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眨皇潜悴皇牵绽锩嫘胗械览硎嫉谩Ｈ糁凰档牢沂歉隹眨恢懈鍪档牡览恚醋錾跤茫∑┤缫辉ㄇ逅謇涑沟祝蠢匆蝗缥匏嗨疲愕来嗽ㄖ皇强盏摹２辉秩ヌ绞抢湮拢恢烙兴诶锩妫褪现绱恕！保ā吨熳佑锢唷罚戆俣┰谡饫铮祆渲赋觯诜鸺宜摹翱铡敝校涫涤懈觥袄怼痹凇Ｋ炙担骸叭逭咭岳砦簧幻穑皇褪弦陨瘛⑹段簧幻稹！保ㄍ希┌粗祆涞囊饧鸺乙跃咛宓氖澜缥眨⒉晃薜览恚蛭咛迨澜绲囊磺卸剂鞫痪樱虼硕贾皇窃菔钡摹５澜缁褂欣恚怯篮悴槐涞摹＞驼庖坏憧矗澜绮皇强铡７鸺也皇兜美淼恼媸敌裕灰蚶硎浅橄蟮模挥倘缬行┤丝床患刂械乃灰蛭挥醒丈＊ァ �
王守仁也批评佛教，但批评的出发点不同。在《传习录》下卷里，王守仁说：“仙家（指道士——译注）说到‘虚’，圣人岂能（“岂能”意为“是否可以”——译注）‘虚’上加得一毫‘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家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它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它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思在 。……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全书》卷三）
他又说：“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著相，意为“执著”）。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佛）都是为了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它以仁；有个君臣，还它有养；有个夫妇，还它以别。何尝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同上）
如果依循这种辩论的思路，可以认为，更新的儒家在坚持道家和佛家的基本思想上，比道家和佛家自己更加一贯和彻底，他们是比道家更道地的道家，也是比佛家更道地的佛家。
第六章厕身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1）
在介绍了中国哲学的演变和发展后，读者可能会问：当前中国哲学，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哲学能做出什么贡献？事实上，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使我感到很窘，因为要把一种哲学介绍给对这种哲学传统并不熟悉的人，无论介绍者赞成或反对这种哲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本书的读者对中国哲学传统已经有所认识，我就接着上一章的故事讲下去，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接着讲上一章的故事，我所谈将限于自身经历的范围之内，并不是除此以外都不值得谈，而是因为这是我最清楚的故事，用它来做一个实例，比列举一大串名字、开一个“主义”名单，而对其中任何一个题目都不能详加说明，要有意义得多。对一个哲学家，仅仅说他是个什么“主义者”、什么“论者”，所造成对他的误解，会比对他增添的了解还更多。
我曾写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第二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那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年。第一卷已由卜德教授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在北平出版。那是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三个月之后。那部书就是我在上一章末所讲的当代中国哲学精神的表现，在其中我运用清代儒家对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校勘考订的成果，并运用分析方法来澄清这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从历史家的眼光来看，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本来或者并不像现代诠释者所看到的那末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些话时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我们认为这些话应当意味着什么。在我的哲学史里，我尽力使用分析方法来说清楚作者的愿意，也就是说，把分析方法的使用，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但是，从纯哲学家的角度看，把过去哲学家的思想予以澄清，并把这些思想引申到它们的逻辑结论，从中表明它们是正确，或是谬误，比仅仅弄清楚他们的原意当然要有趣得多，也重要得多。这样做包含着“从旧到新”、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发展过程。这种发展乃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又一阶段。这样做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家的学术工作范围，而进入一个哲学家的创作范围了。王国维先生对哲学的思想评论，我也有同感。这就是说，我不满足于自己仅仅成为一个哲学史家。因此，在完成了这部《中国哲学史》之后，我立即著手准备新的工作；但这时正是一九三七年夏，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哲学耕耘
抗战前，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我是从那里毕业的）和清华大学的哲学系（这是现在我任教的大学）被认为是全中国大学哲学系中最强的。这两所大学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
