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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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亡国灭种”，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令“无数革命先烈”最为痛心疾首的焦虑，以抗战街头宣传起家的谢晋，对这一口号印象深刻也情有可原。但林则徐不是宣传队员，他不可能有这种值得尊敬的忧虑——“亡国灭种”之忧是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才被大清的官民士夫意识到、并且越来越经常地挂在嘴边上的，那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五十年的事了。林则徐和所有参加禁烟大讨论的大臣们最担心的，是鸦片造成的银荒，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对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外国人只是遥远模糊、无关痛痒的事物，是作为奇闻异事载于典册而聊备一观的——“外国人颠覆天朝”是当时大清国的君臣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该片导演由不得林则徐按照历史条件去思想和说话，他需要林则徐替自己说出“洋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使我亡国灭种”这句林则徐的《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上没一点影子的远见卓识，在把“洋人”刻画为居心险恶的下毒者（而不仅仅是贩毒者）的同时，鸦片战争便被渲染为一场保种保国的壮烈的卫国战争了。
问题是，鸦片战争是这样一场战争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表现为漠不关心的旁观，而负担了抗战全责的清国官兵，除了在拖拖拉拉向前线集结的路上忙于勒索民财和污辱妇女，搞得民怨沸腾，就是整队整队地逃跑，把一座座空城放弃给敌人，英勇作战的场面屈指可数。
这是一幅滑稽卑琐远多于庄严壮烈的图景，却是当时的真实，也是中国悲剧之所在。这悲剧的责任者，不是被判绞监侯以谢天下的奕山奕经，也不是眼界有限的道光林则徐琦善，甚至也不是把鸦片运到天朝海岸的英国人——早在奕山奕经林则徐当道掌权之前，也早在鸦片侵蚀天朝的官员军人之前，清朝的国力和精神就已经腐朽了。比如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的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当天朝的君臣对着夷人的击燧枪和世界地图吃吃发笑，在磕头礼上争国权、存国体时，天朝来自文化最深根脉的腐败，已显露尽然。在民族歧视、文网周密、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缠绕纠结的清朝，吸食鸦片只是诸种病态的表征。是具有清醒自省的气量，还是一古脑赖到外人头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头等命题。不幸谢晋拍电影向来不是为了自省。按照江总书记用好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合着高扬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的节拍，他把文明古国面对现代文明痛苦的调适过程，立场鲜明地处理为：“鸦片战争的是非清清楚楚地摆在历史上，……英国人用炮轰我们怎么行！善良的百姓能看不懂吗？”“武器落后，仍不畏强暴，拼死血战，这是很悲壮的行为。《鸦片战争》就是要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
（二） 林则徐进京
要不要禁鸦片？虽然禁烟之明令早已在雍正初年颁布，百年来实际处于我们今天仍十分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状态。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弛禁之议再度风起，雍正的曾孙道光对这个以退为进的法子一时也颇为心动——只要银子不流到外洋，若干天朝弃民吸鸦片慢性自杀，在这个处处以省事省钱为要的小气皇帝看来，无关大局。后来言官黄爵滋气势逼人提出用杀头的办法消灭鸦片的消费者，道光把这个问题交给方面大员公议。这一议又用了半年的时间，不以为然的还占了大多数。议来议去，皇帝决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钦差大臣）来执行常规性的禁烟政策（在广东查禁鸦片）。钦差点了当朝最为清廉最有效率、且办事彻底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这说明拖拉敷衍几十年的禁烟事业可能最终要较一较真儿了。于是乎官场震动，议论纷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林则徐在和房师沈维矫（这位是史有确载的）告别时，谈及未来的困境不禁泪下；他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龚自珍，也送序为他担忧、为他打气。
不知导演为何断然舍弃所有史实，重打鼓另开张，造出一个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大烟鬼吕子方，据称还兼为道光的开蒙老师（用水墨丹青和四书五经开蒙也够特别的），和林则徐的“恩师”（蒙师？开笔师傅？房师？座主？情况不明），在这层关系之上，就演出一场“道光爷挥泪斩都讲，吕子方慷慨祭大旗”的好戏。
