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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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序，备极推崇。


王锡阐晚年曾和吕留良、张履祥等一起讲授濂洛之学，即北宋周敦颐
和二程的哲学，属于清初很流行的程朱学派一路。

王锡阐曾与清初著名文学家朱彝尊有交往。他们二人曾一同披阅过南
怀仁（F．Verbiest）《灵台仪象志》的一个校刊本，他们看过的这两册书
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上面记有此事。王锡阐又曾与当时另一位著名
遗民学者万斯大一起研讨天文历法。万以研究经学著称，又因于1664　年毅
然收葬抗清英雄张煌言被俘就义后的遗骨而受到时人称道。王锡阐对万斯
大颇为尊崇，曾表示愿意追随他致力于改革历法。

王锡阐一生几乎未出过远门。他虽与上述以哲学、文学名世的诸学者
颇有来往，却从未会晤过当时大有名望的两位天文学家——梅文鼎和薛凤
祚。这三位天文学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同时从事天文学活动。当时
曾有“南王北薛”之语，将王与薛并称，但梅文鼎认为王在薛之上，他还
为未能及早认识王锡阐而抱憾。而阮元在《畴人传》（1799）一书中则提
出了“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的评语。王、薛二人曾有书信来往。

王锡阐写过一篇寓言式的自传《天同一生传》，这篇自传对于了解王
锡阐的生平事迹虽无很大的直接帮助，但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和政
治倾向：“天同一生者，帝休氏之民也。治《诗》、《易》、《春秋》，
明律历象数。。。帝休氏衰，乃隐处海曲。冬■夏褐，日中末■，意恒泊
如。惟好适野，怅然南望，辄至悲欷。人咸目为狂生，生曰：我所病者，
未能狂耳！因自命‘希狂’，号天同一生。”所谓“天同一生”到底是什
么意思，王锡阐不肯明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南明政权直到王锡阐
33　岁那年（1661）才最后灭亡，而台湾郑成功抗清政权更坚持到王锡阐去
世之后一年（1683），则自传中“怅然南望，辄至悲欷”，“我所病者，
未能狂耳”等语显然是他亡国之痛的表现。

1。对中西天文学的研究与观点
明末由徐光启主持，招集来华耶稣会士编撰成《崇祯历书》这一巨著，
系统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入清后康熙帝热爱自然科学，尤好西洋天文数
学，大力提倡，一时士大夫研究西方天文历法成为风尚，为前代所未有。
清政府又从一开始就用耶稣会士主持钦天监，并以《西洋新法历书》的名
称颁行《崇祯历书》的删改本，即所谓新法，风靡一时。但满清以异族而
入主中国，又在历法这一象征封建统治权的重大问题上引用更远的异族及
其整套学说和方法，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时明朝的遗民们看
来，是十足的“用夷变夏”，很难接受。作为明朝遗民的一员，从感情上
来说，王锡阐对西方天文学有很强烈的厌恶之感。

在这样的心情之下，王锡阐发愤研究天文历法，从20　多岁起，数十年
勤奋不辍。由于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和西方天文学都作过较为深入的研


究，王锡阐的意见尽管不无错误之处，但毕竟比较言之有据，与一般的泛
泛之谈和盲目排外者有很大不同。

王锡阐研究所得的第一个重要观点是：西法也有不完善之处，而中法
未必不善。他认为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未必不如西方，只是掌握运用不得
其人。他又认为西法对中法的错误批评，是由于未能深知中法的精义（法
意），他在《晓庵新法》自序中列举出西法“不知法意”的例子5　条，依
次为平气注历、时制、周天度分划法、无中气之月置闰和岁初太阳位置，
为中法辨护。又指出西法有“当辩者”10　点，依次为回归年长度变化、岁
差、月球及行星的拱线运动、日月视直径、白道、日月视差、交食半影计
算、交食时刻、五星小轮模型、水星和金星公转周期10　个问题，以证明西
法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在《五星行度解》中，他又有西法六误之说，是针
对《崇祯历书》中行星运动理论不完备而提出的批评。总的来说，王锡阐
关于西法并不完善的结论是正确的。《崇祯历书》中的西方天文学，没有
超出J．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的欧洲天文学水平，
其中行星运动理论之不完备尤为明显。但王锡阐为中法所作的辩护，则大

多是错误的，比如他坚持认为中国古代将周天划分为365　
41　度的传统方法

比西方的360°更好。此外，对于中、西法的优劣，他还有过一些感情用
事的议论。

王锡阐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西法源于中法。这个观点别的遗民学者
提出得更早，但因王锡阐天文学造诣较他们更高，且兼通中、西之法，所
以他的论述对此说传播的作用很大。王锡阐在《历策》中说：“今者西历
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
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对此他
举出了5　条例证。但他的这些例证只是表明中国传统天文学用代数方法也
能达到与西法同样的功用（至于两者的精确程度之差别他未提到），并不
表明两者方法上相同。最后他的结论是：“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这显然是错误的。