北京大学以历史研究和它的学术水平著称，哲学上倾向于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是康德和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则是陆王学派。清华的传统和重点则相反，倾向于使用逻辑分析来研究哲学问题，反映了实在论学的趋势；如果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它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学是柏拉图式的）；如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说，它属于程朱学派。
这两所大学都坐落在北平（从前称北京）。战争爆发后，两所大学都迁往西南，再加上南开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哲学系结合成一个罕见的奇妙联合体，其中九位教授代表了中国和西方哲学的各重要派别。起初，联合大学设在湖南长沙，哲学系和其它人文各系则在南岳衡山。
我们在湖南为时仅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又继续向西南后方迁移，最后到达昆明。在湖南的几个月，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然后这段时期在国民精神上却是最昂扬向上的时期。我们所困处的衡山，在历史上，曾是怀让磨砖作镜的地方（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也曾在那里住过。我们与南宋时代被外来敌人追逐南迁的民众经历着同样的苦难命运。但是，当时聚在一起的有哲学家、作家、学者，大家住在一座楼里，形成一个奇妙的社会。其时、其地、其人，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激发人们灵感的时期。
在这几个月里，我以及我的同事们，包括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相继完成自己的著作。汤用彤教授写完了《中国佛教史》的第一部分；金岳霖教授完成了他的《原道》；我完成了《新理学》。金岳霖教授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我的工作如我的书名所表明的，乃是试图对程朱理学加以发展；金岳霖教授的《原道》则是对中国传统形而上学问题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后来在昆明，我继续写了几本书：《新事论》（又名《中国自由之路》）、《新世训》、《新原人》（人性新论）、《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的精神》，牛津大学的休斯先生（E。R。Hughes）曾把它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还有《新知言》（形而上学方法新论）；这些书都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下面我将综述它们取得的成果，作为当代中国哲学趋势之一的实例，从中或许可以部分看出中国哲学对未来哲学可能做出的贡献。
哲学，或说形而上学的思考，是由于人经验到某种存在而引起的。这个某种存在可能是感觉，或是感情，或是其它的什么。在《新理学》中我说：“某个事物存在着。”程朱学派，以至道家，都从这句话演绎出它们的全部形而上学思想和概念。从“某个事物存在着”推演出“理”和“气”的观念并不困难；其它观念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演绎出来。例如，“动”的观念，我不需要有一个“第一推动力”来开始世界的原始运动；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观念，是“存在”这个观念自身就蕴涵着的。存在就是一种活动，一种运动。如果把世界看作一种静止的存在，我们便是接受了道家的说法，认为在任何事物进入世界之前，道先存在着“有”。如果从动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我们便是接受了儒家的说法，认为在任何事物存在之前，必先有“动”；这无异说，事物开始存在，乃是一种活动。在我称之为“人的图像式思考”——亦即想象——之中，人把存在或运动想象为神，为万物之父。在这样的想象式思考之中，人得到的宗教或宇宙论，而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
从这样的思想线索发展下去，在《新理学》里，我演绎出中国哲学的全部形而上学观念，并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清楚的思想体系。这部书得到很好的反应，认为它对中国哲学结构的阐述比过去任何一部书都更清楚；并且认为它代表著中国哲学的复兴，而这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
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程朱学派含有一种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因素，而《新理学》避免了这个缺陷。我认为，形而上学能够使人知道“理”的存在，但不能使人从中知道每一事物的具体的理。为发现每一具体事物的理，有待人们运用科学的、实践的方法去逐一发现。各种事物的理是绝对的、永恒的，但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即人们对科学法则和理论的认识——则是相对和可变的。
理的具体化需要一个物质基础。各种类型的社会便是社会结构中包含的各方面理的体现。每一种理的实现都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基础；这个物质基础便是任何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我相信，人类历史要用经济来加以解释。在《新事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里，我便是运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在本书第二章里，也是这样做的。
