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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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以前天天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上班，路上讨论政治讨论那些让他们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八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这12平方米最多住多少人？柳传志数了一下，说：“龚国兴的父母，她妹妹带着她的孩子，加上我们八个，最多时住了八个人。所有的床都是折叠的，白天呼啦就推回去了，晚上全拉出来了，拉出来后所有的地方满满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落脚，除了那个炉子。”
那是一个用来取暖的炉子，到了做饭的时候，就把那个炉子就搬到一旁。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迫切地需要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于是联想便诞生了。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半年后，柳传志拥有了为1986年写总结和为1987年进行展望的权力。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9节 11个人的联想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的董事长。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柳传志后来说：“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科学院有名的‘开明所长’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
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惟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二十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他们是谁？
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
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这些不再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兴阑珊，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大环境是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贾绪福说：“对于我们研究所的人来讲，你要是脱离研究两三年的话，你回来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大家肯定会有后顾之忧。”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AT&T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二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建立了自己的喷墨和激光打印机生产线；日本着手研制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计算机”；“计算机总理”拉·甘地执掌印度政权，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联想的第一任总经理王树和不久就调回了计算机所，协助曾茂朝管理各家所办公司。柳传志觉得公司困难之时，多一个人顶着便多了一份希望，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柳传志眼圈含泪。柳传志后来说：“王树和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老大哥。因为当年创业的时候，有一年多特别困难，压力基本上是我和他承担。他位置在那儿……别人没有我体会深。”
王树和遗留下的位置，很快被柳传志接替。这个人显然比他的前任更具领袖气质，也更适合被选中担任“仲裁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联想所经历的磨难不知凡几，这个人的地位却从未真正被动摇过。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10节 做小买卖的出身
1984年冬天，被命运不意之间选中的11个人彷徨无着，不知道前途到底通往哪里？他们肯定有过热烈讨论，有过激情冲动中的吵闹，也有过电光石火的灵感，然而那些一刹那的创意，后来都胎死于慢慢被耗掉的流水时光中。
他们的景况并不让人看好，计算所投资的20万元一个月后方才到位，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阴冷潮湿，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心猿意马。柳传志在2001年底有一次回忆起小平房说：“小平房是寒冷的，张总的那条腿就是在那里冻坏的；但小平房又是温暖的，因为注定要成长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参天大树。”
尽管豪言壮语，但与中关村大街上的很多公司相比，他们除了有一块计算所的牌子和20万现金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更不能与“两通两海”相提并论了。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三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刚刚走进市场洪流中，他们眼花缭乱、意兴阑珊，又迷惘无助、内心恐惧。下班后他们有时相互送对方回家，在路上讨论公司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风向标，聊得兴起时他们就来来回回地送对方，这就是联想有名的“十八相送”；可惜他们不是梁祝，无法演绎出浪漫的爱情喜剧。即或如此，他们回想起当日寒风中的来来往往，也感慨万千。
的确，他们的公司实在太小，实在太不起眼。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更不会知道公司的主业是什么。那时候他们只能凭运气找项目。柳传志记得，有时候政府部门开会，他们总是早早地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获得参与讨论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抢着发言——他们觉得，只有如此方能引起领导注意，才能为日后获得支持埋下伏笔。
