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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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个广东人，买了四川候补道的官职，听说海关道既有权势、也有油水，便谋求调任海关。“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志”，于是带了二十万金到北京拜寿。他一出手就是现金十万的寿礼，而且门包仆费额外花了三万。这样一来，他在“福”字册上顿居首位。奕□心花怒放，请他上门出席酒宴，亲自把酒，奉为上宾。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海关道的官位。临行前，他去庆亲王府邸辞行，献上一枝四川邛州产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奕□很不满意：为什么送如此寒酸的礼物？待客人走后，他一摸拐杖，才发现拐杖头可以卸下，中空的竹杖里面装了银票三万两。奕□这才大喜，称赞说：“此诚可儿也。”
奕□的办法很巧妙：拜寿是礼节性的，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情世故”。所谓“礼尚往来”，算不上贪污腐败。谁不过生日呢？奕□选择“拜寿”作为索贿的“突破口”，与之相似，今日的某些贪官选择了“拜年”作为捞钱的新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是一个“人情炼达皆文章”的聪明人。1995年，尚在广西自治区主席任上的成克杰，春节前夕曾经一天走访四个市县。他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关心基层工作，给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拜年，实际上却是赶赴各地拼命收取红包，是“霸王硬上弓”式的让下属给他拜年。据行家估计，地方领导给成克杰这样级别的高官拜年，红包至少在十万以上。成克杰一天走四个市县，收入超过了一百万。一天之内即成为百万富翁，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敢想象。上行下效，在广西，仅仅以一个县委书记而论，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也会超过二三十万之巨，尽管跟主席大人相比望尘莫及，但是比起清朝时候“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来，也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成克杰的继任、广西的某主政者，最近也因行藏败露而受到审查。他堪称成克杰的“好学生”，在春节前后，也是打著“体察民意”的幌子，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州县。行程中，他始终带著还在上小学的孙子。这位首长凛然正气地向下属表示：绝不收取任何名义的红包。而下属们也心领神会：给首长的孙子“一点点”压岁钱，首长是不会怪罪的。于是，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孙子知”的情形下，首长满载而归。如此办事，真是滴水不漏，心思之巧、手笔之大，前无古人。庆亲王，你这个满清的王爷，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后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该有多么欣慰啊！同时，又该多么惭愧啊！比起你赤裸裸地、劳力劳心地操办祝寿典礼来，子孙们的手法多么艺术、多么含蓄、多么隐蔽啊！
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分析台湾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时，透彻地指出：买票在许多台湾人的眼里不是被理解成“贿选”，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来”以及“面子”有关的东西。“买票从一种政治行为（按照原则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行为），演变成人情风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象征性的行为。”由此，丁学良揭示出文化传统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用同样的视角来观察从昔日官僚们的“拜寿”到今天领导们的“拜年”，我们则发现了一个更加隐秘、更加晦涩的腐败地带。这种灰色的腐败，与那些相对暴露的腐败相比，对社会的进步更有致命的杀伤力。“人情腐败”和“面子腐败”在东方文化中最为彰显，对它们的根除，既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实土壤进行化验。
近年来，韩国的反腐败运动雷厉风行，高官显贵一个接一个垮台，在国民心目中声名狼藉。韩国实行的“阳光政策”，要求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公开银行帐户以及其他财产。这也许是遏制包括“拜寿腐败”和“拜年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的办法之一。“他山之石”，何时能够被运用过来“攻玉”呢？
数字崇拜与文字拜物教
手机号码的“吉祥”之风，逐渐由南方“北伐”到了京城。尽管经过媒体多次曝光，京城的手机选号之风依然不止。当《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北京有名的电讯商店中复店时，发现了一张“明码标价”的“选号单”。最贵的是尾数为连续的四个“二”的号码，标价为一万六千元（这个价格可以买十部普通手机）。店内的工作人员承认，这些号码的价格都是自己制定的，并没有经过工商部门的核定。越是有规律、越是“吉祥”的号码，价格就越贵。据说，在某些商店里，尾数连续是若干个“八”的号码，价格达到了八万的天文数字。据工商管理部门的人士介绍说，目前尚无直接针对“选号费”的法律条文，但可以肯定，那些标价数千元乃至数万元的“特选号”属于价格欺诈。另外，我国的反垄断法正在制定之中，一旦进入实施阶段，“选号费”的问题可以直接应用相关条文进行约束。
