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5-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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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等级化的教育在战争时期的延安即已出现。为解决中央机关领导子女的养育以及收养烈士遗孤的问题，边区政府成立了保育院，采取供给制方式重点包办党、政、军托幼机构机关幼儿园，适当扶持社团托幼机构的政策。“但边区保育院看护儿童需要核查父母的干部身份和工作单位，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孩子父母身份不同，所得待遇差别很大，连孩子母亲的补贴也有很大的差别，内部分化严重。”蔡迎旗。幼儿教育财政投资政策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诚如研究者言，这种过分对党、政、军干部、特殊人群子女利益倾斜的财政政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教育财政的公平性都有消极影响。
重点学校制度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办学经历。当时边区即面临普及教育与提高质量的矛盾。1940—1941年，为提高教育质量，追求“正规化”教育，建设了一批资源充足、设施完备、师资良好、具有示范性的“现代学校”，关闭和兼并了众多条件差的学校，导致学校和学生规模大幅减少。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这一政策被指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而遭受了批判。
1949年之后，进入城市的领导干部阶层的特殊利益逐渐显现出来。在半军事化、供给制、单位制的管理模式下，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经费充裕、设备精良的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军区的八一中学、空军机关的育鹰学校、101中学等等。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或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何东昌，吴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149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由于它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具有明显的特权色彩，引致普通市民的不满。它引起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警惕。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78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停招寄宿生，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从1955年暑假起，北京市所有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住宿生。从1956年春季起，全国干部子女小学停止招收住宿生，逐步改为由普通小学招收附近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子女为走读生。各部门办的干部子女小学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接管，以便统一管理。何东昌，吴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532~533
该报告称当前干部子女小学存在的主要缺点是特殊化。一是生活待遇优裕，许多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据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个干部子女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接学生的小汽车共359辆次，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二是经费开支过大。主要是由于编制大，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之比为6∶1，而一般大城市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造成孩子脱离群众，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且娇生惯养，不爱劳动，不懂礼貌，利少弊多。
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在大城市，干部子女集中在那些办学条件好、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在北京，它们成为“文革”之初“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成为“西纠”、“联动”等“红色恐怖”活动的重灾区。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文化大革命”与教育乌托邦
1。被政治掩盖的公平
20世纪50年代初普及型的大众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对分数标准的强调，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被拒之于校门之外。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
毛泽东成为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并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教育革命”加以冲击和抗衡。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除了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另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对教育公平的关注。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毛泽东强烈主张教育发展要面向农村，反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1957年3月，他明确提出：小学教育必须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农村，提倡群众集体办学；中学设置应适当分散，改变过去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特别是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1911958年他提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71965年，他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称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文化部门“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40627同时，他推动缩短学制的改革，要求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提出在国家办学以外，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可以发展民办教育。另一方面，他提出通过改革考试制度扩大工农子弟的教育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1958年的教育革命可以视为“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一次预演，其基本价值、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区别仅在于：1958年的教育革命主要通过体制内的途径和方式进行，虽然包括严重的冲击，但仍是一种改革；而1966年之后是用“砸烂”旧体制、推倒重来的“造反”和“革命”方式进行的，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可谓前所未有。毛泽东的所有教育诉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之类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包装，通过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开路和推行的，以至于“文革”“教育革命”留下的记忆，只是打砸抢之类的“造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苦难史。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理性解析，可以看出：对教育政治功能的过度强调和夸大是其贯彻始终的重要特征。但作为听取过杜威演讲、在五四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教育思想显然还包括许多具有认识价值的内容，例如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反对城市中心的教育、重视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机会，等等。“文革”时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改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格局，将农业院校等下放到农村，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卫生员。
——加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农村扩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中小学下放给农村和街道，实行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
——缩短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的学制；简化教育内容，学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实用知识技能为主。
——发展多种形式、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如“七二一大学”、耕读小学、马背小学等等，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扩大工人、农民子弟受教育机会。
——实行“开门办学”，让学生走出学校，在学工、学农、学军的社会实践中，在工厂、农村的大课堂中接受教育，以打破“教师、书本、课堂”“三中心”。
——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和各种学校的差别（取消男校、女校、华侨学校、职业学校等），中小学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取消各级学校的考试制度，反对用“教育质量”和分数标准把工农子弟关在门外，否定教育中的等级制、智力主义的取向；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居民、机关干部也下乡，“到农村去”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口号和主流价值。
——打击和降低教师的地位作用，批判师道尊严，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具有某种合理的价值内核，但方法是相当简单粗暴的。其中影响最大，最能显示毛泽东的政治浪漫主义的，当属取消学校考试制度，包括取消高考制度。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没有考试的教育
在“智育至上”的教育氛围中，分数成为学生的“命根”。而分数是由考试产生的，考试于是成为“万恶之源”。毛泽东作过许多著名的批示，对考试和分数深恶痛绝。1958年的“教育革命”即实行了高考制度改革，放宽了对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限制，开辟了保送入学的途径。1964年，他对北京铁路中学校长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的一份报告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一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4同年，他在与毛远新的讲话中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做打击对象就好了。”毛泽东。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68
分数和考试不仅是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敌人，而且，也被认为是减少劳动人民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原因。因而，自“文革”停止高考开始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强烈要求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推迟举行1966年的高考，大中学校开始停课搞运动。，改革考试制度也成为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1970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李志华。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人民日报，19700921招生制度改革被视为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至少在表面上，它追求的是扩大工农兵的教育机会。例如，1973年《教育革命通讯》的一篇文章称：“大学从什么人中招生，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明确指示‘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大学招生制度的根本改革。教育革命通讯，1973（7）
这一改革其实在“文革”前即已开始，最早是由毛泽东所欣赏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的。为了使教育面向农村，从1963年起，农、林、医、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即采取公社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并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社里来，回社里去）分配办法的试点。到1964年初，全国已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所中等农业学校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办法。罗永藩，彭治富。学生从公社中来，毕业后回到公社去。光明日报，196403261964年，教育部和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以“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政治思想好、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7岁以下、有三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362这几乎是“文革”中“七二一大学”、“工农兵学员”的雏形。
从1970年起，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6年之后，部分高校恢复招生，至1976年，共招收了7届学生，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标准是强调实践经验，招收学生的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其中党员占46。2％，团员占38。1％，非党员占15。7％。郑谦。被“革命”的教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83
这一改革的实效众所周知。由于取消了学术性的要求，强调政治标准和实践标准，致使学生的学习程度参差不齐，教育质量很低。据1972年对北京市11所院校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的调查，学生中相当小学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初中以上程度的占20％。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20在招生中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志愿和兴趣，出现全然没有美术爱好的人“为革命学习美术”、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被迫学医等极不合理的现象。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作为改变命运的出路，对入学机会的争取变成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就实际经验，即便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多也并非来自普通的农民家庭，而往往是农村干部如支书和会计的孩子。
由于“文革”中地方干部受到冲击，其子女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未受冲击的军人、军干子弟的利益凸显。对大学招生“走后门”现象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军队干部子弟身上。1974年6月，南京大学政治系的部队学员钟志民主动申请退学，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