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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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所著“产后篇”两卷，专门论述产后妇女的调理。他认为人体患
病，皆起于“气血之衰，脾胃之虚”，而产后此种虚衰尤甚。对产后各种
疑难杂症，均立有法则，以便于遵循。
《傅青主女科》是一部妇产科学的手册，简明、扼要、实用，在中医
妇人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道光年间付梓以后，短短不到一个世纪
里，翻刻版本达40 多种，可见它的价值！由于傅山医术高明，尤对女科有
突出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誉为“仙医”、“神医”。他所拟的方剂如
完带汤、引精止血汤、固本止崩汤、两地汤、通乳丹等，至今仍为一些临
床家所采用。
傅山具有儒家正统思想，终生坚持不为清廷服务。由于他的声誉及博
学，曾被荐为康熙帝的博学鸿儒，但他坚拒不受，朝廷强行肩舆入京，他
仍住在旅邸称病。最后，清廷只好赐他为“内阁中书舍人”放归故里。对
于患者，他则是认真负责，曾说过：“凡歪好胡混文章子，从他妄行，不
过出丑惹笑。若医药之道，偶尔撞着一遭，即得意以为圣人复出，不易吾
言，留其说于人间，为害不小。处一得意之方，亦须一味味千锤百炼。”
“卤莽应接，正非医王救济本旨。”其中可能也含有政治影射的味道，但
由此也可见他对医药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献
原始文献
＇1＇（明）傅山：傅青主男科，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2＇（明）傅山：傅青主女科，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3＇（明）傅山：霜红龛文，岳麓书社，1986。
研究文献
＇4＇何高民：傅青主医学著作考，山西中医研究所，1962。
＇5＇蔡景峰：《傅青主女科》非伪书辨，见《科技史文集》第14 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方以智
金秋鹏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自号有龙眠愚者、宓山子、无可、药游老
人等数十个。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生于安徽桐城；清康熙十年（1671
年）卒于江西万安。物理学。
方以智一生的政治生涯曲折坎坷。早年怀才不遇，与东林党和复社的
人士交友，受到阉党阮大铖的排挤。他不满时政，对明末政治的黑暗、腐
败感到深恶痛绝；他又企望明王朝不致倾覆，反对农民起义，反对清兵入
关。他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历官翰林院简讨、工部观政，充定
王、永王讲官。1644 年明亡后，他先后流亡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支持抗清斗争。清顺治七年（1650），他出家为僧，过着苦行僧和学问僧
的生活。康熙十年因受广东反清事件的牵连，他在庐陵（今江西吉安）被
捕，在押送广东途中病逝于万安惶恐滩舟上。
虽然方以智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他在学术方面却成就卓然，是明
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
方以智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外祖父和父亲都
是当时的官绅和名士，在医学、天算、地理、军事等领域中都有很深的家
学渊源，对于易学的研究更是数代相承。方以智少承家训，受到父祖们的
熏陶，养成了好学求进的习惯。他6 岁时就知文史，7 岁至15 岁随父宦游，
到过四川嘉定、福建霞浦、河北、北京等地，游历了不少名山大川，对大
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览胜探奇，在大自然中陶冶性情，探讨其
中奥秘，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在青年时代，方以智博采众艺，纵览群书，在哲学、文学、音韵学、
训诂、历史、天文、数学、医学、美术、军事等领域都有所涉猎，而且还
接受到一定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从而奠定了他广博的学术基础。终其一
生，他坚持为学，并撰写有一百多种著作，其中，有《医学》、《医学会
通》、《明堂图说》、《内经经脉》、《医集》等医学著作。《医学》、
《医集》二书已佚，其余三种亦仅存手抄本。《医学会通》和《内经经脉》
为论述医理、脉理、药性以及医方的著作，反映了方以智以易学会通医学
的思想。《通雅》一书是他集大成性的代表作，从1637 年动笔至1666 年
出版，花了30 年的心血。全书55 卷，内容为“考证名物象数、训诂声音”，
包括有天文、历法、月令、农时、地理、器物、植物、动物方面的记述。
《物理小识》则是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代表作。
《物理小识》一书的书稿写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清初他流亡广
东时又重行修改。该书原附于方以智重要著作《通雅》之后，康熙三年
（1664）单独印刷行世。除卷首“总论”外，全书分为12 卷，包括天类、
历类；风雷雨■类、地类、占候类；人身类；医药类上医药；医药类下药；
饮食类、衣服类；金石类；器用类；草木类（上、下）；鸟兽类（上、下）；
鬼神方术类、异事类等。从上引的12 卷目录中，可以看到《物理小识》一
书内容极其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动植物、医药、人类以及人们的
日常器用等无所不包，而且古今中外兼收并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其中，有关自然科学的内容达近千条。
