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条道路，根据当时周恩来向自己的党内同志所介绍的，就是：法国共产党当时认
为，如果坚持与资产阶级打内战，必败无疑，已有的政治资本也要赔掉。从而同意
将本党掌管的军队交出，编入国防军。法共依旧存在，以在野党资格进入政府。

　　毛说这话的时间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后他回到延安。在暂时休战基础上、
由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共同协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国纲领》于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
但摩擦已经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与此同时还进行着那场有名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
尔主持的双方“停战谈判”。到了政协纲领出台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停战也达成了。
这真是我们中国人一百年来见到的最好的、没有战事的日子。当时不但全国人民欢
欣鼓舞，以为多年盼望的和平与民主终于到来，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了在新的
形势下，接受已有现实的准备。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一则指示
——当然，是在“毛泽东同志生病期间，刘少奇主持工作”的时候发出的。

　　在这则指示里，共产党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
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
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历史研究本来忌说“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产党，这个一向以“小米
加步枪，打出人民的天下”为傲的党，还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不禁令读史的人一再
想说“如果”：如果当年军队国家化诸项真的实现了，就不会有紧接着的“东北民
主联军”（其实就是共产党紧急集结到那里的部队）进占秀水河之战；不会有国民
党大怒，决心在东北开仗；不会有中共接下来的大反攻和长达四年、枉死数百万人
的内战；也不会有后来的“新中国”，包括它对“阶级异己份子”的压迫、对有良
知的知识分子的剿灭、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过历次战争的“天灾”了——当
然也不会有今天再起的海峡两岸重开谈判与军备竞赛。

　　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则指示，不知道在形势
逼迫下、在当权的一方以和缓的态度对待在野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出现令平民百姓
欣慰的局面。后人所知道的——从而也被教导着与熏染着的——永远是政客的空头
许诺，以及“枪秆子里边出政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
不能交出去。”


　　18校场口


　　中共确曾有过的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考虑，可惜只是“历史之一瞬”。因为，不
过十天之后，在毛泽东的病势稍稍缓解，能勉力扶杖参加中央的会议之后，虽然不
十分明确，但显然于心不甘地表达了他这样的一个见解：“我们与法国不同”；“
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参加会的人不置可否。因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除了毛泽东本人那常人难
以企及的坚忍，以及大独裁者所独有的那类除了自己的目标，一切都可以不顾的寡
情鲜耻之外，当时的局面和政治气氛也占着很大比重。也就是说，毛泽东再固执，
如果“造英雄”的局势不给他提供机会，他也只有空怀一腔激愤。

　　这机会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由他的夙敌：国民党中的强硬
派白送给他的。

　　原来，当时在国民党里，也和任何政党一样，大致有态度比较温和、主张民主
建国、愿意与民间势力包括共产党谈判的鸽派（政学系）；和坚决反共、主张以强
硬手段解决对方的鹰派（以中统系统为主）。当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与在野
各党、共产党及无党派人士，就战后局势进行政治协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后，鹰派
恐慌起来，很怕自己的党内对手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占上风。

　　就在政协闭幕不久，当共产党正犹豫着，打算交出军队、进入联合政府的当口，
陈立夫等忽然借“苏联在东北的利益”作文章，搅起一场反苏——当然同时也反共
——的事端，即史称“校场口事件”。这位CC头目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在他的
指挥下，只在重庆街头打伤几个文化人，烧掉几间房子，却将美、苏、国、共数方
共同艰难维护着的脆弱平衡骤然打破。，其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力实在是那批街头
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来，有《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约束，在东
北的苏联红军，虽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愿意帮共产党，但在实际做法上，还是很
有顾忌，从而也就相当克制。“校场口事件”和这一事件之后关内的大规模反苏运
动，再加上美英单方面公布了原本为秘约的《雅尔塔协议》，使得苏联的态度一下
子强硬起来。它一反过去处处约制八路军的姿态，反过来催促中共将更多的主力部
队速速调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机，将政权交给中共。

