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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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又是给现在主人的对立面看的，因为现在主人的对立面将来可能成为他的新
主人。这样的“二丑”充满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每一个缝隙，他们也是时代症候
的显性标示，正如钱理群所论：“越是到统治危机严重的时候，这种折衷主义的、
奴才表演性的语言就越要盛行。”（《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
俄罗斯的圣愚与中国的优孟
无独有偶，俄罗斯文化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颠僧”或“圣愚”传统。学者汤普
逊专门写了《理解俄国：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一书研究这个有趣的问题，为人们
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进入俄罗斯文化的入口。他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圣愚”们古里
古怪的外貌：“俄国的圣愚裸体也好，着衣也好，身上都要披挂几磅重的铁制物件
，有锁链、十字架和其他的金属物品。有的还佩带铜环、铁环，甚至铁帽盔。但是
，名气最大的圣愚，如伊万·科列沙或格里高里·拉斯普津，却穿着普通的农民服
装，当然褶皱破旧，但是没有装饰品和铜铁物件。”这些怪人的言行举止深刻地镶
嵌进了俄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连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也自己说自己的身上有“颠僧
”的特性。汤普逊认为：“圣愚平生所受到的崇敬、惧怕和嘲讽的混合态度对待，
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威权的可以接受的、恰当的反应。”在俄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
圣愚”，是受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宠幸的拉斯普津。拉斯普津一度成为俄罗斯最
有权势的人物，不仅沙皇本人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还谣传说他与皇后有染。有不少
旧俄贵族将其看作是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罪魁祸首。然而，并非拉斯普津导致了末
世的来临，而是末世需要催生出这样一个“颠僧 〃来，正像汤普逊所指出的那样：
“拉斯普津因为残暴、强横和性行为混乱，配称为魔鬼，但是，因为他的神秘的精
神力量、偶尔的虔诚和温和，他显然又被称为神圣。”拉斯普津的出现，是“罗曼
诺夫王朝自我催眠的一个案例”，他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与俄罗斯的“圣愚”传统相比，中国的“优孟”传统少了宗教信仰的狂热和对
彼岸世界的观照，更多的是世俗功利的追求和虚无主义式的游离。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人料想不到的变化，“优孟中国”迎来了一个“作秀时
代”──“我秀故我在”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宣言。在影视屏幕上是“群丑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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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狠狠地作秀”的戏剧策划人张广天，从“以电视为家”的传媒学者的余秋雨
把玩海上旧韵赚得大钱的画家陈逸飞，以及一北一南两大“怪胎”──“词坛怪才
”张俊以和“影视巨鳄”邓建国，且不论才华多寡、学历高低、地位尊卑，共同之
特点为：皆是作秀的高手，优孟中的优孟。在这样“思想解放”的时刻，就连企业
家们也认识到了“作秀是第一生产力”。于是，牟其中宣称要炸掉珠穆朗玛峰，张
朝阳穿着宇航服走上街头，杨斌被任命为朝鲜“新义州特区”的“特首”，吴征顶
着“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帽四处张扬……真个是：“全民大作秀，全民大发财。”
最有意思的还是被文化精英余秋雨册封为“艺术大师”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赵
本山将以“性”为噱头的东北民间文化“二人转”提升到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主打
节目”的高度上，实在是功不可没。我不知道后人会如何看待以赵本山为表征的、
我们时代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但我知道赵本山至少是“优孟中国”在
“丑角时代”的集大成者。在我看来，赵本山的小品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农民兄
弟的生活真相，而他本人早已从农民的身份“脱胎换骨”、并当选“全国人民代表
”了。学者任不寐一语道破了真相：“赵本山的作品基本上是官方农村政策宣传符
号的简单图解。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一种艺术化了的政治谎言。所以与其说赵本
山表达的是农民的快乐，不如说表达的是一个进城而且没有遭遇警察驱逐的农民的
快乐。……赵本山现象也说明了这个时代在文化上的穷途末路──一个民族的文化
艺术的兴奋点集中在农民式的自嘲上，不仅说明意识形态的彻底瓦解，也说明了这
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已经贫乏至极。”（《赵本山现象》）正如大观园里需要一个打
打闹闹的刘姥姥，人肉宴席上也需要一个像打太极拳一样制作印度抛饼的杂耍型厨
师。赵本山并不憨厚，他比大多数观众更加聪明！ ，他知道如何一边“愚君”一边
“愚民”。赵本山虽然没有成为“拉斯普津”，却成了“大小通吃”的“韦小宝”
。如果“韦小宝”们依然是时代的“幸运儿”，那幺“鲁迅”们便无法摆脱被凌辱
和被嘲弄的命运。
我们真的生活在现代吗？不，我们依旧生活在古代。戴上了面具，抹上了油彩
，我们都是优孟。
我们拥有了文明吗？不，我们依旧陷入在愚昧之中。失去了耻辱感，失去了疼
痛感，我们都是优孟。
铁屋子是优孟们最为得心应手、最为风光无限的大舞台。而鲁迅早已料到，他
的呐喊会被淹没在优孟们惊涛骇浪般的“帮腔”之中。□
2003年2月13日 （文中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络时代的阳光
假如没有网络的话，上海交大的“招生黑幕”，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就地上演完了。然而，对于那些幕后的“黑手”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网络这样一个新冒出来的揭露“黑幕”、主持正义的“侠客”。网络像一道光照亮了幕后的那些骯脏的交易。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一种名叫“代号红色”的病毒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中心的服务器，校园网无法与公网连接，学生们只好在校内局域网上闲逛。教务处的代码就是“jwc”，那份没有设密码的招生“机动指针讨论材料”被学生轻易获得。精通网络技术的“好事者”将这份材料从交大的局域网里“宕”出来，贴在交大“饮水思源BBS站”的快讯板上，二十分钟后被版主删除。但是，“消灭信息”已经不可能了，它立即成为当天十大热门帖子之一。随后，这份资料像野火一样在网上蔓延，扩展成为一种“公共信息”。
这份材料分为“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二零零一年上海生源百分之一百二十内部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录取中必须保证专业情况及处理结果汇总”等六项，每项又包括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学校加分因素、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等栏目。花名册中仅上海生源一项，就有十一人的考分低于交大的投档控制线，另有低于交大理工科投档控制线的十三人报考了工商管理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专业。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每个陌生考生背后还有“委托人”与“委托机构”的名单，名单中涉及了六十八名个人和十个机构的真实名字。这些“委托人”当中，既有市里的政要，又有教育部的官员和当地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既有两院院士，也有企业老总等重要人物。考生与“委托人”的关系多为亲属，如子女、侄、甥。
当《南方周末》记者到交大校长办公室采访的时候，交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蒋宏告诉记者，此事“正在调查之中”、“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们正在研究向教育部汇报。同时，他又颇为“委屈”地告诉记者，这种花名册不仅交大一个学校有，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了名单的真实性，但仅称之为“工作记录”。他们一方面坦承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错误”，另一方面却表示今后要管理和使用好网络，至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披露”原则，则“有待解决”。
高考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具公信力的考试，所谓“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不公正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考试过程中的作弊现象日趋严重，近年来，媒体披露了某些地区考生、老师乃至教育管理机关相互串通、集体作弊的可耻事件﹔但是，招生过程中的黑幕却一直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也一般忌讳莫深。在小百姓们看来，招生过程封闭而神秘。殊不知，这种封闭和神秘是“相对”的，某些特殊人物能够自由出入由武警把门的招生场所，并将一大迭“条子”直接送到具体负责经办的人员手上。这些情况从来只在人们的口头上传说着，传统媒体都避而不谈──要知道，能够往招生现场送进“条子”去的，显然不是我们老百姓，而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大人物。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呢？
终于有一天，网络开始挑战黑幕。“交大丑闻”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网络最大的特色就是透明，网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黑暗。我感谢那个最初将消息透露到网络上的人士，他是一个网络上的“罗宾汉”。他虽然孤身一人，却将一个庞大的黑幕揭穿了。让我高兴的是，人情、关系和权力交织起来的一张传统的“网”，却遇到了另一张更大的“网”──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少的金钱，你都不可能绝对地控制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言论。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什么是“平等”？这就是平等。网络为我们带来了一线曙光。
然而，我无法理解的是，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材料属实，却没有明确表示校方将如何处理此事。交大校方会不会给广大网友及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们一个明确的交待呢？迄今为止，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仍然没有听说过什么人因此而受到相应的惩罚。相反，那些通过走后门进入交大的“贵族学生”们，依然还在交大的校园里逍遥着。交大的官员们从这一事件中获得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一定要管理好网络，网络上只能够流传对我们有利的内容。
