珍妃入宫前的老师文廷式（芸阁），乃有名的江西才子，榜眼出身，与陈家有同乡之谊，且过从甚密。在甲午前后政局动荡中，是一位上蹿下跳的活跃人物，堪称帝党中的一员干将。但随着珍妃受慈禧老佛爷的打击而失势，作为党羽的文氏亦被革职回籍。戊戌政变的前夜，慈禧的后党采取了一个“斩足”行动，对帝党中枢外围党徒先行密旨拿问。文廷式通过密布京城的好友与徒子徒孙得到消息，知大祸来临，连夜从家乡逃出，流窜至湖南长沙巡抚衙门躲避。陈宝箴深知事关重大，稍有不慎即招来砍头灭门之罪，但念及旧情故谊，还是收留了文氏。三天后，由陈宝箴秘密安排，并赠三百两白银于文氏，送其潜往日本避难。文氏直到庚子年义和团事起后方返故土，此时朝廷已无力顾及他是有罪还是无罪，是帝党还是后党之徒，他算是躲过了一劫。【31】
文廷式侥幸活了下来，但当年搭救他的陈抚台却命归黄泉了。
随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大幕的降落和杨锐、谭嗣同辈人头落地，陈氏家族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戊戌政变之后，因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辈乃陈宝箴所荐，加之湖南为新政改革急先锋，宇内闻名，慈禧老佛爷盛怒中于八月二十一日下达诏谕：“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32】
悲愤交加的陈宝箴于无可奈何中卸去顶戴花翎，黯然走出长沙城那高大威严的巡抚衙门，携家带口返回江西南昌隐居。其时妻子黄夫人早于一年前病逝，停灵于长沙，宝箴扶柩就道抵达南昌，葬夫人于南昌府城西四十里西山之下，于墓旁筑建居室，名曰崝庐。其宅前后各三楹，杂屋若干楹，楼上有游廊，可与墓地相望，环屋养鹤，澹荡游吟山水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陈宝箴忽以微疾神秘去世，享年70岁。
第12节：槎浮海外（1）
关于陈宝箴之死因，坊间流传多种版本，按其子陈三立编《巡抚先府君行状》言，乃以“微疾”卒，正史多采用此说。另有一说称为慈禧老佛爷赐死。如近人宗九奇在《陈宝箴之死的真相》一文中云，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字普之）《文录》手稿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33】此文刊出后，著述此类题材者多有引用，并添油加醋予以铺排，遂使“赐死”之说流传于世。据史家王子舟考证，宗氏所引记载的真实性有待确证，但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常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春秋总回西山扫墓，每有诗篇，皆烦冤茹憾，呼天泣血，父墓成其歌哭之地。以此“推诸迹象，赐死之说似不谬”。【34】
陈宝箴有子女各二人，长子陈三立，即陈寅恪生父，次子陈三畏，早卒。
槎浮海外
陈宝箴诏受湖南巡抚时，6岁的陈寅恪随父母、祖父母寓长沙巡抚衙内。陈三立前夫人罗氏生长子衡恪后不幸病逝，继室夫人俞氏生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女康晦、新午、怵余。寅恪出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在寅年，取名寅恪，恪字为兄弟间排行用字。寅恪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故晚侄辈又称其为“六叔”。
陈寅恪大约五六岁即进入家塾蒙馆就读，延聘之塾师已不可考，所学除四书五经之类，另有算学、地理等现代知识。陈宝箴神秘死去那一年，三立携家迁居金陵，除家塾外，还在家中创办了一个现代化的思益学堂，延师教读，时11岁的陈寅恪进入思益学堂接受教育。据陈衡恪女儿陈小从云：“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六叔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打下他们对国学的基础。另外，还具备良好的读书条件：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35】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36】陈小从所说的柳翼谋即后来在学界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柳诒徵，校长则是一代名儒陶逊（宾南），另有湘潭周大烈等宿儒为教席。学生除以上所列，另有俞氏舅家子弟、周馥之孙周叔？
，杭州朱子涵之子朱伯房，常熟宗白华等。其时学生们梳辫发，穿制服，一派新式模样。两江总督张之洞驻金陵时，对陈三立创办学堂深表赞许。继张氏之后出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慕其名声，曾亲到学堂视察，见学生们列队敬礼，神清气爽，模样俊秀可爱，欣喜之下每人特赠文房四宝一份予以嘉奖。
正是这种家学渊源与私门授业，使少年陈寅恪自幼熟习国学典籍，而新式学堂所传授之地理、算学、英文、音乐、图画等现代知识，又博其思想，增其见识，拓其视野，为日后放洋游学，接受东西洋现代文明洗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陈寅恪晚年在“文革”中于中山大学第七次交代底稿说：“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37】自陈小从的回忆与陈氏本人的“交代”看，作为进士出身的文化名宿、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对子女教育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作了现代科学规划的，宋代通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陈三立的心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血脉，则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吏部主事骨血里流淌不息的因子。在创办学堂的同时，陈三立已经萌发了送子赴日与欧美留学深造的构想。究其内情，陈寅恪在长大成人直至晚年，偶尔对相熟者提及，知之者甚少，而能对义宁陈氏一门文化渊源详加分析者更是凤毛麟角，只有梁启超、吴宓、俞大维、傅斯年等少数几人体会出个中况味。1945年，吴宓在撰写《读散原精舍诗笔记》时，曾言道：
第13节：槎浮海外（2）
