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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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面对着“×处长”或是“×主任”的暴怒，那读过《三记》的孩子会高兴
地想：

　　“蚊子这家伙真是斗胆……”

　　　　　　　　　　　　　　　　　　　　　　　　　　　　　　　　　　　　　　一九八四、十、北京


　　　　　　
　



与党保持一致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1949年之后的中国有一句最常用的话，叫做“与党保持一致”，说得具体一点，
就是“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虽然信奉“君子不党”者
会感到无法忍受。但如果一批人好的是“团结就是力量”，愿意结党一致行动，局
外人倒也不必苛责。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党内独裁的国家，“与党保持
一致”这一原则，就象金角大王的幌金绳一样伸缩由心：那保持一致的范围，可扩
大到全体公民；而保持一致的对象，又可换为党内某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特别在
所谓“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事情上。

　　　　三峡工程是这一原则伸缩变化的典型。对这项会造成环境和社会灾难的工程，
敢于不与“伟大领袖”保持一致的，在50年代只有李锐等数人（他们也已为此付出
了几十年遭整肃的代价）；到80年代，在“改革与思想解放”的鼓舞下，出来表述
自己意见的已是整整一批人，领头的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鼓舞”
二字，也就是说，一旦来自党的鼓舞消失，在党性范围内有限自由动作的人也就缩
了回去。记得89年镇压之后，原先义正词严地向三峡工程主管人发问的反对派核心
人物之一林华（老共产党员，原国家经委副主任）立刻不再出声。理由是“党已经
作出了决定。”

　　　　那么，在曾经由党决策的工程就要对我们岌岌可危的生存环境发生不可逆转影
响时，要不要、又如何与党保持一致呢？

　　　　我们都知道，在毛泽东50年代想给神女一个惊喜的时候，大家脑子里还没有诸
如崩塌、污染、物种灭绝等概念。到八十年代重提三峡工程的时候，这种“改天换
地”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已经摆到绝对不容忽视的地位。当时受委托进行可行性研究
的三大重镇：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给出的结论，都是负面的。科学院
《生态与环境影响的论证报告》更是以科学家的诚实道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
的影响是弊远大于利。就生态与环境方面而言，工程兴建所付出的代价巨大”这样
的结论。

　　　　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反对声音，国务院才在1989年春天作出“五年之内不提三
峡工程”的决定。不料“六四”坦克一过，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也归于剿灭之列，
“早上快上”呼声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下再起。原先的可行性结论显得太不“与
党保持一致”，工程承建者水利部揽过了对可行性重新研究、重新结论的权力，表
面上邀请科学院重新作过，最后偷梁换柱地给出了“利大于弊”的相反结论。从那
时起直到两年前国务院换届，对三峡工程的批评（包括对事实的披露），已消声匿
迹。不仅政府的环保部门三缄其口，就连民间环保组织也自觉保持沉默——当然也
未见他们如当年钱学森“论证”粮食亩产那样的支持紧跟。记得1997年前后，突然
一则《中国环境报》（英文电讯）的消息说，国务院环保局认为该工程对环境有很
大负面影响。境外大哗，该部门立刻否认，并严办了那名说漏了嘴的记者。

　　　　但纸里包不住火。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官员并非个个尸位素餐，“与党保持一
致”也可以扩展为与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终于，在三峡工程施工高峰期，
国家环保总局《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2000》出台。在这份也是由政
府部门发布的公报里，出现了与“政治挂帅”（当然政治大帽子底下不妨尽情贪、
占、捞挂帅）者不同的声音：

　　　　“由于人为活动影响，库区一些珍稀水禽已成为短暂停留的旅鸟”；

　　　　“库区农村能源短缺，薪炭林面积和薪柴量持续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库区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增多，经济损失较大”；

　　　　“库区船舶污染事故和倾倒垃圾行为时有发生，对江水造成的污染严重”；

　　　　“库区污染治理缓慢，特别是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几
乎所有污水均直排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大部分垃圾向长江倾倒或堆弃在江边，
给大坝蓄水后的库区水质带来重大隐患。”

　　　　此类见解并不陌生。十一年来署名和不署名的科学家、工程师一直没有停止过
类似的、包括更为严重急切的呼吁；而且，平心而论，对政府环保职能部门而言，
这也是他们一贯的见解。监测公报的公布，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到
要害：不是他们有了新的意见，而是他们一贯的意见被允许公开发布了。这意味着
什么？

　　　　看来，一直一手遮天的三建委当局恐怕对这份公报再不能像对待外国环境组织
和国内的进言者那样充耳不闻了吧？闻了之后怎么样呢——移民搬迁不到六分之一，
崩塌滑坡已经如此，后边还怎么移？每年数亿吨的入库垃圾（包括有毒的废矿、医
院）处理还是不处理，钱又从哪里出？朱鎔基以总理身份过问三峡工程以来，每提
出一个问题：国际监理、文物、移民、贪污腐败，靠工程捞名捞钱的主儿都软磨硬
顶，这回，按照开发大西部（重庆一直宣称自己属于此列）资源环境领先的原则，
想对策吧！

　　　　希望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此举，预兆着　　“与党保持一致”的新气象。

　　　　　　
　