　　令人难于想象的是，就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头面人物——他们一个
在重庆一线谈判，一个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认为在东北只要通过调停和谈判，
使共产党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适可而止的时候，苏联却一再催促增兵，质问
“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鼓励中共放手大打，答应将已在自己手里包括万挺以
上的轻、重机关枪和上千门各种火炮的日本仓库过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东北。

　　苏联的这一态度，对抱病参加东北局势策划的毛泽东说来，不啻一剂强心针。
类似“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越多越好，
不惜重大伤亡”等指示，一一飞向东北前线。

　　战争绞肉机转动起来，中国的资源损耗在血海之中。在这过程中，也曾有过毛
泽东力不从心，从而重提停战、要求谈判的时候，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拒绝——
这宁波人和他的湘潭敌手一样刚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赢，最后几乎全输。

　　剿灭“共匪”就那么义正词严么？不过两个月前，在政协会议上，燕大教授张
东荪在谈到军队国家化的时候说：“人民太苦了。抗战结束了，要这些军队干什么？
我们要大裁军，全国军队同时公平整编，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
但国防军只属于民主政府，只有党军才如此有兴趣于意识形态战。这话毛是不听的，
蒋当然也不听。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党军和派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
包括抗日战争期间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纪，还要隔着海峡打么？


　　19毛泽东为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决定向苏联“一面倒”


　　眼下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中国人，对“苏联老大哥”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
恐怕都还有相当深的印象。总的说来，由共产国际动议、具体策划创建、并一直受
到它的资助的中共，自然而然应该“一面倒”。但我们又知道，由于国民政府当年
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对它的认可（并非由于辛亥暴动而在于它与清
廷的议和），1949年以前，苏联并不希望中共公开这一亲密关系。从中共的一方讲，
也绝对够不上请旌表水准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当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时，毛
泽东就曾热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拢。那么，从“倾心相与”的1944年，到骂不绝
口的1948年，究竟什么因素起了变化？

　　应该说，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中共核心对美国与苏联的好恶或许尚在伯仲
之间，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二强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国不可打内战，
而中共原本对自己人苏联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场口事件之后，苏联虽然与国府交恶，
对中共和已经取得党内权威的毛泽东也没有太热乎。这是因为，第一它自己在欧洲
和南斯拉夫问题上正焦头烂额；第二它不愿意让西方和国民党觉得自己是中共的大
哥；第三对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视与戒心（“农民起义头目”、“游击队长”，
不能读原著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听计从）并没有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
中共准备和国民党决一死战（并确认一定打赢）之后，毛泽东三次热切要求秘密赴
莫斯科，“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而三次
遭到拒绝。在这期间，中共虽然军事上节节获胜，但心里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
准怎么对付曾经帮同合作反蒋的资产阶级外，对自己反复蛮干过的“土地国有化”
和完全没门的工业与金融管理，也想当面请教（起码探出口风），而首要中之首要，
则是苏联的物资支援，特别是那三亿美圆贷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经丢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时，南京政府又
摇起橄榄枝，即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担一次“不许（
中共）革命”的埋怨（读者应该记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庆去谈判），终于于该
年一月底派要员米高扬到西柏坡去见“中国同志”。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当坦
率的意见交换之后（如米问中共，斯大林这回给他们出的破坏和谈的阴招儿是不是
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问米，为什么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静观局势发展未采取行
动时，唯苏联大使馆跟随国民政府搬到广州），毛泽东在两个日夜折磨他的问题上
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对共产党在中国武装夺权的肯定；第二对他本人是中国革命领
袖的肯定。有了这两条在胸，虽比终日揣揣然（这样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从
他不管形势多紧急险恶，都绝对亲自控制对“远方”的联络即可知）要好得多，但
还不足以使他在战后世界新格局建立的过程中，走上“一边倒”这类成熟政治家原
则上不取的地步。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他下了这样的决心？