大概在该片导演的概念中，皇帝么，还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包括自己的老师，恰如后来的一整批军阀包括蒋中正毛润之之所为！可实际上皇帝在当时并没有这么大的自由，他要杀什么人，用中国现下流行的话来说，也得“给个说法”。而在1838年以吸食鸦片来定罪杀人，恰恰就是朝廷上下不能接受的“说法”——实际上，这个问题正是林则徐进京前各省大员们讨论的中心。在当时人看来，吸食鸦片是自害自身，无法与十恶（杀无赦的十项大罪）相提并论。如果吸食鸦片即罪当论死，那么制贩鸦片又当判何刑罚？再说当时全国的吸毒者多达数百万，亲友等相关之人更不计其数，对所有吸毒者判死刑势将震动全国，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使道光大为震怒的庄亲王奕和镇国公溥喜吸食鸦片案，也不过着革去王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两年。
导演抄袭“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剧老套，无非为达到如下效果：连大烟鬼都奋勇为禁烟作贡献，观众心中难道不该升起一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好坏，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洋鬼子的敌忾之气吗？！可惜在编造情节时，导演不仅超出了历史的实在性，而且超出了历史的可能性，结果这场搬演于勤政殿外的沉重肃穆的“斩马谡”（明清以降，从没有让一个罪犯亵渎过午门以内的土地），反而达到一场杂耍的效果。这“烟鬼要禁烟”和电影后半部分的“赃官能杀敌”，作为导演精心构想的重头情节，堪称该献礼大片《鸦片战争》之双璧。
（三）何“公子”善之
影片接着推出一个主要角色，禁烟大员、行商、英国鸦片贩子、还有谢戏里绝少不了的女主人公间的穿线人物——行商大少“何公子”。可惜这根线跟他要穿的任何一颗珠子都对不上眼。
根据行商制度，外商和他们的保商关系固定，就算更换保商，也超不出这十三行；同时，行商习惯上是子继父业。也就是说，何敬容作颠地的保商已有多年，而何善之是何家已成年的继承人，颠地对他一定非常熟悉，根本不可能把从他海里捞上来之后对面不识，而让他当水手刷甲板。
林则徐在广州组织起的翻译小组，“至少拥有四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他本人将这些情报采集成册，以供参考。”其中有名可考的袁德辉和梁进德二人，都是传教士的学生；还有一名华侨青年和一名去过印度的老人。而林则徐的夷务幕僚班子。包括了一批广东地方上的精华人物。如副贡生梁廷，全凭自觉了解收集夷情，研究粤海关历史，并为后世留下一部鸦片战争目击记《夷氛闻记》。但是在电影中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没有任何痕迹，反而出来一位行商之子何善之，而且好象通广东通中国只有这么唯一一个夷务大腕，在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左右周旋。老爸做生意靠他，林大人与洋人斗法靠他，琦大人谈条件办劳军也靠他——身为鸦片走私要犯之子的事实，丝毫也动摇不了他在中英交涉中的重要地位。这位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能说洋文、敢冒险出洋作生意赚大钱、能和官府打交道、还有心追随下台的林则徐去搞搞学术研究的优秀青年，三分像谢晋熟悉的上海洋场小开（注意，这种人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出现的），七分像今天的“留学归国人员”，这类超越历史时空的传奇人物恐怕只在廉价的肥皂剧里才草草攒出吧。
为了加强何公子情节的戏剧性，谢晋还设计了一场洋美人劫法场，洋美人之父、大鸦片贩子颠地冲出商馆、从清失兵手中夺回女儿的“好看的戏”。导演大概忘记了，当时颠地已经被两广总督驱逐，林则徐到达后，又一再传颠地问话。颠地自知处境不妙，一直躲在商馆里不敢露面。如果象电影中那样，他冲出商馆和清兵交手，清兵立刻可将他捉拿，完成大功一件。
通过电影琢磨一下谢晋脑中的艺术素材库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鸦片战争》中金枪鱼号上的鸦片交易一场（中国老头子开箱验货，满意以后，从自己船上搬来大箱的银子，换走大箱的鸦片），颇具上海小菜市场上先尝后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气氛。可是作为自由贸易的老鼻祖，英国人早已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方便、效率十足的交易方式。当时在广州进行的鸦片交易程序，已不需要现银——清代的银锭由于成色份量不一，交易起来是很麻烦的——也不需要买卖双方同时到场。港脚商人从印度运来鸦片，把货卸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中国的鸦片买主只需把银子（通常是更为方便可靠的银票）交到广州洋商馆，凭商馆出具的执照，即可驾快蟹船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到趸船提货。
（四）妓女蓉儿
以拍摄言情见长的谢晋，大概以为不在历史和战争中加点桃色就不能看，不顾历史学家的一再提醒，再度落入“妓女救国”之老窠臼。横逆当前，推出一两个大义凛然的奇女子——或牺牲了生命，或贡献了身体（后者在强调贞洁的中国犹其刺激），在模糊了重大历史课题、不必再费心反思积贫积弱的真实原因的同时，兼收壮烈凄美之效果，何乐而不为？庚子之变有赛金花，洪宪帝制时有小凤仙，焉知鸦片战争中就没有蓉儿！即使不见史载何妨编一个？倒是本篇对妓女蓉儿这一形象的“塑造”值得推敲。