他们四处打探消息，四处参加会议，连青岛和呼和浩特的会议都不放过，觉得那样似乎可以找到一丁点机会，为公司探索出一个光明前景。
然而，他们的努力差一点在瞬间破灭。在1984年，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彩色电视机都是凭票购买的紧俏物资。“在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彩色电视机总能找到买主。青岛电视机厂的职工每年都要发一个彩电票，直到1989年时依然能卖一千多块。翻开1988年的报纸，我们不难发现，那时一个热门的话题是：彩电应该优先供应给谁？”
曾经多次进出联想的陈惠湘在一本书中写道：早年到公司工作的人说，他们卖过彩电。因为当时彩电是紧俏产品，于是他们几经挫折从电视机厂搞来一批彩电，加价之后再卖出去。因为不懂得计算成本没有把该纳的税金加在售价里，卖完以后的税务部门上门征税，最后一算账赔了。于是又从邻近的农村买来一些萝卜之类的蔬菜（柳传志后来说：“菜，我是没卖过，但是确实是做小买卖出身。”），守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门口，卖给下班回家的职工，最终把卖彩电的亏损补上。也还卖过旱冰鞋和电子表。80年代诞生的新型企业，很多都走过这样的路。
仅仅因为没搞清楚什么能干和不能干，或者因为忽略税金存在而赔了钱，倒也算不了什么，毕竟生意场上的盈亏浮沉，最为司空见惯。更倒霉的是，他们遇到了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骗子，她信誓旦旦地向联想的业务员说有电视机批文能让他们做彩电。业务员没有经验，女骗子一说也就信了，没与柳传志他们商量便欢天喜地把钱打了过去，等准备提货时才发现人已失踪，也根本没有什么电视机。
后来柳传志回想往事，唏嘘不已，说是中国当时的技术人员，真是一脑门子的书呆子气，初入商业领域闯荡，不受骗几乎不可能。那一场被骗，使他们损失了整整14万元。压力的确很大。要知道他们当时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
很多人听到联想创业之初卖菜、卖电子表和旱冰鞋的故事，曾经怀疑联想创业遭遇磨难的真实性，他们并不知道，王树和他们的第一笔“大生意”，就让计算所全部投入的70％打了水漂。20万元创业，在经历了一场残酷的“电视机骗局”后，事实上已变成6万元创业。
第二部分 “第一桶金”第11节 “第一桶金”
一下子被骗了14万，曾经为找不到突破口为苦恼的11个人，现在顿时觉得天昏地暗，前途惨淡无光。
挫折使他们满腔热血冷却下来，挫折也使他们想到了戒烟。“联想”诞生时，11个创业者中6人吸烟，他们工资不高，若是公司来了客人，自己掏钱请人抽烟不太现实，用公款买烟又非他们所愿，所以柳传志他们干脆把烟戒了，“后来大家戏说起往事，都说最有效的戒烟方法，一是得病，一是穷苦”。许多年后，当年的戒烟者里，张祖祥烟瘾复发，终于没能坚持下来，王树和偶尔会抽上两支，只有柳传志和李勤果真从此与烟草绝缘。
他们拼命节省每一分钱，有时却因过分节俭而耽误大事。周晓兰记得：“开始经费非常紧张，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当时只有一个内线电话，想要安个外线，需要200元钱。当时我们一是还没认识到电话的重要性，二是钱实在太少，200元钱觉得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我记得柳传志把眼睛一瞪：‘什么？两百块！不能装。’过了一段儿生意开展起来，好家伙，电话打不进来，挂不出去，好多生意都被电话卡住了，这下柳传志后悔了：‘糟糕，那两百块钱是该花的！’”
在后来的很多描述中，说是柳传志他们遭遇到挫折后，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电脑。当时电脑渗透中国内地，不若今天这般普及，还被排入奢侈品的行列。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尚未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电脑陌生得很，只有一些效益不错的单位，购上几台，或者装潢门面，或者用来打印工资单。
那时候，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已经鳞次栉比，数量超过百家，不过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今天的联想、方正，拥有令整个民族骄傲的名称，而是大多以贸易为主，销售进口电脑谋求利润。从国外进口一台286电脑再加价至4万元人民币卖出去，便可净赚两万多元，端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因此，“一直到1988年以前北京很多人都习惯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称作‘骗子一条街’。”
柳传志他们还未来得及从这一本万利的电脑买卖中获益，便已淘到了联想的“第一桶金”。《联想为什么》说：“联想人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买卖电脑上。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计算机服务。”事实虽然如此，但讲故事的人显然隐去了一个事实——在1980年代，“联想”显然缺乏获得进口电脑批文的足够能量。
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的运气实在不坏。就在他们为“电视机骗局”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电脑配给上百家研究所。
张祖祥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柳传志和李勤就直扑科学院设备司，天天跑去游说，最后总算把这500台电脑的验收、培训和维修业务揽到手中。所谓验收、培训和维修，就是从设备司得到1％的硬件备份，对各个研究所讲课，讲完课后把机器交付给他们，等机器有了问题的时候再给他们维修。
这500台IBM电脑运到公司验机时，堆满了公司当时的两间小房子。场地既小，不可能把所有电脑一字儿排开检验，所以柳传志他们只得腾出一间房子验机，其余人马则搬到另外一间房中办公。一批电脑检验完毕，装箱后搬走，然后等待下一批机器的到来。陈惠湘说，有些人因为终日站立，不断弯腰起身，自此留下腰肌劳损的顽症。“为了这笔大业务，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人蹬着三轮车，周晓兰、贾婉珍等人在后面推着，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大汗淋漓地卖着苦力。回想起这段经历，真可谓‘艰辛’。”
胡锡兰在1985年到了联想，她在到来之前见证了这个被叫做“蚂蚁搬家”的故事：“我看到李勤把裤子撂到大腿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