最近，名单上的一名受益考生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是人们从那批显贵和他们的子弟们那些获得的唯一的回应。然而，我在这封信里没有看到一句真话和实话，也没有看到一句忏悔和歉意，我听到的却是一篇毫无愧色的“宣言”──“当大家都做贼的时候，最好的策略是我也做贼”。这篇宣言的作者，虽然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但他的文字已经老练得如老吏断狱了。如果没有他人代笔的话，我认为他的修辞才华已经不亚于某些中文系的教授。他这样理直气壮地质问大家说：假如你们也像我这样拥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在周围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托关系、走门路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会闲在家中、对孩子未来的命运不闻不问吗？当你的爸爸妈妈开始行动的时候，你会阻止爸爸妈妈采取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你的关爱吗？
这个少年的问题无比尖锐，似乎能够堵住公众的嘴。当旁人询问“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回答说：因为天下人都是盗贼──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比我还要厉害的大盗，而偏偏抓住我这个小盗不放呢？他巧妙地把众人对他道德上的指责抛回到众人身上。当人们陷入“存在就是合理”的铁的定律的时候，作弊者就从容地逃逸了。对此，《南风窗》的记者张立勤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述：“一种冰冷的理念在蔓延，它让人们面对腐败鲜有震惊和愤怒，而代之以漠然和艳羡。可怕的还不是几个该上大学的孩子失去了机会、而没有资格的却混进了大学。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离公平的原则还有多远？为什么面对素来被目为神圣的象牙塔中发生的显而易见的诸多不公正现象，我们却保持着长久令人不可思议的缄默？”耻辱已经不再是耻辱，而蜕变为光荣。不难想象，还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跟随其后。如果教育腐败是一时无法改变的现实，那么想捍卫自己的利益，除了参与其中之外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腐败比官僚腐败还要可怕。吏治腐败打击了民众对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的权力部门的信任，而教育腐败则摧毁了几代人对公正原则的信念。恢复信任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而重建信念则无比艰难。教育腐败加剧了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也恶化了社会各阶层的亲和关系﹔教育腐败动摇了一个时代基本的道德准则，也将知识异化为权力网络的附庸。
在此次披露的上海交大“机动指标”名单中，背后的“大人物”不乏教育界的精英（院士、博导、教授，可谓星光灿烂）。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拥有与学术荣誉一样光彩的道德声名。向来以指斥腐败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却大规模地参与腐败事件，使人们的叹息更为沉痛。我们不能在张立勤的警示之言面前装聋卖哑：“有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在下降。当我们对新一代人发出责难时，也许更该反省当前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围绕‘机动指标’名单的观念之争，却使我们看到，钻营‘潜规则’正在变成一种振振有辞的常态。这才是我们真正最为痛心也最需要反思之处。”近十余年来，许多为人师表者不仅得不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也逐渐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公信力。青年作家张者的那部以北大法学院为背景的小说《桃李》，就为我们展现了高等学府中触目惊心的种种黑幕。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文化和精神生态基本上是“同构”的。既然教育者也成为腐败的积极参与者，那么谁有资格指责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呢？
除了对“教育腐败”和“教育者的腐败”的思索之外，这一事件引发我思考的另外一个侧面是：网络在“曝光黑暗”的行动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前网络时代”畅通无阻的“潜规则”，遇到了网络的挑战。两者是不可能获得妥协或者和解的。既然无法“擦肩而过”，那就只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从那些官员的言谈中发现了他们对网络的痛恨和恐惧，以及痛恨和恐惧背后的无可奈何。他们感觉到了昔日脚下坚实的土地已经开始松动──而这种松动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他们这个阶层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试图对网络实施某种形式的“管制”，但这也只能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罢了。网络的拓展以及信息的自由传播和获取，必将带来“潜规则”的逐渐萎缩乃至消亡。尽管这一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但是那越来越灿烂的阳光值得我们期待。
“世人都成了鲁迅可不好”
“世人都成了鲁迅可不好”—从王蒙的鲁迅观说起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批评痞子文学”与“寻找人文精神”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些坚持人文精神的学者批评说，王朔的痞子文学成为一种精神迷幻药，有效地慰藉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普遍的幻灭感。对于这样的批评，王蒙站出来为王朔辩护，在辩护之余还对鲁迅顺刺一笔： “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在《小议大师》一文中，他更是以一种王蒙式的排比和戏拟的修辞手法来消解鲁迅的价值：“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