比起执法部门如何惩罚涉嫌欺诈的商家来，我更关心的是另外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仅仅从市场经济的理论来分析，“选号费”的出现是合理的——有需求，就有供给。那么，昂贵的“选号费”为什么没有阻挡住国人对数字的喜好？
原因很简单：国人有着源远流长的数字崇拜的传统。
那么，不妨进一步追问：国人为什么会对数字产生如此狂热的崇拜呢？
我们是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民族，我们在儒家和法家宣扬的功利主义的泥沼之中挣扎了数千年。我们把一条莫名其妙的“龙”作为图腾，骄傲地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我们把自称“天子”的流氓们当作君权神授的最高统治者，我们把压抑人性的“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基本准则。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都高度世俗化，与官方意识形态遥相呼应。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和对此岸世界的关爱，没有对生命的反省和对上帝的敬畏。我们的精神世界是荒芜苍白的，没有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所强调的“颤栗和不安”。在遇到灾难和挫折的时候，中国人习惯于用“命运”这个虚无的概念来掩饰自身的空虚无助。
于是，风水和巫术便盛行起来，数字崇拜也成为我们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推背图”和“黄道吉日”笼罩了我们的生活。在日历上，充满了密密麻麻的注释：什么样的日子适合出行、什么样的日子适合办喜事，什么样的日子可以给新房子“上梁”……都有着具体而微的规定。近年来，虽然教育普及、信息拓展、经济发展，但数字崇拜的传统不仅没有消亡，反倒越来越兴盛。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越是高官显贵，越是陷于迷信之中：从车牌号到门牌号，从电话号码到手机号码，无不反复研究挑选，乃至重金选购。于是，凡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字，只要其中包含有所谓“吉祥”的含义，都被标上的明确的价码出售。购买了数字，似乎就购买了“命运”；付出了金钱，似乎就拥有了好运。这是一种何等荒谬的思路啊，既反映了某些特权阶层内心的恐惧和惶惑，又表现出他们因无知导致的傲慢和张扬。更加可笑的是，有些数字崇拜本来是地域性的，后来也逐渐征服了全国。比如，“八”念作“发”，那是广东人的事，那是广东话的读音。广东人把“八”当作宝贝倒还情有可原，别的地方的人也一窝蜂地跟着以“八”为“发”，就不伦不类了。
与数字崇拜相联系的是文字拜物教。学者陈传席在《悔晚斋臆语》中有一篇《古今翻译之异》。他说：“古代，吾国译者译外国或外族地名、人名、朝代名，多用：奴、倭、赖、卑、乞、犬、吠、痢、女、月（肉）、龟、婆、尸、秽等字。如匈奴、倭奴、鲜卑、女真、吠陀、寇头、天毒、龟兹……”而到了近代，“中国译者译欧美等外国地名、人名等多用：英、美、利、坚、吉、德、威、大等壮雅之词。如美利坚、简称美国，既美、又利、又坚硬。如果在古代，必译为：霉里尖或霉里奸，简称霉国。英吉利在古代必译为痈肌里，或佣急哩，最客气也只能译为莺鸡里。法兰西，若在古代必译为：发烂稀。……一代译者及文人心态，于此可见。”写到这里，作者于是大发了一通议论：“古之人，视外族、外国为奴、倭、犬、吠、卑、尸，我之气盛也，气盛则国盛。今之人徒莫慕他人为英、美、利、坚，长他人之气，则自己之气弱也。气弱则国弱。他人气本盛，我又以英、美、利、坚鼓之，则气犹盛。”作者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说：“译者当以传统译法、兼采吾新说，如霉里尖、痈肌里等重译外国地名，则我中华足以制之也。”
我原以为陈教授在开玩笑，再三阅读上下文，乃明白他是在很真诚地作强国的建议。此文如果是贴在《人民日报》之“强国论坛”上，一定有很多爱国的网友表示支持。然而，我却怀疑，仅仅是文字的转换就能带来自身国运的兴隆，就能将他国诅咒入地狱吗？这是义和团的思路，他们以为身上挂着神仙的符号和咒语，就能够刀枪不入了。陈传席读书破万卷，且有过到西洋和东瀛讲学的人生经历，居然还有如此迂腐陈旧的想法，只能说明他受文字拜物教的毒害太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真是应当大步流星地走出书斋，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如是，方能破处数字崇拜和文字拜物教的迷惑，打通知识与生命体验、贯穿学问与精神追求。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
——读奈保尔《河湾》
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立尼岛的奈保尔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奈保尔虽然有印度血统，却是英国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对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尖锐批评，招致了被批评者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猛烈回击。然而，我们无法回避奈保尔提出的问题：第三世界的落后和衰败，除了昔日西方的殖民掠夺之外，是否还有其自身的原因？这些区域现今的“自我殖民”状态，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无助于改变他们的生存现实，因为他们当下面对的是“元首与人民”、“血与土地”的重重纠葛，是专制的肆虐和人心的败坏。奈保尔在代表作《河湾》中为我们描述了深陷于“一九八四”之中的非洲大陆的轮廓，他的文字一直深入“黑暗世界”的内部。该书的译序作者陆建德指出：“《河湾》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涵义极为丰富，中国读者会感到它的故事既陌生又熟悉。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人已有足够的自信来接受这样一部小说。”但愿陆建德的乐观的估计是我们真实的心理状况。