在西方学说的影响下，方以智在中国首先把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物
理”）、人文科学（“宰理”）和哲学（“物之至理”）三类。据统计，
在《物理小识》中约有5％的篇幅的资料来源于当时传教士的著述，其中有
54 处引自艾儒略（J．Aleni）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但他对西方的学
说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复述，而是持批判地吸取的态度，具有自己独立的见
解。他既注意吸取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又对西方哲学和神学进行批
判。同时，他重视整理和归纳中国传统的科学遗产，又反对泥古，认为研
究古代是为了今日所用。方以智的这一治学精神，贯穿于他的《物理小识》
一书中。
在自然观方面，方以智继承了气一元化的传统理论，认为“气”充盈
于宇宙万物之中，“充一切虚，贯一切实”，世上没有“离气之质”，一
切事物都是由气所构成。他还批判了西学中那种一切归于意识的唯心论自
然观。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
方天文学，介绍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
历法等知识。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利玛窦
（M．Ricci）等人认为，太阳半径为地球半径的160 多倍，而太阳距地球
只有1600 多万里，方以智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计算（定地球圆周长
约9 万里），太阳的直径就将近有日地距离的1/3，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为此，方以智提出了“光肥影瘦”的理论，即人眼所见的太阳圆面比实际
的发光体要大。这个理论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在物理学方面，《物理小识》中的记述涉及力、光、声、热、磁等分
支，内容包括比重、表面张力、杠杆原理、螺旋原理、光的反射和折射、
光学仪器、大气光现象、透镜、声音的反射、隔音效应、磁偏角随地域的
变化、金属传热等问题。其中，有些记述在当时世界上还是先进的。如所
记述的有棱宝石、三棱水晶能把光分成五色，并指出这与五色彩虹同理，
比牛顿的分光实验早30 多年。
在人体生理学方面，方以智引用汤若望（J．A．S．von Bell）《主制
群征》的记述，介绍了关于人体骨骼、肌肉的种类等知识，但剔除了汤若
望书中那些上帝造物的宗教内容。
在认识论方面，方以智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是“学而后知”的，
不可能生而知之，并提出了“学天地”，“辨物则”的认识原则。他强调
要探索和认识事物的规律，指出只有辨识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才能真
正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正是在这一认识论思想的指导下，方以智重视
对自然现象的探讨，重视自然规律，因而能在自然科学、哲学和人文科学
等领域中有所贡献。
文献
原始文献
＇1＇（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商务印书馆， 1937。
＇2＇（明）方以智：通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
印，1986。研究文献
＇3＇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4＇任道斌：方以智著述知见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5＇冒怀辛、金隆德：方以智，见辛冠洁等主编《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
评传》第3 卷下册，齐鲁书社，1981。
张履祥
曾雄生
张履祥字念夫，一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明万历三十九年
（1611 年）生；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卒。农学。
明王朝自万历之后国势衰颓，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终于在崇祯末年爆
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张氏家族也随之衰落。
张家原本是桐乡望族，祖父和父亲在当地都小有名气，尤其是张履祥的祖
父酷爱学问，举凡经史、传记、医卜杂家，无不通晓。因不善理家，家道
开始中衰。其父在他7 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留下幼子弱母，守田度日，处
境艰难。在母亲沈氏的教导下，张履祥从小立志读书，15 岁即补县诸生，
做了秀才。后虽屡试举人，但终以落第作罢，遂在乡间教书。崇祯末年，
他拜致仕御史刘宗周为师，此人对他的影响很大。刘宗周的老师是吴康斋，
吴设帐授徒时，隐居乡间，率弟子亲自种田。张履祥对此欣然神往。他的
学生陈克鉴在《补农书》“引”中写道：“昔吴康斋先生讲濂、洛、关、
闽之学，而隐于农，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
1644 年，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刘宗周自杀。张履祥闻知痛哭。次年，
清兵攻陷浙江。他和徐敬可、何商隐等加入了以吕留良为代表的反清复明
的行列。到清顺治四年（1647），清王朝统治局势已定，他便与徐、何等
人决心隐居终身。
张履祥的隐居生活是以教书为主，另有40 余亩田地雇人耕种。他在教
学之余，也亲自动手干些农活，还经常向老农请教和讨论问题。农忙季节，
他或是亲自监督雇工劳动，检查成绩；或是穿草鞋、戴草帽，送饭到田间。
他最擅长的农活是修剪桑树，连有经验的老农也比不过他。实践使他在农
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补农书》“跋”
中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识其端。”
顺治十五年（1658）张履祥过隐居生活已整整10 年。在此期间，他得
到了一本《沈氏农书》。据张履祥说，沈氏是距桐乡不远的湖州涟川人氏，
《农书》作于崇祯末年。全书分“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
六畜附”、“家常日用”等部分。书中介绍了一整套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
技术，但这并非是沈氏的首创，早在沈氏之前约半个世纪，乌镇人李乐曾
纂修过一本《乌青志》，其中就总结了当地农民干田、施肥、育秧等水稻
生产技术，这些技术为沈氏所借鉴，并在实践中加以补充。正因为《沈氏
农书》记载的是当地农民长期积累起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所以张履祥对此
书大加赞赏，他在《农书》“跋”中指出：“按此书大约出于涟川沈氏，
而成于崇祯之末年，正与吾乡土宜不远。其艺谷、栽桑、育蚕、畜牧诸事，
俱有法度，甚或老农蚕妇之所未谙者。首列月令，深得授时赴功之义。以
次条列事力，纤悉委尽，心计周矣。”他亲自抄录了《沈氏农书》，与家
人共同研读，并奉为种桑治田的最高准则。
张履祥在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抄完《农书》，八月又在徐敬可的
吩咐下，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及与老农所讨论过的农事经验写了出来，
这便是《补农书》。现在通行的《补农书》一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沈
氏农书》，下卷是张履祥的《补农书》。这是自宋代陈■《农书》之后，
又一本关于南方稻区的农书。
《补农书》和《陈■农书》的基本内容相同，也为水稻、蚕桑和家畜
饲养等3 个方面。宋代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杭嘉湖地区成为全国
的蚕桑业中心，这种经济格局在《农书》中得到了反映。《陈■农书》中
水稻占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沈氏笔下水稻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但仍居首位，
而张履祥《补农书》中，蚕桑已取代水稻名列前茅。家畜饲养变化虽不明
显，但经营目的却大不一样，在陈■和沈氏看来，养牛、猪、羊等，不过
是为了给种植业提供动力和肥源，充当配角而已，而张履祥饲养动物在很
大程度上是供给市场，如对蚕、鱼、鸡、鹅等的经营，无不以市场为导向。
这种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而且也促进了粮食
生产的发展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稻麦二熟制就是在宋代以后的江南地区发
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没有相应配套的整地技术，稻麦二作之间在季节上存
在一些矛盾。宋代只有早田才能种上二麦。元代发明了“开■作沟”的办
法，为解决二作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途径。在此基础上，沈氏指出：“垦
麦棱（即■），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
种。倘时候已迟，先浸种发芽，以候棱干，切不可带湿踏实。”张履祥又
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提出了“■（即■）燥、土疏、沟深”，关键在于“早”
的要求，他说：“况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燥，
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
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燥、土疏、沟深，又为将来种稻之利。”又说：
“垦沟揪沟亦宜早，俗谓：‘冬至垦为金沟，大寒前垦为银沟，立春后垦
为水沟。’揪至两遍更好，沟深则棱土厚而脱水尽，田底亦愈熟故也。”
这些要求使得宋元以启的“开■作沟”技术发展到非常完备的程度。
为了解决稻麦二作的矛盾，延长麦子的生育期，《补农书》中还较早
地记载了小麦移栽技术。沈氏说：“若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
每颗十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秆壮麦粗，倍获
厚收。”张履祥说：“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
气。”小麦移栽技术首见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浙江《崇德县志》。
崇德与桐乡是近邻，小麦移栽技术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带最先使用的。这表
明古人在解决稻麦二作的季节矛盾方面，又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张履祥在农业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还在于蚕桑方面，这与他重
视蚕桑是分不开的。张履祥发明了松棚式木架养蚕法。此法预先做一个像
松棚似的木架，宽度和径深均为1．45 丈，架的高度以超过桑树为准，上
面编织细竹作盖，像桑树栽在屋中一样。或一天移动一下，或2—3 天移动
一下，得据饲蚕的多少而定，桑架早晚可避露水，晴天可遮蔽太阳，阴天
可防止雨水，使桑叶保持干鲜。在4 月份的农忙季节，使用这种方法既省
人工，又可预防蚕病，对于提高茧丝的质量和产量都很有意义。他还总结
了桑树压条的繁殖方法，他说治地必宜压桑秧。因为桑秧由自己培育，容
易选择，而根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