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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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形成个人医学特色。不仅治愈许谦的风疾，还为乡里许多患者解除
了病痛。他医德高尚，待人谦恭，淡泊名利，医名很大。
朱震亨一生著作甚丰，手著医书主要有《局方发挥》、《格致余论》、
《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和《外科精要发挥》等。现仅存前三书，
而以《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为其代表作。经门人整理的著作尚有《丹
溪心法》及《附余》、《脉因证治》和《金匮钩玄》等。其他一些著作，
如《丹溪手镜》一书，清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称是朱氏“耄年所作”，
未知其依据。《产宝百问》五卷，署朱氏撰，日本丹波元胤在《医籍考》
中谓“可疑”。至明清书目中尚有《丹溪活幼心法》、《治痘要法》、《丹
溪秘方要诀》、《丹溪医案》、《丹溪集》和《朱氏传方》等，这些书籍
现多不存，无法知其内容。其他如《素问纠略》、《丹溪治法心要》和《丹
溪脉诀指掌》等书，则为托名朱氏之作。
朱震亨的主要医学成就反映在如下几方面：
1。反对泥守《局方》
北宋政府曾编撰《和剂局方》5 卷， 21 门，收297 方。该书证、法、
方、药、制法具备，颇便应用。至南宋绍兴时（ 1131—1162），又增补绍
兴、宝■、淳■年间方，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分10 卷，14 门，
收788 方。使之内容更加丰富，流传至广，甚至形成“官府守之以为法，
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局面。无论民间
还是医生，治病时按证套用成方，不知用药加减化裁，这种拘泥不化的医
风，客观上阻碍了中医因时、因地、因人辨证施治的优良传统。为此，朱
震亨撰著《局方发挥》，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指出：古人“以
神、圣、工、巧言医”，又强调“医者，意也。”说明医生必须具备高明
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临诊时要掌握据证用药、因人施治的本领。治疗疾
病如同对待敌人的大将，又如同操浆划船的舟人，要善于临机应变。如果
只拘守《局方》的有限方剂去应付无限变化的疾病，就如同“刻舟求剑”、
“按图索骥”，即使偶然有效，也只能是侥幸于万一。且由于人的体质、
年龄、形志、脏腑器官、病程长短、接受药物的能力等各有不同，加之地
域及四时的分别、某经用某药、君臣佐使、药量轻重、正治或反治等方面
均有差异，都需综合考虑，才能收到对证用药之效。而《局方》则只在各
方之后，条述证候，列出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并没有临症施治、变通化
裁的论述。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表面看立法简便，而实际上中医
辨证施治的灵活性则很难体现。以《局方》所列至宝丹、灵宝丹而论，均
谓治中风不语、中风语涩。但是从分别病因和疾病程度看，则有很大不同。
如中风不语，有失音不语、舌强不语、神昏不语、口噤不语等区别。中风
语涩，有舌纵语涩、舌麻语涩的分别，病情有很大差异。又如治大肠便秘，
也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
一个好的医生治病，必须寻找病因，分别病邪的虚、实、轻、重，再
按标、本、缓、急进行施治。这些议论，对于两宋以来流行200 多年的《局
方》的权威性，无疑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
大，但论述严谨，辨理精透，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对元以
后医风有很大影响。
2。倡导“阳有余、阴不足”论
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所阐发的“阳有余、阴不足”论，正是源于
宋朝理学思想。北宋理学家程灏、程颐在《濂洛关闽性理集解》卷二中曾
说：“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虚，一盈一虚，
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朱氏受这一思想启发，认为人之始生和成长，
都和天地之气有关，他说：“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
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他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的状况，
综合人的生、长、壮、老、死的生命发展规律，认为人体生理和病理同样
是包含阳有余和阴不足的两方面含义。生理上“阳有余”是相对阴精而言，
人体的阳气先成而后绝。“阴不足”指人体阴精（主要是肾阴）难成而易
衰。人的一生只有30 年是视、听、言、动的最旺盛时期，如男女分别在
30 岁和20 岁时始议嫁娶，而女子49 岁经断，男子60 岁精绝，就只是30
年的光景。病理上“阳有余“指各类因素，尤其是饮食、情欲等，极易引
动相火为病（相火与君火相对而言，君火即心火，相火寄位于命门、肝、
胆、三焦诸脏）。“阴不足”指人体阴精，在发病过程中，极易亏损。为
此，朱氏认为保持阴精的旺盛极为重要。他提醒人们要注意清心寡欲，茹
淡节食，保持阴精不伤。还指出16 岁以下少年穿衣不要过暖，因“下体主
阴，得寒凉则阴易长，得温暖则阴暗消”。至于老年人，六七十岁以后，
精血本已枯耗，脾胃虚弱，平居无事已容易产生多痰、便秘等热实之证，
因此更需禁忌酒、肉、油腻、辛辣之物以及色欲之劳，这样才能“保全天
和”。
3。“相火论”的提出及其对火热理论的发展
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
也可以说这是他在医学病理方面的见解。朱氏认为“凡动皆属火”，火内
阴而外阳，人体阴精在发病过程中，极易亏损，各类因素均易致相火妄动，
耗伤阴精。情志、色欲、饮食过度，都易激起脏腑之火，煎熬真阴。阴损
则易伤元气而生病。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相火”是“元气之贼”。
妄动的相火，又与君火（心火）密切相联。相火即寄位于肝肾阴分。如“君
火不妄动，相火惟有禀命守位而已”。朱氏的“相火论”与前代医家认识
相比已有发展。如金刘完素根据《素问·至真要火论》认为百病之生，皆
由风、寒、暑、湿、燥、热六气所致，六气皆可化火，强调外在因素。金
张从正又持火邪之说。元李杲从火对元气的耗伤角度出发，认为“火与元
气不两立”，强调内在因素的致病性。朱震亨吸收各家之说，在“相火”
理论上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对于相火的种种特性，朱氏还根据程朱理学思想和自己的临床体会，
提出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在养生预防方面，他提出：因“火之体动，动易
而静难”，故应遵循理学某些思想以防相火妄动。如谓“儒者立教，曰正
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医者立教，恬淡虚无，精神
内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动于妄也”，就是采用周敦颐之言“圣人定之以中
正仁义而主静”及朱熹之言“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
的强调治心方法。故在疾病治疗上，朱氏侧重滋阴以降火，滋阴为本，降
火为标。如“大补阴丸”一方，就是采用黄柏、知母降阴火，熟地、龟板
等补肾水。另外，他还认为一些药物如甘草、白术、地黄、泽泻、五味子、
天门冬之类，均为味厚补阴药物，用于虚者补气最有功效。同时，他还提
倡平日食用“自然冲和之味”，如谷、蔬、菜、果，收取补阴之功，这一
思想对后世很有启发。
由于朱震亨对相火的生理、病理特性在理论上有较全面的阐述，并在
临床应用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疗方法，使金元时期的火热理论又有了明显
进步，从而确定了“滋阴”学说的学术地位。
4。杂病证治的特色
朱震亨在杂病的临证治疗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他根据明代医家王纶《明
医杂著》关于“丹溪治病不出乎气血痰郁”之说，提出用药大法有三，即
属于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久病属郁，
治方有越鞠丸。气、血、痰三病，多兼郁证，郁久可以生病，病久亦可生
郁，误药杂乱亦可成郁。因此，气病兼郁，要用四君子汤加开郁药。血病、
痰病治法相同。
对于气与血之病，朱氏指出，不能混同，如体虚之病，要分明气虚、
血虚。若参、芪之属，治气虚最宜，倘血虚用之，则使阴血虚耗，反而增
病。对于气血之作用，朱氏指出：“人以气为主”，“阳（气）宜降，血
（阴）宜升，一升一降，无有偏胜，是谓平人。”表明气与血关系至为密
切，必须善于调摄。根据前述观点，说明朱氏在气血痰郁四方面的论述很
有特点，他能区分标本，辨证用药，为后世所推崇。
综上所述，丹溪学说诞生于元代中期，兴盛于元代后期及明代，无论
在医学界还是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著名学者如宋濂、戴良等，
对丹溪学说都充分肯定，认为可与金代三大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并
列，这也就是以后所提的“金元四大家”。
朱震亨的许多弟子，后来都成为著名医家。如赵以德（良仁）师承朱
氏学说，著有《金匮方衍义》，对杂病颇有发挥；戴思恭（原礼）补著其
师《金匮钩玄》，自著《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不但总结了丹
溪学说，并加以阐发，为世人所重；王履（安道）著有《溯洄集》，他结
合张仲景的《内经》要旨，发扬了朱氏学说，使丹溪学说兴盛一时。明清
时代，医家刘纯、徐用纯、王纶、虞搏、程钟龄等亦多吸收朱氏学说，特
别是朱氏重视的“滋阴”学说，对后世医家影响至巨。
朱震亨的学说不仅在国内受到医家重视，同时也受到日本医家重视。
1487 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日本医家田代三喜曾在我国留居12 年，
专攻李杲和朱震亨医学，返国后成为倡导李、朱学说的日本医学著名人物。
其弟子曲直濑道三撰著的《启迪集》8 卷，对朱氏学亦颇多阐发。
文献
原始文献
＇1＇（元）朱震亨：格致余论，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元）朱震亨：局方发挥，上海受古书店石印本。
＇3＇（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丹溪心法附余》本，中医研究院
藏。
＇4＇（元）朱震亨：金匮钩玄，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5＇（元）朱震亨：丹溪心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研究文献