谢晋是太想把他自己之所爱放到他的女主角身上了。《鸦片战争》中的妓女，其一要有纯真爱情；其二卖淫是要被迫的；其三出身要有名堂，顶好再有点神秘色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杜十娘、李寄和红线的混合物，除了和公子相会后花园，还能直接手刃敌酋，比实有其人的赛金花和小凤仙更上一层楼。
令人不解的是，爷爷是前御林军高级军官和随乾隆爷开疆拓土的老英雄，孙女是有血性有胆量的女英雄，如此卓而不群的人物为了什么了不得的隐情，竟甘心被一个行商攒在手心里，忍受为奴作娼的命运。电影里交待得语焉不详，大概一心只想编得刺激的导演也想不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编得不能自圆其说的不止于此。以蓉儿劳军的情节为例。英国舰队长期游弋海上，给养不得不取自陆地，上岸抄掠中国乡村的事发生过多起。琦善奉命抚夷以后，曾为英军解决给养以示羁糜。但给养仅限肉菜淡水，不包括花姑娘。在极重视伦理和体面的天朝地面上，在天朝还根本没有认输投降只不过改剿为抚之时，以爵阁部堂之尊放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做出这等丢尽脸面的事，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就是日本鬼子的慰安妇，也是由占领军自行组织慰劳自己的军队的；德军占领法国，美军占领日本，当地妓女也是通过商业化的妓院提供的。琦善如果作了此等之事，用不着所谓的“穿鼻草约”这个把柄，就得革职拿问。
蓉儿沉海的情节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既然是由琦善大人公开判处并公开执行的死刑，就不是无法无天的私刑。大清法律对判处死刑极为慎重，三审三覆，不知道琦善大人是怎么用“误国贱女”这种不见于大清律的莫明奇妙的罪名说服刑部、大理寺乃至皇上本人而判死刑的。就算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有专杀之威，也不会采取沉海的方式——大清律上没有这么罗曼蒂克的死刑，它只存在于该片导演的审美意识里。
（五）姚怀祥之死
1840年7月，英国舰队到达定海，要求守军投降。定海县令姚怀祥表示清军根本不是对手，但还是决心抵抗到底。
用不了多少时间，英舰的大炮就解决了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重伤撤退。失去防护的定海军民纷纷逃散，英军毫无伤亡地占领了这座空城。姚怀祥出城募集一些民壮回来增援，见大势已去，遂跳进城北普陀寺水池自杀。
看来这种平朴沉重的史实不合导演的胃口：既不合他罗曼蒂克式的激越，也不合他高扬民族精神的宣传大纲。于是，在电影中，英军用大炮攻克定海变成了炮台或城楼上的肉搏，跳水池变成姚县令向北叩首然后横剑自刎，而目睹这一悲壮之举的英军个个面无人色……。
如果说从电影开头一直到姚怀祥之死的一系列编造还可以用该片导演个人的艺术癖好来开脱，那么姚怀祥自杀后的一段字幕，就只能称之为有意为之的欺骗宣传了。这段字幕说：姚怀祥是在鸦片战争中自杀的第一个大清官员，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有三百多名官员自杀殉职，而无一人投降！
不知《鸦片战争》的编导们自己有没有勇气承认，他们实在是在玩一场拼接术。不错，是“无一投降”。这是因为大清的官员战将望风而溃，还没等打什么硬仗，就没命地逃到安全的后方去了。将“无一投降”与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战争格局割裂开，再巧妙地与一场虚构的肉搏战、一个改头换面的壮烈自裁接合在一起，用意何在？是不是为渲染出这样一个形象：鸦片战争是一场英勇无比的地狱之战，弱小民族以大无畏的勇气，把武器精良的强敌埋葬在血肉长城中。
鸦片战争中清军不是没有英勇战斗的表现，比如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定海之战，葛云飞等三总兵战死沙场。但更普遍的是吴淞、厦门之战这种主帅弃职先逃、士兵跟着一哄而散的战事，而且越是到战争的后期，在清军对英军的战斗力所知越多之后，这种不战而溃的情况就越频繁。当英军危胁扬州时候，这个积金堆玉的名城的守令和缙绅，决定还是出钱买命为好。
这算不算是一种投降行为呢？再说，即使投降了，又怎么样呢？在绝无胜算的情况下，开城出降还是人尽为战，哪一种选择更负责？这本是一个超越国籍和超越时代的争论，我们今天只能说，应由每一地的人民和军人、官吏，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作出抉择。但《鸦片战争》导演紧跟当局自“整风”“审干”之后铸就的意识形态，自然要把投降视为罪恶，不投降就是一好百好。当历史人物没有表现出该片导演需要的“武器落后还拼死血战”的品质时，他就干脆不拍！所以“谢版鸦片战争”到琦善革职就戛然而止，尽管这以后道光才宣示中外，要把战争打到底；奕山、奕经两将军又打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仗（占整个鸦片战争时间的三分之二），鸦片战争的大部分重要战事都发生这后一阶段。谢晋快刀斩乱麻，把这些丢盔御甲不给中国人长脸的事一笔勾销——不过他倒底还不便把1841年的定海之战移到1840年来，所以只好在姚怀祥之死的细节上作手脚。
（六） 关天培之死
关天培以相当于军区司令的高级军阶而战死在火线，在鸦片战争遭到惨败之后，就特别为时人所乐道。各种记载中关天培战死的情形颇有参差，传奇色彩也极浓，如：
“关天培……死守虎门，请援不应，老仆劝退，关叱之去……炮台已陷，…关身受数十创，半体焦烂……”
“关天培力竭，守御不支。……一弁大呼：事急矣，盖去乎！…天培挥刀斫之，弁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见天培立如生，反骇而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