王锡阐述看出了古代印度历法与欧洲天文学的渊源关系。他指出：“西
历源于《九执》，而测候稍精，但《九执》仅有成法，不言立法之故，故
使西人得以掠其绪余，簧鼓天下。兹亦不必求诸隐深，举其浅显易见之粗
迹，无非蹈袭剽窃之左券：即如岁、月、日、时、宫闰、月闰、最高、最
卑、次轮、引数、黄道九十度限、月离二三均数、五纬中分较分之属，无
一不本《九执》。”《九执历》是唐瞿昙悉达编译的印度天文学著作，其
中有不少希腊天文学的内容，王锡阐能看出它与欧洲天文学同一渊源，是
有道理的，但他把两者的先后关系弄颠倒了。这与梅文鼎看出西法与伊斯
兰天文学的渊源关系而断定西法源出回历，是同一性质的误解。

王锡阐虽然在感情上非常不喜欢西法，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天文学家，
他并不因此而主张一概排斥西法，而是认为应该中西兼采。在王锡阐心目


中，理想的历法是仍旧使用中国古代传统的结构框架，同时采用一些西方
天文学的技术性成果，比如较为精确的数据之类。王锡阐最重要的天文学
著作《晓庵新法》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实施。

2．《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及其他著作
《晓庵新法》全书共6　卷，成书于1663　年秋。这是王锡阐最系统、最
全面、也是他自己最重视的天文学力作。在自序中，王锡阐对于当年徐光
启表示要“■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而实际上最终修成的《崇祯
历书》却完全未采用传统模式这一事实感到遗憾：“且译书之初，本言取
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为
此他决心在《晓庵新法》中来实践他自己的主张。

《晓庵新法》第一卷讲述天文学计算中需要的三角学知识，定义了正
弦、余弦、正切等函数，本质上和现代完全一样，不过他纯用文字表述。
第二卷列出天文数据，其中有些是基本数据，大部分则是导出常数。又给
出二十八宿的跨度黄经和距星黄纬。第三卷兼用中西法推求朔、望、节气
时刻及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第四卷研究昼夜长短、晨昏蒙影、月亮
和内行星的位相，以及日、月、五大行星的视直径。

第五卷非常重要。先讨论时差和视差，再进而给出确定日心和月心连
线的方法，称为“月体光魄定向”，这是王锡阐首创的方法。

第六卷先讨论了交食，其中对初亏、复圆方位角的计算与“月体光魄
定向”一样。随后用相似方法研究金星凌日，给出了推算方法。又讨论了
“凌犯”，即月掩恒星、月掩行星、行星掩恒星、行星互掩等各种情况。
对金星凌日和“凌犯”的计算，皆为王锡阐首次引入，在前代的历法著作
中未曾有过。

《晓庵新法》虽在计算中采用了西方的三角学知识，但并未使用西方
的小轮几何体系，也未建立宇宙模型。按照中国古典历法的传统，历法不
必涉及宇宙模型问题。要预推天体视位置，也未必非建立宇宙模型不可，
更不是非用小轮几何体系不可。

《晓庵新法》在“月体光魄定向”、金星凌日、“凌犯”等计算方法
中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才能，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第二卷给出数据达
263　个，其中大部分是导出数据，但对于如何导出则未作任何说明；而以
下四卷中的各种计算都从这些数据出发，结果最后推得的任何表达式都无
法直接看出其天文学意义。又如，后四卷中出现的新数据，包括计算过程
中的中间值在内，各有专名，竟达590　个之多，其中还有同名异义、同义
异名等情况。这些都使读者在理解其内容时面临巨大困难。王锡阐因为刻
意要“归大统之型范”，所以在《晓庵新法》中不采用任何图示。他又对
古人“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的


传统十分倾慕，以至使《晓庵新法》成为中国古典天文学著作中最难解读
的一部。

王锡阐在《晓庵新法》中，通过对历元和“里差之元”这两个问题的
技术处理，隐晦地寄托了他的故国之思。他采用崇祯元年（1628）作为历
元，这年又正是他本人诞生之年。由于王锡阐在各种场合都拒绝使用清朝
年号，他选择历元的用意是容易理解的。他又选择南京作为“里差之元”，
而南京既不是他生活的地方，从天文学或地理学上来说也没有任何特殊之
处。但南京是明朝的旧都，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南京仍一直保留着全套中
央机构，号为留都，而南明的弘光政权也建都于此。王锡阐的用意，也只
能从故国之思这方面来理解。

王锡阐虽然在《晓庵新法》中尽力“归大统之型范”，但实际上他对
西方天文学方法也是有很深造诣的。1673　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五
星行度解》。从天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五星行度解》的重要性显然
在《晓庵新法》之上。《五星行度解》是为改进和完善西法中的行星运动
理论而作，完全采用西方的小轮几何体系，有示意图6　幅，全书非常明白
易懂。