　　当时，更具体说，在南京攻克之后的五、六月间，有两个人物——两个处在对
立的营垒却都不希望见到中国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来和司徒雷登（我
们都知道他那时虽然已经不是驻华大使，但仍是桃李满“国共”的传教士教育家）
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不使中美间游丝般的联络一下子断个干净，周恩来几乎
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黄华进驻这前国都，还安了个“中共南京军管会外
侨事物处主任”的名目，以便与恩师正式联络；而司徒也正通过燕京大学教授张东
荪，还有一个主动请缨的陈铭枢等，努力了解新政权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和高层接触
的可能。

　　事实上，在积极地活动着的双方的后边，都有着强大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
制约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灭资喊了几十年的“左”；美国方面是在国会很有势
力的麦卡锡潮流。双方数渠道几经接触，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询、解释、预测和讨价
还价，最后找到一个好借口：6月24日，请这位燕京创始人像往年那样回北平学校
过生日。

　　这确实是一个借口，因为黄华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转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
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欢迎他来北平”时候，已经是那生日之
后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这时，一个令中共意外的局面发生：本来取主动态度的
美国突然踌躇不前、司徒对这个他所盼望的结果的回应也相当低调。他回答说：他
“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
太过劳累。”但正如我们今天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已经了然的，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态
度，因为在他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他说的是：“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
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唯一的机会与中共
首脑进行非正式的谈话。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
神的象征，显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使今后中美关系获益。”

　　和后来中共常常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不同，为挽回局面，黄华再一次表示诚意，
说“所有铁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也可以安排——我们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所尽的最大的努力。

　　当时最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书身份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泾波（傅出身满族破
落贵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对淀积千年的中国高层政治运作具天生
感悟）。他得到黄华答复后，劝司徒雷登先斩后奏、立即动身。耿介的司徒骂他“
小玩闹”，随即按部就班报告请示。他心里有数：会见周恩来的指示本来自美国。
他没有考虑到政局的瞬息万变。如果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不是艾奇逊，而是别的有担
当的势力人物，批复可能会如司徒所期待地适时到达。无奈艾奇逊不敢擅自做主，
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国会去讨论，回复到达：干干脆脆的“不许可”，并命
令他立返华盛顿。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这是放到谁身上都觉万分屈辱与
恼火的事，何况正经历着“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经拿稳了苏联不会换马、对老美
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好不容易有条件地向党内温和派让了一小步的
毛泽东。用不着等到7月2日傅泾波将美国的这一决定正式转告黄华，毛泽东已于三
天前在他载入册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决绝地为新中国外交定了向：“必
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当美国一个月后发布了那
份《中美关系白皮书》之后，由伟大领袖亲自撰写的气势恢弘的“五评”随即出台。
中美关系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二十年后——越战。二十
三年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那时连路都走不稳了，却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到机场
去接。

　　虽然他的子女都说俄文，毛泽东终生学英文而不碰俄文，并坚持用西方训练的
私人医生（即后来写了回忆录的李志绥）。“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在他心里究竟
是怎样的呢？


　　20专制腐败


　　“克林顿即将访华，中美关系将开始新篇章”，成了20世纪末中共的的口头禅。
因为与头号强国老美联袂而特别感到风光，对中国首脑人物说来，这不是第一次。
对史料作过稍微浏览的人可能都记得那张照片：身披黑色斗篷的蒋介石微笑着，作
为四大强国领袖之一，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排坐在阳光下。当然，以人口
和埋在地底下的资源，再加上上千年的灿烂文明而论，中国当仁不让。但以实际国
力、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而论，老蒋当时不会不心虚吧？

　　其实当时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顶桂冠是罗斯福力排众议，硬送给蒋介石的。
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倒不在于美丽的蒋夫人有多么大的魅力，而在于当年的这位美
国总统真心诚意期望二战尽快结束，而后，一个亲美的、由稳定负责的民主政府治
理的中国出现在东方。问题是，怎么统一，和统一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