我想，王国维在哲学上的苦闷是由于他未曾理解，知识的每一分支都有它自己应用的领域。任何形而上学的理论，如果不能对事实加以肯定，就没有值得人相信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如果它对事实作出许多肯定，则它就是一种坏的形而上学；其中道理，和我们评价一种坏的科学的根据是一样的。这不是说，好的形而上学理论是不可信的，而是说，它如此明显，以至人们不需要声明说自己相信它，就像人们不需要声明自己相信数学一样。形而上学和数学以及逻辑不同，在于数学和逻辑不需要以“某个事物存在着”作为它的工作前提。形而上学则需要从这句话开始，这是对事实的肯定，是形而上学唯一需要肯定的一点。
第六章厕身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2）
哲学的性质
在《新理学》一书中，我使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方法。在写完那本书之后，我开始感到负的方法（见本书第二十一章）的重要性。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哲学的定义是什么，我将会辩证地（哲学术语称之为“悖论”）回答：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乃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最终成为“对于什么不是知识的知识”，即“不知之知”。如果这个看法不错的话，为达到这样的认识就需要使用负的方法。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为我们增进对事实的知识并无用处；但是，它为我们提高自己的心智（心灵和智性）则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所讲的几点，并不仅仅是这个人的看法，而是如前面所述，代表了中国哲学的某些方面。正是这些方面，我以为可能对未来的世界哲学作出一些贡献。下面，我将对此稍加展开，来予以陈述。
哲学和知识的其它分支一样，必须从经验开始。但是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与知识的其它分支不同，在于它的发展将最终引导它到超越经验的“某个事物”。在那“某个事物”里，有某个可以体会却无法凭逻辑来感知的东西。举例来说，人可以通过感性来感到一张方桌子，但人无法感觉到“方”。这并不是因为人的感官不够发达，而是因为“方”乃是一个“理”；逻辑上已经决定：它只能存在于人的思维里，却不可能感觉到。
在那“某个事物”里，还有严格说来，不仅是人无法感觉、甚至是人无法思想的东西。在第一章里，我说，哲学是人对于人生的系统反思。由于这种反思的性质，哲学最终不得不思索在逻辑上不可能成为人思考的对象。在本书第十九章里，我举出“天”这个词，有时也被用以指总体；例如郭象说：“天者，万物之总名也。”宇宙既是一切存在的总体，当人思考这一点时，人只能是进行反思，因为这种思考连同思考者自身都必定要包括在“万物”之内。但是，当人对万物进行思考时，万物处于人的思考之中，便不可能包括它处在其中的这个思想。“万物”既成为人思考的对象，它便必须处于思考着的人的对面。因此，人认为自己在思考“万物”时，实际上所思考的不可能包含“万有的总体”。但是，人必须先思考“总体”这个概念，然后才能体会，思考万有是做不到的。人需要思考，才能体会到事物之中有些是“不可思议”的，正如有时人需要有一点声音，才意识到周围多么安静。人需要想那“不可思议”的，但是当人开始这样去想时，它就立刻溜得无影无踪了。这是哲学最迷人又最恼人的地方。
从逻辑上便不可能被感知的东西，自然超越于经验之上。既不可能被感知、又不可能成为思考对象的东西自然超越于智性之上。对那既超越于经验，又超越于智性的，人不可能说多少话。因此哲学，或至少形而上学是如此，它的本性决定它必然是非常简单。否则，它将成为另一种坏科学。正由于靠它的单纯的思想，哲学得以充分地完成它的任务。
人生的境界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在第一章里我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这里正是对这句话加以说明的一个好机会。
在我所著《新原人》（人性新论）里，我说过自己的看法：人与其它动物不同，在于当他做什么事时，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并且自己意识到，是在做这件事。正是这种理解和自我意识使人感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人的各种行动带来了人生的各种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我所称的“人生境界”。不同的人们可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认识和自我意识不同，因此，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意义也不同。每个人有他的生命活动的范围，与其它任何人都不完全一样。尽管人和人之间有种种差别，我们仍可以把各种生命活动范围归结为四等。由最低的说起，这四等是：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
一个人可以按照他的本能或社会习俗而生活。这样的人好像儿童或原始社会中的人，他们做各种事情，而对自己所做的事缺乏自觉、或并不真正意识到它的意义。因此，他所做的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人生是“自然境界”的人生。
还有一种人，他有私，时刻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这不一定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