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1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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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有《内经抄》、《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一例》、
《邯郸遗稿》、《医贯》等，惜今多已佚失，仅《邯郸遗稿》、《医贯》
存世。其《医贯》一书阐述“命门”之说，甚为完整，于后世影响深远，
褒贬不一。现将其学说源流与主要观点分述如下。
命门之名，见诸《灵枢·根结篇》，历代诸家对命门的部位与作用各
有所论，颇不一致。赵献可根据《素问·刺禁论》“七节之旁，中有小心”
之观点，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命门学说。指出命门于人身之中，对脐附
脊骨，位于两肾之间。在命门两旁，又有两小窍，右为相火，左为真水，
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赵氏认为命门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谓心非
真君，命门乃主宰十二官之真君真主，并譬人身如走马灯，火旺则动速，
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生动形象地说明命门之火是人体一切生命
活动之原动力。由于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熏陶，他的命门学说也渗透着《太
极图说》的某些观点。古代哲学认为“太极”是无形的一元之气，由太极
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出先天无形的元阴、元阳，从而化生后天有形的
阴阳，赵献可将命门喻为人身之太极，主宰人身之先天与后天。指出命门
为“主宰先天之体”，有“流行后天之用”。主宰先天者系指人体先天无
形水、火之气即真水与相火，由命门主宰，无形之水即元精，无形之火既
元气（亦称真火、真阳），而主宰者命门即为无神，由此体现人身先天之
精、气、神。所谓“流行后天之用”，系指无形之相火与真水于命门作用
下流行周身，它们周流不息，相偶不离。否则，滞则病，息则死。赵氏所
处时代，寒凉之弊盛行，医者对阴虚火旺者习用知母、黄柏，于阳虚火衰
之假阳证亦多误用苦寒直折，赵献可有鉴于此，深为感叹。强调“火不可
水灭，药不可寒攻”。其立足命门学说，力倡温补为主，是明代温补派中
有代表性的医家。他的温补观点与同时代人张景岳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用
药则与张氏自制大补阴煎，左、右归饮不同。认为命门君主之火，乃水中
之火，火之有余是因为水之不足，不可去火，只当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
以镇阳光，六味丸熟地、山萸、山药、丹皮、泽泻、茯苓，皆濡润之品，
故阴虚火动之证主以六味丸壮水；火之不足是因为水之有余，不必泻水，
只可水中补火，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八味丸中肉桂、附子，为辛润之物，
故阳虚火衰者主以八味丸益火。赵氏于此二方格外重视，应用非常广泛，
并在书中反复阐解。他反对在这两方中杂加脾胃药及寒凉药，提出人参是
脾经药，引不得肾经。黄柏、知母系苦寒之品，不能沃无形之火却反伐脾
胃。主张二方中不可减去泽泻。在《医贯》一书中，赵氏论述了中风、伤
寒、温病、郁证、血证、痰证、喘证、消渴、中满、泻利、二便不通、遗
精、中暑伤暑、疟疾、痢疾以及眼目、耳、口齿、咽喉疾患等诸多疾病之
证治，在辨析发病原因、病机变化时，赵氏认为真阴不足、真阳虚衰是疾
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前述治疗思想的指导下，他结合病情推衍出了
一系列治则治方。他的观点不少为后世所称道效法，也招来了后人的贬斥。
《医贯》撰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从它的初刻本算起，前后曾
刻印近20 次，50 年代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又出版了排印本。可见《医贯》
在后世流传甚广。清初宗赵氏之说者有高鼓峰、吕晚村、董废翁诸人，他
们临证亦从调补真阴真阳着手，多用八味丸、六味丸主治疾病。清陈士铎
著《石室秘录》，论述命门，以赵氏命门学说为基础，归纳精要，为世人
所重。近现代人们从理论探讨、实验研究、临床应用等三方面对命门学说
进行了新的研究：从理论上推测其在人体所处位置；探讨它的生理功能；
追溯这一学说的源流。有人认为命门功能同于肾阳；有人主张命门即指元
气，不是实物脏器；有人提出命门生理作用突出在阳气方面，但亦不可忽
略真阴，阴阳相互依存，相生相长，才能水火既济。通过反复实验，有人
得出结论：命门不是一个脏器，而是一个系统，它通过内分泌系统、植物
神经系统，以及环磷酸腺苷代谢、蛋白质合成、免疫调节等诸方面，对人
体起着调节作用。在临床应用方面，人们以肾命乃人生之本为依据，辨证
论治，采用众多种调整命门水火滋补肾脏的方法，广泛用于治疗各科疾病。
尤其在治疗慢性疾病方面疗效显著。此外，在益肾养生、以培养命门之火
为主防治老年疾病方面也取得积极成效。然而对《医贯》一书也有持否定
