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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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治海。”这一思想表明，16 世纪时期的中国跨流域规划思想已具有相
当高的水平。
第四，潘季驯始终强调从河情地势出发，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科
学技术水平出发来确定治河方针和方法。他在垂暮之年，即将告别河工之
际，这样阐述了自己治河方略的实践源泉：“臣自嘉靖四十四年以河事君
父者，凡四伍矣。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或采之舆情，或得
之目击，或稽之以往，或验之将来、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
可；地有定形，强之不可；治有正理，凿之不可。”所谓“采之舆情”就
是作调查研究；所谓“得之目击”就是作实地考察；所谓“稽之以往”就
是吸取前人的成果；所谓“验之将来”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主张和
措施。他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治河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
而不能凭空臆度，穿凿附会。
潘季驯的主要著作有《总理河漕奏疏》14 卷，《宸断大工录》10 卷，
《河防一览》14 卷等。其他河工著作还有《潘司空奏议》，《河防榷》，
《两河经略》，《两河管见》等，但内容大多重复。另有《留余堂尺牍》
等书信集，内容也有不少与治河有关。
潘季驯关于治河的理论和措施，首先直接反映在他给朝廷的河工奏疏
中。这些奏疏多达200 余道，是潘季驯四次担任总河、长期治河实践及研
究的呕心沥血的结晶。奏疏内容包罗万象，从堤工技术到治河行政，从总
体规划到一闸、一坝、一条制度的规定，几乎所有重要河工问题的解决过
程，都反映在他的奏疏中。这些奏疏被后人编辑成《总理河漕奏疏》14 卷。
万历八年，潘季驯的僚属曾把部分河工奏疏和别人给潘季驯的赠言汇编成
集共10 卷，取名《宸断大工录》，这是潘季驯的第一部治河书。后来，他
以《宸断大工录》为基础进行补充删改，辑成《河防一览》14 卷。此书最
集中、最清楚地体现了潘季驯的主要治河思想和措施，它的流传和影响也
最为广泛。清代第一任河道总督杨方兴曾评价说：“司河者略能记诵其《河
防一览》中一二语，其所设施，便出人一头地。（潘）公之功其旷世而难
泯，公之名虽千载亦不灭矣。”《河防一览》约29 万字，精选了41 道治
河奏疏，其中首任和二任时期的奏疏一道也未收入。由此可知，潘季驯认
为三任总河以后的奏疏更能代表他的全面主张。《防河一览》全书内容包
括：皇帝给潘季驯的诏书、黄河图说、治水思想、河防工程的关键地点、
修守章程、潘季驯本人奏疏、黄河源与黄河决口、古今治河重要文献辑录
等8 个部分。它既全面继承了前人治河的主要成果，又系统总结了潘季驯
长期治河的新经验。它既是束水攻沙论的主要代表作，又是中国16 世纪河
工水平、水利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对此后300 年的河工实践起着指
导性作用。
潘季驯最常说的名言，就是“未经身历，不敢妄言”。这充分体现了
他尊重实际的作风。这种作风势必与天神观冲突。所以他说，把治河成败
“归天归神误事最大”。他说，所谓“神”，就是“水性”。人掌握了水
性，“天心”也会顺应人意。如果治河想靠上天保佑，神灵相助，人的力
量就无从发挥了。他还反对迷信书本和古人经验。他非常推崇孟子的一句
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潘季驯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人定胜天的思
想，是他治河能获得重大成就的思想基础。在潘季驯治河300 年之后，国
际水利界曾对治理黄河下游的方略进行过一些讨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水利专家所提出的种种治黄方案，并没有超出潘
季驯早已论述过的原则。20 世纪30 年代，德国著名水利专家H．恩格斯
（Engels）教授对潘季驯的双重堤防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潘氏分清
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
合理。”这说明潘季驯在世界河工史上也是一位杰出人物。
文献
原始文献
［1］（明）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清初抄本。
［2］（明）潘季驯：河防一览，水利珍本丛书本，1936。
［3］（明）潘季驯：宸断大工录，清初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4］（明）潘季驯：留余堂尺牍，清初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5］（明）王锡爵：潘司空墓志铭，见《行水金鉴》，商务印书馆，
1936。
［6］（清）张廷玉等：明史·河渠志，中华书局，1974。
研究文献
［7］岑伸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1955。
［8］沈怡：潘季驯治河，见《黄河问题讨论集》，台湾，1971。
［9］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
［10］郭涛：潘季驯，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
杨济时
朱建平