＇6＇（明）戴原礼：证治要诀，《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5。
＇7＇（明）戴原礼：推求师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8＇（宋）太医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9＇（清）张伯行：濂洛关闽性理集解，带月楼本，1715。
＇10＇钱曾：读书敏求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11＇丹波元胤：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贾鲁
程鹏举
贾鲁字友恒。泽州高平（今山西高平）人。元大德元年（1297 年）
生；至正十三年五月十六日（1353 年6 月17 日）卒于濠州（今安徽凤阳
东北临淮关）。水利。
贾鲁自幼有远大志向。长成后，谋略过人。延■、至治年间（1314—
1323），两次中举。泰定（1324—1328）初，任东平路儒学教授，后任潞
城县尹，又升户部主事，未及上任，服父丧回籍。后被起用为太医院都事。
时诏修宋辽金三史，又调任宋史局官。书成后，迁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
官。官员考绩中名列第一，又调任中书省检校官。上书指出当时富户兼并
贫民及流亡人口，致使国家租赋收入流失之弊。不久任监察御史，提出御
史奏事应直接呈给皇帝，而不应经过其他官员。后升任都事。调任山北道
廉访副使。又被召回任工部郎中，提出关于工程建设的19 项建议。至正九
年（1349）受命主持山东、河南等处行都水监。至正十二年（1352）升任
中书左丞。次年病卒。
贾鲁生平事迹，以治黄工程最为突出，而尤以堵塞黄河白茅决口工程
脍炙人口。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在今山东曹县白茅堤决口，数年
未治。其间贾鲁任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曾巡行遭受水灾的郡县。至正
九年二月任行都水使者，奉旨勘河。他“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
里”，对河患情况有所了解。当年五月，决口之水东北注沛县，冲入大运
河，危及漕运和盐场。是年冬，复出为丞相的脱脱亲自负责治河，集群臣
合议治河方案。贾鲁将自己此前往返查勘所得，绘图报告，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就决口以下新河道北岸筑堤，限制决河横流，工程量较小；一是堵塞
决口，同时疏浚下游河道，挽河回故道，工大费多。脱脱决定采用后者。
四月，贾鲁受命以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总领治河事宜，开始了黄河治理史
上著名的“贾鲁治河”。
治河工程包括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和堵塞决口三大部分。征发民夫15
万人，军队2 万人。七月份完成开河工程，共疏浚、开挖河道280 里54
步，同时修缮了原河道两岸堤防。计从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的哈只口
到徐州300 余里间，修补缺口107 处，大修北岸自白茅至今安徽砀山间堤
防共250 多里。八月，为挽河入旧河道，开始了最艰巨的黄陵冈堵口工程。
由于工程在汛期进行，这在河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要顺利地将大流量的
河水逼入旧河道，就必须采用非同寻常的手段。贾鲁首先在决口上下旧河
道上修筑刺水堤（导水堤）三道，西堤长12 里130 步，另两堤共长14 里
70 步。将主溜挑离龙门，以减轻合龙工程的压力。又在决口处修南北两道
截河大堤，北堤长10 里余，南堤长9 里余。在截河大堤缩窄决口口门的基
础上，从决口两端相向进占堵口。到农历八月二十九日（9 月19 日），进
入决河的水量仍然比进入旧河道的水量多一倍。所剩口门仍宽400 余步，
中间水深3 丈多。如不尽早堵塞口门，已疏浚的旧河道因水量较少很可能
重新淤塞，致使前功尽弃。贾鲁当机立断，于农历九月七日（9 月27 日），
将大船27 艘逆流排开，用粗麻索、竹缆捆缚大桅杆和长桩将各船坚实地连
接起来。再用麻绳及竹缆将船体周身捆缚，使其牢不可破，成为一个船体
方阵。在船阵前抛下大铁锚，又用长七八百尺的竹索，将船阵系在深埋两
岸的大木桩上。在船舱底部铺一层梢料，而后装满碎石，再将船舱用木板
封闭。船面上，在主桅杆下半部置横木三道，横木前置放竹篱笆夹草和碎
石，横木后再用木桩支撑，组成“水帘桅”。而后每船配备身手敏捷的水
工二人，各执斧凿，以击鼓为号，一齐动手将船凿沉。石船入水，顿时阻
遏水势，借助石船为基础，不分昼夜，追压埽工，一气将龙口缩小至一二
十步。此时水势猛疾，埽基撼动，“观者股栗”，多以为难以堵合。贾鲁
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于农历十一月十一日（11 月30 日）终于合龙。随
后又修船堤四道，护卫堵口埽堤。
这次大规模堵口工程，所用料物计大木桩27000 根，榆柳杂料66。6
万根，连根树木3600 株，秸料杂草733。5 万束，竹竿62。5 万根，苇席 17。2
万张，碎石2000 船，大小绳索57000 根，沉大船120 艘，用铁缆32 根，
铁锚334 个，竹蔑15 万斤，大石3000 块，铁砧14200 块，大铁钉33232
根。全部工程费用为中统钞1845626 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