观点者，最为突出的是清代徐灵胎著专书《医贯砭》对它大加抨击。他指
责赵献可心非真君，命门乃主宰十二官之真君真主的观点为邪根之说，反
对滥用六味、八味丸。认为疾病当审寒热虚实而分别治之，不可过于强调
养火补虚。有关伤寒、温病的诊治徐氏也持有与赵献可相对立的观点。徐
灵胎于《医贯》几乎逐段逐句地驳斥，其中并非全为无理，然言辞过激，
实有谩骂之嫌，难怪《四库提要》亦批评他“肆言辱詈，一字一句，索垢
求瘢，有伤雅道”。《医贯砭》的问世，使《医贯》流传受到一定影响。
赵献可的另一部存世著作《邯郸遗稿》，系妇科专书。它以《史记》
载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而名之，寓意甚深。此书是赵
氏晚年之作，所述经、带、胎、产，要言不繁。其论妇科证治亦以补命门
真阴真阳为要法。于安胎保产方面，独有见地。指出胎茎之系于脾，犹钟
之系于梁，若栋柱不固，栋梁必挠。谓安胎先固两肾，肾中和缓，始脾有
生气，不必拘以黄芩、白术安胎。是书记载了一些赵氏经验方及有效单方，
其中不乏可取之处。《邯郸遗稿》前人对它评价甚高，惜其传本鲜见，《中
国医籍考》仅列书名，《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未予收录。1982 年浙江中医
杂志第4 期至第10 期将其全文连载，使其得以传播于世，实为幸哉！
文献
原始文献
＇1＇（明）赵献可：医贯，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2＇（明）赵献可：邯郸遗稿，浙江中医杂志，1982，4—10 期。
研究文献
＇3＇（清）徐大椿：徐大椿医书全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4＇姜春华：赵养葵的学术思想，浙江中医药，1979，2，第35 页。
＇5＇陈熹裕：赵献可的益肾养生观窥见，江苏中医杂志，1985，6，第
12 页。
＇6＇张觉人：略述赵献可冶疗老年病的学术思想，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1983，1，第38 页。
＇7＇程昭：命门学说研究与临床应用＇综述＇，新疆中医药，1986，2，
第18 页。
吴又可
洪武娌
吴又可名有性。吴县（今江苏）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6世纪
80 年代至17 世纪60 年代。中医学。
吴又可所处的明末时期，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社会上瘟疫不断流行。
在永乐六年（1408）到崇祯十六年（1643）这两百多年间，发生瘟疫大流
行就达19 次之多，劳动人民死亡不计其数。这一严酷的现实，对医学提出
进一步发展防治瘟疫病的要求。
当时医学界对传染性疫病的处理措施，大多数医家仍然遵循古法，拘
泥于张仲景《伤寒论》的理、法、方、药，而忽略了温疫病的特点。吴又
可通过长期医疗实践，特别是亲眼看到当时一些医者照搬古老的方法来治
疗流行性温疫病，疗效欠佳，甚至有许多人不是死于病，而是死于医生的
误治，十分痛心。他提出了“墨守古法不合今病”的革新思想，并对温疫
病进行了全面研究，在病原学、传染途径和方式、流行的特点、治疗原则
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于1642 年著成《温疫论》一书。此外，还有
《伤寒实录》（已佚）和《温疫合璧》等书，其中《温疫论》是他的代表
作。
《温疫论》是论述温疫即急性传染病的专著，在温疫证方面有其独到
的见解。
关于传染病病原病因，历代有时气、伏气、瘴气等不同学说，多数医
家认为，传染病病因乃是感受外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在气候
异常急骤变化下，即“非其时而有其气”所致，即中医所谓“六淫”致病。
吴又可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温疫病不是什么风、寒、暑、湿所
伤，而是由于感染了自然界中的一种异气。外界气候变化是自然界的正常
现象，并不一定致病于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吴又可提出了“戾气”，
进而又发展为“杂气”的新学说。戾气是指发病急骤，病情重笃，症状相
似，传染性强的致病因素；杂气则是指病源多种多样，并可导致多种不同
的病证。
关于杂气，吴又可在《温疫论》中专辟一节详细论述杂气的性质，“杂
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当时医界大多把大麻风、痛风、
历节风、疠风等视为风邪所致，把疔疽、痈疽、流注、流火、丹毒、痘疹
之类，视为火邪所致，他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他指出：这些病证都是同一
类病因即杂气所致。还进一步说明杂气的种类很多，“为病种种，难以枚
举”。他例举了发颐、大头瘟、咽痛、虾蟆瘟、疟、痢、痘疮、斑疹等等，
都是杂气所为，而其病情有轻重不同，则与杂气毒力的强弱有关，严重者
“顷刻而亡”。杂气致病可因地域、季节、时间而有轻重不同，患者也有
多有少，有时“遍于一方”，有时“患者稀少”。
更难能可贵的是，吴又可指出了杂病对特定的脏器和经络的亲和力。
杂气虽然“为病种种”，但却是某种杂气侵犯某一经络或某一脏器，可以
“专发为某病”。吴又可还观察到杂气的另一个特点，即所谓“气所伤不
同”，某种杂气可致某种动物发病，而不致其他种动物发病。如“牛病而