杨济时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州）人。约明嘉靖元年（1522 年）生；
约泰昌元年（1620 年）卒。中医学、针灸学。
杨济时出身于医学世家。祖父曾任太医院御医，撰有《集验医方》进
呈，帝命刊行天下。济时幼年习儒，博学能文，但科举屡次挫折，遂弃文
而学医。他认真攻读许多家藏的医学秘籍，积年累月，寒暑不辍，颇有心
得。精于针灸，兼通内、外、妇、幼各科。嘉靖时（1522—1566），经选
试，至北京太医院任侍御医。隆庆二年（1568）任职于圣济殿太医院。万
历年间（1573…1619）仍任医官。40 年间，除了太医院，他还遍历福建建
宁（今建瓯）、河北磁州（今磁县）、北京通州（今通县）、江苏扬州、
河南汤阴、山东汉上及山西平阳（今临汾）等地，访贤治病，博采众长。
因医术高超而饮誊朝野。
鉴于当时古今针灸书籍众说纷纭，杨济时乃参合指归，汇同考异，编
成《玄机秘要》（又称《卫生针灸玄机秘要》）。1580 年，过扬州，治愈
黄缜庵儿子面疾，黄出资将此书刊印。书分天、地、人三卷，分图析类，
述针药调摄之法。万历年间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患痿痹之疾，屡治无效，
后请杨济时，三针而愈。济时遂出其《玄机秘要》，赵欲以刊行。济时认
为诸家之说欠全，又广求群书，采录《素问》、《难经》、《神应经》、
《古今医统》、《乾坤生意》、《医学入门》、《医经小学》、《针灸经》、
《针灸聚英》、《针灸捷要》、《小儿按摩》等32 部明以前有关针灸的著
述，并按太医院针灸铜人像，绘制穴位图。晋阳人靳贤受赵文炳之托，帮
他选集校正，撰成《针灸大成》（又称《琼瑶神书》，《四库全书》作《针
灸大全》，乾隆二年会稽章延圭刊本作《针灸集成》），赵文炳作序，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
《针灸大成》共10 卷：卷一首载仰、伏人周身总穴图，次述针道源流，
再集录并诠释《内经》、《难经》关于针灸的经文；卷二、三为针灸歌赋，
其中有流传甚广的《标幽赋》、《金针赋》、《通玄指要赋》、《马丹阳
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以及杨氏家传经验《胜玉歌》等；卷四是历代各家
补泻手法，有《内经》、《难经》、《神应经》、南丰李氏、四明高氏以
及三衢杨氏等补泻，杨氏补泻书中记载的“烧山火”、“透天凉”、“苍
龙摆尾”、“赤凤摇头”等，为临床广泛采用，还记录了针灸禁歌等；卷
五为井荥俞原经合、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卷六、七详论脏腑、经络和
俞穴，共录359 个穴位，其中单穴51 个，双穴308 个，比宋代《铜人俞穴
针灸图经》、元代《十四经发挥》增加了5 个穴位，并对许多穴位的名称、
体表定位、取穴方法、进针深浅、主治功能等详加考订；卷八论述了诸风、
伤寒、痰喘咳嗽等23 门，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科疾病的针灸治疗；
卷九首载治症总要，次述东垣针治、名医治法和各家灸法，后附杨氏医案
31 则；卷十录陈氏《小儿按摩经》。
杨济时认为，治学“不溯其源，则无以得古人立法之意；不穷其流，
则何以知后世变法之弊”，从基础理论，到辨证施治，无不本自《内经》、
《难经》。在《针灸大成》中，杨氏《玄机秘要》的内容，如《兰江赋》、
《胜玉歌》、《治症总要》、《医案》、《策》以及《标幽赋》、《通玄
指要赋》的详尽注释，反映了杨济时源自岐黄而又有创新的学术思想及其
成就。杨氏讲究辨证施治，他认为：“治法因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
证，不随乎法；定穴主乎心，不主乎奇正之陈迹”，“用针之法，要在识
其通变，捷而能明”，如他治两例肩臂痛不举，一例为痰在经络，针药结
合治之；一例痰火炽盛，针灸相配治之。临床治病，立方严谨，选穴精练，
如《胜玉歌》就以60 多个穴位治疗50 多种病症。《医案》中，选穴多在
2—6 个，如许鸿宇患两腿风，日夜痛不能止，卧床经月，针环跳、绝骨穴，
随针而愈。《治症总要》例举151 种证治选穴，常有两组处方，一为主方，
一为备用方，“前穴未效，复刺后穴”。还提出针刺先后次序：“先刺主
症之穴，随病左右上下所在，取诸应穴”，“以不病者为主，病者为应。”
十分重视针刺手法，他在前人基础上，复加悉心研究，总结出“十二字诀”，
即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退针、搓针、捻针、留针、摇
针、拔针等12 种手法。后来又进一步归纳成揣、爪、搓、弹、摇、扪、循、
捻8 法，更为切合实用。清《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认为，“十二字诀”
简明切要，易诵易学，予以收载。透穴针法首见于金元窦汉卿《玉龙歌》，
但仅二则，杨济时则大大加以发展，计有印堂透左右攒竹、地仓透颊车等
14 法。并首创大补大泻手法，用来治疗阴阳俱虚或俱实的病证。第一次详
细论述了“烧山火”、“透天凉”手法的具体操作。此外，还阐明《马丹
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中“截”法和“担”法的含义，分属补法和泻法。
济时强调“用针之法，候气为先”，首先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宁
失其时，勿失其气”等学术主张，对针灸临床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当时，由于“业针法之不精，传授之不得其诀”等原因，致使“诸家
之术惟以药，而于针灸则并而弃之”。赵文炳作《针灸大成·序》亦说：
“迩来针法绝传，殊为可惜。”于是，杨济时发愤编摩，集明以前针灸学
之精华，对针灸学作了一次较大的总结。虽然该书资料庞杂，编次欠当，
但其中阐述并广泛搜集过去有关针灸文献，材料颇为丰富，对穴位考证较
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针灸学者所必读。《针灸大成》自刊行以