《五星行度解》不分卷。在此书中，王锡阐首先建立了他自己的宇宙
模型，这模型与《崇祯历书》中采用的第谷（Tycho　Brahe）模型稍有不
同：“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内，但五星皆居本天之周，太阳独居本天之心，
少偏其上，随本天运旋成日行规。此规本无实体，故三星出入无碍；若五
星本天则各为实体。”王锡阐主张本天皆为实体，这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的水晶球宇宙模型颇为相似，他还引用《楚辞·天问》中“圜
则九重，孰营度之”的话来证明“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

王锡阐接着又对行星运动的物理机制进行了讨论。他试图用磁引力来
说明行星环绕太阳所作的运动。他的这些说法是受了开普勒关于天体磁引
力思想的启发。

按照西法一贯的定义，所谓“本天”皆指天体（或本轮的中心）在其
上运动的圆周，而王锡阐提出的“太阳本天”，太阳并不在其圆周上运动，
则已是与五星本天性质不同的另一概念。实际上，对推算五星视运动而言，
这个“太阳本天”并不起丝毫作用，起作用的是“日行规”，实即第谷的
太阳轨道。

王锡阐的宇宙模型还有一个新特点：“五星之中，土、木、火皆左旋。”
即和天体的周日视运动同方向。他由此推出一组计算行星视黄经的公式。
这个说法在当时很新颖，引起一些人士的注意。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这里
王锡阐是错的。

王锡阐在《五星行度解》中对“水内行星”的讨论非常值得注意：“日
中常有黑子，未详其故。因疑水星本天之内尚有多星，各星本天层叠包裹，
近日而止。但诸星天周愈小，去日愈近，故常伏不见，唯退合时星在日下，


星体着日中如黑子耳。”他认为内行星凌日可以解释太阳黑子。这种想法
当时在欧洲也有，比如伽利略（Galileo）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一书中就提到过。王锡阐作为历史最早明确提出“水内行星”猜测的人之
一，是值得一提的。

王锡阐的其他天文学著作主要有：《历说》　5　篇（约　1659　年），《历
策》（约1668　年后），《日月左右旋问答》（1673），。。　《推步交朔序》（1681），。。　
《测日小记序》（1681），以及《大统历法启蒙》（1663　年后）和载有24
份天文表的《历表》3　册。

王锡阐还有一些已经佚失的天文学著述：《西历启蒙》是简述西方天
文学纲要的；《历稿》是用中国传统历法推算的年历；《圜解》是讨论几
何学的；《三辰晷志》是为他自己设计制造的一架天文观测仪器所写的说
明书。

王锡阐致友人书信中，有四封论及天文历法问题，依次为：1668　年《贻
青州薛贻甫书》，1672　年10　月5　日《答四明万充宗》，1673　年9　月11
日《答朱长孺书》，1681　年《答嘉兴徐圃臣》。

拒不仕清，隐居治学，是当时明朝遗民中普遍的风气。王锡阐也不例
外。他除了研究天文历法之外，也有志于其他方面的著述。他曾打算写《续
唐书》，但是“修而未竟”，遗稿也未留存。在潘柽章等人私修《明史》
的活动中，王锡阐曾承担撰写“十表”的工作。但十表遗稿，今天未见留
存。王锡阐还写过一些诗文辞赋，他的诗被认为刻深文简，质以理胜，谈
不到太高的文学水平。这些作品今天仍保存下一部分。

3．天文观测
王锡阐以观测勤勉著称。在他去世前一年（1681），他自己在《推步
交朔序》中说：“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变周
改应，增损经纬迟疾诸率，于兹三十年所。”在观测理论上，他已达到较
高的认识水平。

在与《推步交朔序》同年写成的《测日小记序》中，王锡阐回顾了自
己的天文观测。他指出除了要有熟练的观测者和精密的仪器之外，还必须
善于使用仪器；而即使如此也还不够：“一器而使两人测之，所见必殊，
则其心目不能一也；一人而用两器测之，所见必殊，则其工巧不能齐也。”
这表明王锡阐对于仪器的系统误差（工巧不齐）和观测中的人差（心目不
一）都已有了较为正确的概念。

从各种情况来看，王锡阐的观测精度，因条件所限，不可能达到很高。
王锡阐一生贫困，不可能拥有诸如私人天文台、大直径测角仪器、精密时
计等设备，也不能雇用助手。他无子女，而且死后历学竟无传人，表明他
没有这方面的门人弟子可充助手。他曾“创造一晷，可兼测日、月、星”，


取名“三辰晷”，但这至多只是一架小型仪器，而且实用价值有多大还值
得怀疑，因为关于他的天文观测活动留下的唯一一条记截是：“每遇天色
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即在旧式瓦房的人字型屋
顶上作目视观测。

影响观测精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计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