为什么依旧讨厌陈水扁



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　晴
　　

　　大家都在等“5·20”这个日子。除了看这边的强权如何给自己的大话收场，
也想看看争选票的陈水扁和争得了选票的陈水扁究竟“有种”还是没种、究竟真诚
还是虚伪、究竟是政客还是政治家。

　　就职演讲很漂亮。可以说，这演讲如果由宋楚喻或许信良来发表，也是大致如
此吧。那大体相同的言辞（和言辞后边表达的深远意义），如果出自前面两位之口，
我这样的大陆人可能会感到温暖、会为之激动甚至自豪——因为世界上毕竟有一部
分历2000年专制之苦的中国人通过和平与法制的路径走向了民主社会，证明了中国
人不是天生的专制奴隶……但是，当这漂亮话从靠高喊台独而一路拼打出来的陈水
扁之口发出，就让人——确切地说，让我这样的中国人——相当不舒服。

　　首先那句“各位亲爱的海内外同胞”。不知这“同胞”里有没有我，看起来没
有。而突然间我与《汉声》、与《天下》、与慈济功德会及高雄环保斗士们就这么
隔离了，很是不习惯也很难舍；接着陈总统提到的“前仆後继无畏牺牲的民主前辈
们”，也不知有没有殷海光、雷震，有没有傅斯年、张君劢，有没有黄炎培、罗隆
基。如果有人骂我别这么小心眼，那么当他提到“推动（台湾）民主改革”之光荣
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李登辉先生过去十二年主政期间卓越政绩”，却没有了以专
制而结束专制、首开党禁报禁的蒋经国？那潜台词是不是将李登辉推上“台湾民主
之父”宝座垫底？

　　总统接着冒出“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接轨”论。我不知道他所谓的“本
土文化”是什么，高山原住民文化？福建漳州泉州文化？荷据时期和日据时期的“
福尔摩沙”文化？反抗国民党专制腐败的“二二八”精神？让我弄不明白的是，就
在此时此刻，用方块汉字起草这篇演讲稿、用闽腔国语演说的陈总统，从哪里和从
什么时候与华人文化断了路？如此矫情，想撇清的又是什么？

　　再往下读，那要撇的就不难发现了，原来“因为长期的隔离，使得双方（大陆
人和台湾人）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似乎是，现今中国人无日
无时不在与之抗争的党指挥枪、言论控制、四个坚持……都是我们志愿的选择和发
展，而在民主的征途上先走了一步的台湾只有客客气气地划出“阳关道”与“独木
桥”。好，既然如此，你就别再说什么“华人社会的里程碑”，别再引用孔孟，因
为我们听众真是很难弄明白，当你把这叫做“中国人的智慧”的时候，指的是对方
还是也包括了你自己。

　　如此表里不一、如此前倨而后恭，从好的方面看似乎是在运用政治智慧、不轻
捋虎须，给台湾以安定平和，但高风亮节政治家的变通与委琐政客的翻脸是有质的
区别的。“当不当中国人”成了陈水扁想怎么翻就怎么翻的一张牌，而翻的原则和
时机，只看权柄操作的需要。

　　这“翻”没法不让人联想起日本的“脱亚论”和“兴亚论”。脱亚论把中国人、
朝鲜人、南洋人贬为劣等而它大日本卓然独立；兴亚论则一次次用来为掠夺邻国制
造借口。两论看来相抵牾，实互为表里。陈水扁今天又玩起了这一手，大概是从恩
师×××郎（李登辉的日本名字）那里继承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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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个父亲




　　　　　　　　　　　　　　　·戴　晴·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
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
——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
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
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
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
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
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糊
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优
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
”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
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
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自己
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
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
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
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
：“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
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多年养就的克
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不可
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政治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权利，固执地
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怎么回
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门子。
或许，一种永恒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
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顾忌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满是
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爷爷……”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弱
、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医
生、护士、医院保卫部门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监狱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咱们……顶得住。”

　　那时是１９８９年底，“六·四”之后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
说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
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可
信赖、可以毫无戒备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数十年的渴望有了归结，我数十年的孤苦无依得到了补偿！

　　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有谁的父亲能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坚强仁慈，谁的父
亲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无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铅色的天，和在天的衬托下颤栗在寒风中的树枝，儿时的事一桩桩在
脑海中闪过。是啊，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四位父亲！


　　　　　　　　　　　　〔一〕我的生父　傅大庆

　　生父牺牲的时候，比我现在年轻。他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被日本宪兵
队秘密处决的——也许是秘密解押。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一细节至今无从得到证实
。

　　我完全不记得他了，但据母亲讲，他是很爱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欢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妈妈说。

　　１９４１年末，他们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帮闲教授的身份周
旋于汉奸、政客当中。我想他那时一定是非常紧张、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说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妈妈说。

　　他的未了之愿一定很多，但起码这一遗愿是实现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地
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具体说，我也已经见过好几篇文章这
样描绘它。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传的
话。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书记办的渔阳里俄语专修
馆，并于１９２１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学员的“党的骨干”。
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危险的任务⑵，并且面临早已预料的牺牲
时，他在党内也没有任何职务。

　　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据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有很好
的英文底子。从苏联回来之后，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黄埔军校听过他作翻译的人讲
了这样一个“可惊”的事实：他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又将
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过去。据李菊生⑶说，当他自己在马来西亚做学
生运动时，父亲是当地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想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