来，已有50 多种版本。其翻刻次数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声誊之高，
都是罕见的。其书不但对针灸学的整理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还保存
了许多古代针灸家的学术精髓；不仅在国内流传很广，而且还译成德、日、
法等文，传到国外，对推动国际针灸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杨济时作为一代针灸大家，并不排斥其他疗法。他认为“其致病也，
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故药与针灸不可缺一者也”，视病情
需要，或针或灸，或针灸同施，或针药按摩结合。他也不贬低同道，凡遇
奇证痼疾，常与同僚徐东皋、何鹤松相推荐。其医德与医术一样受人称颂。
文献
［1］（明）杨济时撰，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校释：针灸大成校释，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2］（明）王国光：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序，见《针灸大成校释》，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喻仁喻杰
易华
喻仁字本元，别号曲川。喻杰字本亨，别号月川。庐州府六安州（今
安徽六安）人。喻氏兄弟大约生活在明代嘉靖（1522—1566 年）到万历（1573
—1620 年）年间。兽医学、畜牧学。
关于喻氏兄弟生平和事迹的资料很有限。1988 年为纪念《元亨疗马
集》付梓380 周年，在安徽六安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纪念会，与会学
者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都遗憾地表示喻氏兄弟的生
平待考。关于喻仁、喻杰的生平，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传世之作《元亨疗
马集》作些推测。《元亨疗马集》大量引用了古典文献，并常用诗、歌和
赋的形式来表现。由此可见作者熟读古书，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其次，《元
亨疗马集》收集了大量民间兽医经验，以及不少的发挥和创见，可以推断
喻氏兄弟是民间兽医。他们在“上进铜马表”中也提到“近世有西河子舆，
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
行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本元、本
亨是亲兄弟，长期合作，“究师皇、歧伯之经，泄伯乐、宁戚之秘，针砭
治疗，应手而愈”。他们继承先辈之业，收集民间的经验，并且和自己的
实践紧密地结合，将中国传统兽医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中国传统科学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一种总结的潮流。明万历年间是商
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代，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
了条件。《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相继完成，它们分
别是集药物学、农学、手工业技术大成之作。《元亨疗马集》也具有类似
的特点。
畜牧兽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甲骨文中就包含了不少这方面的知
识。古代相畜医兽专书一般著录在“子部·农家”项下，可是失传的多，
保存的少。兽医书籍一般在民间流传，传抄的人随抄随改，后刻印的兽医
书，比以前的著作大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或改进，因此，新书一出，旧书
就可能随时失传，直到《元亨疗马集》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元亨
疗马集》收录了明以前的农书和主要畜牧兽医著作，包括《齐民要求》、
《四时纂要》、《痊骥通玄论》、《司牧安骥集》的主要内容。这部总结
性的兽医经典著作，奠定了传统中国兽医学的基础。明清以后，它被多次
翻刻，广为传播。
喻氏兄弟写作《元亨疗马集》的有利历史背景是当时安徽的养马业特
别发达。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安徽凤阳，非常重视养马事业。据《滁州志》
卷五记载：“明在内地养马计有十四监所，其中在安徽境内有五监三十三
群。”随着畜牧业的繁荣，畜牧兽医专业书籍也就不断涌现。《元亨疗马
集》只不过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
《元亨疗马集》原名《疗马集》，题为“直隶庐州府六安州喻仁、喻
杰合著”。万历戊申年（1608）丁宾为之作序，题名《元亨疗马集》，正
式梓行。后来又加进了《疗牛集》和《驼经》，称之为《元亨疗马牛驼经
集》或《元亨马牛驼经大全》。《元亨疗马集》丁序本分春夏秋冬4 卷，
有图112 幅，赋3 篇，歌150 首，药方300 余个。乾隆元年（1736）由许
锵作序的许序本，由马经6 卷，牛经上下卷，驼经1 卷组成。随后不久，
六安州著名兽医郭怀西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全面的改编和注解。经安
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