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这是由于“其气各异”，也
即对各种动物的致病杂气各不相同。
吴又可不但认为杂气可致内科某些疾病，还提出杂气与外科某些感染
性疾患有关。他说，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和发斑、痘疹
等，不是“心病”所致，而是杂气所造成的，对《内经》关于“诸病痒疮
皆属于心”的理论提出异议。他认为一切外感热病，如果没有病因可查，
大都由于感受杂气所致。
吴又可对于疫病流行的认识，较前人有了很大进步。他提出伤寒是感
受寒邪，自毫毛腠理而入，中于脉络，自表入里，自阳至阴依次发展；而
疫病是感染一种戾、杂气而致病。温疫存在于四时，常年不断，只要疫气
存在，“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病邪伏于膜原，即侵入的部位不
在脏腑，也不在经络，而是在夹脊之内，离肌表不远，接近于胃，是表里
交界的地方，称为半表半里。吴又可的“膜原”说，创造性地将《内经》
的膜原说理论应用于温疫病，这与他长期对温疫病的观察和研究不无关
系。他还提出温疫的传染途径，指出“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邪
从口鼻而入”。说明温疫病是经空气传染和接触两种传染途径传播的。关
于疫病流行特点，他认为有大流行和散在流行两种情况。这个认识较古人
只有大流行才算是疫病流行，也大大提高了一步。
吴又可还注意到了人体抵抗力在发病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
在同一环境中，尽管接触的邪气相同，但结果却有别。他说：“其感之深
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
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在温疫病的治疗方面，吴又可也有较深的造诣。他根据“邪在膜原”
的理论，创制了达原饮的治疗方剂。达原饮是治疗温热病的首选方，在临
床应用本方时，根据温热病的传变和病情变比，加以化裁。如温热病兼有
胁痛、耳聋、寒热、呕吐、口苦等症状，是热邪影响于少阳经所致，可在
本方的基础上加柴胡；如兼有腰背颈项痛者，是邪热影响于太阳经，可在
本方中加羌活；如兼有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中干燥、失眠等症状，
则是热邪影响于阳明经，可在达原饮方中加葛根。并应根据发病的迟速、
轻重等情况，灵活加减化裁。
对温热病的治疗，吴又可强调以驱邪为主。他指出：“客邪贵乎早逐，”
“邪不去则病不愈”，重用攻下法。同时告诫医者用攻下法时，“要谅人
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即根据辨证
论治的治疗原则，要灵活运用攻下法。他还详细论述了温疫病各种变证及
其治疗，汗吐下各种适应证及禁忌证。还附有不少典型病案，以便在诊治
温疫病时有所参考。
吴又可是明清时代湿病学说的先驱。在他创立的温热病学的影响下，
许多医家纷纷研究疫病，著书立说。如余师愚《疫疹一得》、戴北山《广
温疫论》、刘松峰《说疫》、陈耕道《疫痧草》、熊立品《治疫全书》等
都是在吴又可的温热病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他们对吴又可的评价是：
“独出心裁，未引古经一语”。“议论宏阔，实发前人所未发”，高度赞
扬了吴又可的创新精神。《温疫论》问世后不久，还传至日本，影响国外。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温疫论》在论述疾病方面，不可能十分全面，
如疫病的预防措施，就几乎没有涉及，而且治疗的内容不够丰富，过分强
调攻法。
文献
原始文献
＇1＇（明）吴又可撰，浙江省中医研究所评注：温疫论，人民卫生出版
社，1977。研究文献
＇2＇张志远：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3＇蔡景峰：温病学家吴又可，健康报， 1963 年6 月12 日。
＇4＇史常永：试论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及其戾气学说，医学史与保健组
织，1958，4，第310—314 页。
计成
孙剑
计成字无否（读fǒu），号否（读pǐ）道人。吴江（今江苏吴江）
人。明万历十年（1582 年）生；崇祯八年（1635 年）以后行踪不详。建筑
学。
计成出身于具有浓厚书画艺术风气的吴江计姓家族。他自小学画，擅
长山水。《园冶·自序》称：“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同、荆
浩笔意，每宗之。”荆浩、关同是唐末五代开一代新风的山水画大师，擅
写北方景物，构图多以雄壮的巨峰为主，进而扩展山川、地势、树木花草，
配以行旅、渔舟，点缀寺庙、山居等等，展现一种恢弘的大自然风貌，这
对计成后来的造园思想有重大影响。计成也工诗文，阮大铖有《计无否理
石兼阅其诗》，并评论说计成“所为诗画，甚如其人”。可惜诗已不传。
计成中岁以前，“业游”燕楚，大约40 岁左右时，回到江苏镇江。有一次
偶然戏做石壁一座，观者俱称“俨然佳山也”，从此传出名声，随后便以
造园叠山声誉鹊起，名驰江南。他从一个诗人画士，正式改行，为人造园
叠山，所建第一座名园是常州吴玄的东第园，这一作品使他一举成名。接
着为汪士衡造寤园，获得更大成功，有与东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