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右铭公之家世经历，亦略同曾文正。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躁，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先生少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唱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38】
吴氏之说大体不差，陈寅恪正是怀揣中国文化学术德教之托命，放洋游学，开始了他寻求救世之道的漫长途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留日风潮兴起，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衡恪离金陵赴上海，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踏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行前在上海旅馆偶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人本一介传教之士，无职无权，但却属中国老百姓常说的“能人”一类。其人除了脑子灵活，善于投机钻营，肚子里也确实有点干货。凭着他的识见和钻营机巧，在清末政坛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戊戌变法之年，几乎成了光绪皇帝的顾问，其译著《泰西新史揽要》一度风行中国，传诵一时，为知识界所广泛瞩目。李提摩太汉语甚好，见衡恪、寅恪兄弟欲赴东洋留学，遂用汉语与之交谈，并谓：“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39】
轮船鸣响着汽笛离开上海吴淞码头，大海苍茫，碧水蓝天，如此浩瀚壮阔的场景，是陈家兄弟生平第一次遭遇。为此，陈衡恪写下了“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苍玉”【40】的壮丽诗句。身材瘦小、童气未脱的陈寅恪，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海外游学生涯。
陈家兄弟踏上日本国土，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该校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由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私立补习学校，受日本文部省委托，专门接受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主要讲授日语及普通科，如教育、心理、伦理、教授法、管理法等，修业年限由半年至三年不等，主要看学生各自的条件和造化。与陈家兄弟由上海同船赴日的留学生120余人（南按：时已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300人左右），另有40人赴欧洲留学。在东京码头下船后，进入弘文学院就读的人数共56名，其中寄宿生22名。在这22名学生中，就有比陈寅恪年长9岁，虚岁22的绍兴小个子周豫才。这一年，鲁迅于南京水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毕业，和其他几位同学将被派往日本留学。3月24日，在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的亲自带领下，鲁迅等人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俞明震是个新派人物，鲁迅求学时对他的印象不坏，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对他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41】这个新派的总办俞明震就是陈寅恪的舅父。
其时，陈寅恪与长兄陈衡恪作为自费留学生，于上海码头登上大贞丸，并在其舅父俞明震的护送下，与鲁迅等学生结伴同行。陈衡恪也是矿路学堂的学生，与鲁迅同学且交情甚好。到达日本进入弘文学院后，陈衡恪与鲁迅同住一舍，朝夕相处，过从甚密。陈家兄弟没有想到这个默不做声、嘴巴上刚刚露出毛茸茸黑须的绍兴“土老儿”（蒋梦麟语），会在后来以鲁迅的笔名一举成名，并把手中的笔当成投枪和匕首，终于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不过日后的陈寅恪很少向外人道及与鲁迅的这段因缘际会。据他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指斥的“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的工具。”【42】因而，陈氏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43】这是陈寅恪的洞察事理与自尊之处。
第14节：槎浮海外（3）
光绪三十年（1904）夏，陈寅恪假期回国返南京。据当代史家王子舟说，陈氏归国之原因可能出于在日费用见绌，因为当时留日者多富家子弟，有些日人借机刮其钱财。【44】留日学生进书店，图书加价；进商店，货品加价，乃至“房东揩他们的油，扒手、小偷虎视眈眈；下女替代买东西要一成半的小费；野妓打扮成女学生，以妖眼来诱惑，得病即为医生之饵”等卑鄙行径司空见惯，【45】中国学生深受盘剥欺骗之苦。当然，陈寅恪归国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争取官费的资助。因为归国未久，就与其五哥陈隆恪同时考取了官费留日生，并于这年晚秋再度赴日，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陈三立有《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至吴淞而别。其时派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然有作》诗，第二首云：“游队分明杂两儿，扶桑初日照临之。送行余亦自涯返，海水浇胸吐与谁。”【46】此次赴日，寅恪重返东京弘文学院，其兄初入庆应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大财商系就读。
陈寅恪二次赴日，正值日俄因争夺中国东北利益而大打出手之时。日本侵占中国的旅顺、大连、营口等地，而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只能作为“局外中立者”，划辽河以东地区为两国交战地，辽河以西为中立区，眼睁睁地看着成群的狼熊在中国土地上疯狂撕咬嗷叫而束手无策。这一狼一熊撕咬的结果是：俄国熊伤势严重，渐感体力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