《河湾》的主人公是西方流浪青年萨姆林，他到这个河湾小镇来寻梦，很快梦便破灭了，最后只好坐着汽船离开，身后是白茫茫的一片。“河湾”是一处充满象征意味的地方，它的真实背景是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小说开始之后不久，“总统”领导人民赶走了西方殖民者，一夜之间，从国家的名字到城市和街道的名字统统都改变了，不分贵贱，人人都成了“公民”。殖民者的住宅被摧毁，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被当地人拿来泡木薯。殖民者修建的河湾小镇日益凋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小镇的旁边正在兴起一个“新领地”总统充满激情地宣称，新领地将是新非洲的缩影，“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新领地陷入了比河湾小镇还要迅速的衰败之中：百姓随意丢弃的垃圾堆积如山，贪婪的官员们毫无管理城市的能力，规划的大学成了养鸡场。即便如此，总统依然认为他的理想已经实现：非洲人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也可以坐到有仿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新领地的照片登在那些关于非洲的杂志上，那些杂志虽然是在欧洲出版的，出资的却是总统的政府；而在本国的报纸上，却引述这些西方人从来不看的杂志上的报道，赫然是“西方人羡慕非洲的日新月异”之类的标题。
总统是国家的缔造者，他组织人民去参观他那修葺一新的“故居”，他的母亲的雕像也树立起来，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张报纸和每一条街道上。“报上登出来的照片里，只要外宾和总统占的版面一样大。和本地人在一起，总统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形象出现。即便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版面一样大，但总统只登出头像，而其他人则是全身照。比如这张总统和南方官员讲话的照片，就是从总统肩膀上方拍的，总统的肩膀、头部和帽子占了照片的大部分地方，官员们像一个小圆点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衣服也穿得差不多。”他逐渐从普通人中间“超拔”出来。凡是违抗他的意志的人都被消灭了，凡是歌颂他的功勋的人都飞黄腾达了。总统经常对人民发表演讲，他演讲的主题几乎是一样的：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而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想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必须深入下去；非洲人必须是非洲人的样子，必须大大方方地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认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事物和医药，这都是好东西，不要像孩子们一样盲目追捧罐头食物和瓶装药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发奋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于律己，等等。总统说话的口吻和姿态被大小官员模仿和学习，“大家”都按照总统的方式表达着，结果所有的表达都是言不由衷的。
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总统”们即将得势。他在《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中生动地描述了俄罗斯阴暗的未来，这种预言终于在斯大林时代变成了现实。斯大林用他全部生活、行为、意向证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满身血污的、非常可怕的人。而《河湾》中“总统大人”的闹剧也再次证实了这样的真理：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由于掌控着强大的军队以及对民众长期的教育灌输、新闻宣传，总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背后的“神光圈”日渐闪亮，他成了比上帝还要荣耀的“人间之神”。总统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语录，每一页上都印着他的两三条光辉思想。他组建了庞大的“青年卫队”，“青年卫队”的成员们上街游行，挥舞语录，呼喊总统神圣的名字。不久，“青年卫队”又被总统解散，驱赶到乡村里去“传播文明”，但他们却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让困窘的乡村雪上加霜。这一情节与“文革”时期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现实情况而言，从掌权以来，蒙博托就一直在模仿“文革”中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就抽象的政治哲学而言，要维持“一九八四”的社会结构，就必然需要一个万能的“老大哥”的角色。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那样�
